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以生產方式為中心的考察

編者按：儘管毛澤東並未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命題，但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及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發展手段、發展理念，為其後我們黨開創並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石。從生產方式的視閾來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大致可以用“計劃均衡”“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趕超發達”“公平與效率並舉”來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作一考察，對於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意義重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黨和人民在歷史新時期把握現實、創造未來的出發陣地，沒有它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沒有它積累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改革開放也難以順利推進”。儘管毛澤東並未明確提出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命題，但是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就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從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間，儘管各種重大歷史事件強烈地衝擊著經濟建設，但是如果我們以生產方式為中心把這27年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大致可以用“計劃均衡”“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趕超發達”“公平與效率並舉”來概括這一時期的發展手段及發展理念。它們貫穿在這一時期的生產方式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也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文獻、毛澤東等人的著作中。這些發展手段及發展理念對促進中國生產力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但也存在著一定時代侷限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從生產方式的視閾探究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對於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意義重大。

一、以生產方式為中心考察的視域分析

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總和。“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生產方式決定著整個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存在比重。考察毛澤東如何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可以從很多視角去探討。如果從具體的經濟政策、經濟管理活動、科技發明等側面來探究這一時期的發展手段，都略顯微觀而區域性，不足以從整體上巨集觀把握這一巨集大歷史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發展手段和理念。而以生產方式視閾來考察，可以突顯出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處理整體性、全域性性、關鍵性重大經濟問題的基本方法及基本理念，為進一步總結其他領域的經驗提供指導。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一窮二白的經濟現狀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恢復和發展經濟被提到黨的重要議事議程上來。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就是探索如何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同時根據生產力發展狀況調整生產關係，形成先進的生產方式，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出更多的物質產品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實現共同富裕，擺脫落後捱打的國際地位。這一時期的生產方式具有如下特點:

(一)生產力發展水平逐漸提高

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生產力、科學技術水平有比較大的提高，綜合國力有所增強。中國建立了一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在航天、機械製造、原子能等科學與技術方面取得了比較大進展;興修了一大批水利灌溉工程，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得到了一定的應用;醫療技術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建立了覆蓋面很廣的農村醫療衛生機構，人均壽命提高到60多歲。但科技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較少，農業從業人數佔整個從業者的70%－80%，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較慢，不少人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在全世界屬於比較落後的國家。儘管經濟社會發展還比較落後，但我們還是比較注重發掘人民群眾身上的勞動積極性、創造性，生產力的各個要素之間的自組織、互組織機制也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綜合國力有所增強。

(二)生產關係逐步改善

“三大改造”結束以後，中國逐步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生產關係。在城市，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佔據了絕對主體地位;在農村，“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形式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前。據統計，在197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全民所有制經濟超過77%，集體所有制經濟超過22%，個體私營經濟不足1%。整個社會採取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模式，個人消費品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方式，這種所有制形式帶有較大程度的行政化、集權化的特徵。生產資料所有權與行政權直接合一，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初衷通過國家行政機關安排的方式在較大程度上得以實現。在這種所有制形式下，不同勞動者雖然崗位不同，但是並沒有地位高低、貴賤之別，僅僅是分工、職責的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人們在生產過程中逐步形成一種平等、互助的關係。如20世紀60年代鞍山鋼鐵公司所實行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就比較典型地體現了國有企業中新型生產關係。

(三)生產方式的整體狀況雖逐步改善但仍相對落後

儘管這一時期的生產方式處於不斷髮展變化之中，但還是有相對穩定的一面。在生產力方面，這一時期的整體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一些新興科學技術的普及應用率偏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較低，在很多方面與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生產關係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佔絕對主導地位，勞動產品以按勞分配為主要形式，人民在生產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的關係。計劃是生產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它保障了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專案所需要的各種資源。這種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較大程度上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中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

這一時期，美蘇兩國的軍事競賽威脅到中國主權的獨立與領土完整。因此，如何利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強綜合國力，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儘快趕上並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充分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奮鬥目標。概言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以生產方式為主導的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二、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發展手段

儘管中國在1949—1976年這一時期沒有明確提出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理念，但如果我們不把時間、歷史事件碎片化，而把這一時期作為一個整體，從整體性的視閾來分析這一時期，就能夠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抽象出指導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及理念。以生產方式為中心來探究，可以大致以“計劃均衡”“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趕超發達”“公平與效率並舉”加以概括。

