抗日戰爭時期，軍統的鋤奸行動對日偽造成了不小的打擊，那麼軍統是如何鋤奸暗殺的呢？

1、有的放矢，提前設定目標，獲得批准

上海區只是軍統的一個外勤單位，也是就是一個工作執行單位。它本身並沒有想制裁誰就制裁誰的許可權。依照不成文的規定，必須將預製裁物件的人事資料以及有關事實，專案呈報上級核示，待上級批准以後，才可以交所屬單位執行。

而對於制裁的物件，雖然軍統局對此並沒有什麼忌憚，但是仍然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對於物件的選擇非常的嚴格，希望可以起到殺一做百的作用。如果該人有可能被策反，就暫時先給予保留，希望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制裁物件如果級別很高、很重要，就會設專案呈給蔣介石，其他的制裁物件，軍統局會製作報表呈給蔣介石審閱。比如1939年的程海濤制裁案，就是軍統上海區在警告其改變立場不成功之後，向上級核示，獲上級批准以後，才下令給第1、2、3、4各行動大隊，各自遵循自己的工作路線，伺機行動的。

2、制裁多以槍擊為主，致死率高

軍統上海區的制裁物件主要為兩種：漢奸和日方諜報人員。方法多以槍擊為主，除此之外還有鐵錘鐵棍猛擊、丟手榴彈、下毒、匕首猛刺、斧砍、用反間計讓敵特組織派人制裁等。制裁的結果有傷、重傷、死，其中死亡率相當高。但是軍統局打入敵營充當高階漢奸的內線較少，獲取資訊和接近制裁物件比較困難。在執行任務後，容易暴露身份。而且打入敵營的高階幹部培養不易，一旦暴露身份，損失就比較大。

3、對租界的利用

1939年的上海，租界林立，一市三治，規則多元的混亂的社會管理給敵後抗日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軍統局利用租界進行抗日宣傳、情報收集、刺殺活動，而日本人也利用汪偽的警察機構以牙還牙，大肆報復。號稱中立的租界成了各方勢力角鬥的場所。除了對租界地理環境的利用以外，對於在租界裡工作的各國人員，也是盡其所能拉攏分化，爭取為我利用。

陳恭澍在《上海抗日敵後活動》一書中有相關的描寫：

“日方特務處率憲兵到第8科科長克萊登處，申請協助搜捕重慶特工人員。克萊登一方面電話約我到其辦公室，揚言立刻派人協助捉人，在說話之間，暗中示意在他辦公桌左邊抽屜內有東西。我趁克萊登與其他人員談話之際，從抽屜內取得一小紙卷，待我回到辦公室開啟一看，系一張詳細地址並附簡圖，卻無門牌號數。

我立即打電話召劉俊卿速通知鄭修元兄，並抄下一份圖紙交與俊卿出外聯絡。如此一來，在時間上已拖了一小時之久。至出發行動後，按圖紙共搜尋14處，結果全部撲空，而無一人被捕”。

參考資料

【1】陳恭澍：《上海抗日敵後活動》，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