(一)計劃均衡

在1950—1970年代，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府都非常重視編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其中以五年發展計劃、年度發展計劃為主，此外也有十年發展規劃等形式，通過計劃實現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實現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統一。儘管有些計劃合乎客觀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客觀規律;有些計劃實行得好，有些計劃執行得不夠理想，但“按計劃發展經濟”是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經過27年的建設，中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些科學技術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為國家的獨立與安全奠定了基礎，這些成績證明了計劃經濟體制所具有的優越性。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了“均衡發展”的設想，即切實而妥善處理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重大關係，實現各得·91·其所，達到國民經濟的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平衡發展是相對的，不平衡發展是絕對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全面的、絕對的均衡發展更多的是一種理想境界，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實踐中。計劃過分縝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反而容易出現偏差，因此，適度調整就成為落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不可或缺的手段。國民經濟發展沿著“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軌跡螺旋式前進、波浪式發展。其主要原因是: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排斥了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資訊反饋機制滯後;對國情民情的了解不夠全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不夠深入，制訂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時片面強調主觀需要，沒有客觀全面地考慮生產力及科學技術發展的實際狀況，不完全合乎客觀經濟規律。如“大躍進”期間所設定的鋼鐵、糧食等指標就無法實現，且給國民經濟帶來了較為嚴重的損失。

由於編制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有欠客觀和科學，有些指標不能實現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的目標，因此黨中央往往採取相應的調整、整頓措施以保障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調整的力度、時間視執行計劃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大小而定。如1961－1964年，中共中央按照“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大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進行了調整，1972－1973年、1975年中共中央也對國民經濟建設進行了調整。從某種意義上看，調整往往作為對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糾偏措施與其相伴而行。制定計劃與調整計劃都是實現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必要手段，以前者為主後者為輔。計劃經濟能夠把有限的經濟資源投放到事關國計民生的戰略專案上去，這些專案又能夠產生輻射效應，帶動一批相關產業配套發展。在改革開放前，“計劃均衡”的發展理念是“管全域性、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

(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

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正處在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初期，農業是第一大產業，作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國，它的基礎地位不可動搖。同時，迅速實現工業化、城鎮化，用先進的機器裝置武裝農業，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也是擺在全黨上下迫在眉睫的任務。工農業生產搞好了，就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它在各項工作中處於核心地位。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總結1949－1959年經濟建設經驗後，提出:“把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作為我們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基本綱領。”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由於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過分強調重工業，忽視農業輕工業，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較低，因此，毛澤東提出要“以蘇為鑑”，重視農業、輕工業，不斷提高人均生活必需品的佔有量。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率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的時期，儘管對第三產業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有時也受到了衝擊，但是從整體上看，從中央到地方都比較認可、比較重視“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方針和理念。因此，中國不僅經受住國內外各種嚴峻局面的考驗，且生產力、科學技術有較快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人均壽命均有一定的增長，為以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比較可靠的物質基礎。

(三)趕超發達

所謂“趕超發達”就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在經濟與科學技術等方面趕上並超過英美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在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上與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比較低，國際地位不高，在國際事務上話語權較少。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希望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並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取得與它們平等的國際地位。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捱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中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大躍進”運動、“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從某個側面反映了這一時期注重發展速度，力爭實現“跳躍式”“跨越式”發展的戰略意圖。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為，只要發揮中國的優勢，在不太長的時期內趕上並超過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是完全可能的。因為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著獨特優勢: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久;建立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人民群眾的身上蘊含著巨大的建設新中國的熱情;“後發國家”能夠借鑑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毛澤東認為，“在十五年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要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

“趕超發達”的發展舉措、發展理念始終貫徹於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及從“一五”到“四五”計劃都充分體現了這一理念。儘管在“趕超發達”的實踐過程中，我們有過分重視速度、數量的傾向，對效率、品質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經歷了一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當時的粗放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對滿足人民的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就總體而言，1949—1976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還比較高，取得了“兩彈一星”等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某些科技領域實現了“彎道超車”，為國家的獨立與安全奠定了基礎。當然，中國在經濟科學文化等領域與發達國家之間依然存在著較大差距，“趕英超美”的目標並沒有實現，但“趕超發達”作為一種發展理念並沒有錯，走一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老路只能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後發國家”必須具有科學的趕超意識，否則就不可能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更談不上引領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潮流。

(四)公平與效率並舉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反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不平等現象，把公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之一。在毛澤東看來，公平與效率之間不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兩者可以達成相對的完美統一。因為，“三大改造”的順利完成為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奠定了物質基礎，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條件。在分配問題上，只要“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處理好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區域性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係，做到“公私兼顧”，且限制“按勞分配”在擴大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消極作用，再發揮中國共產黨善於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優良傳統，號召人民與幾千年遺留下來的自私自利的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發揚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實現社會公平並非難事。

毛澤東等人也注重效率，認為實現社會公平也可以提升經濟效率。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三面紅旗”的施政方針，其中“大躍進”“總路線”從較大程度上體現了我們的效率意識。前面提到的“趕超發達”主要講的是發展速度問題，從另一個側面來說也是效率問題。因為發展速度很低，很難說經濟效率很高。毛澤東說:“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並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這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既追求公平也注重效率的發展理念。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市場機制、價值規律等的積極作用;同時人們的勞動特性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勞動貢獻又很難精準量化，因此按勞分配的政策很難落實到位，某些思想覺悟低的人的勞動積極性不高。為了解決效率問題，黨中央曾經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等口號，希望通過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覺悟，通過提高生產資料公有制程度等方法來提高經濟效率。這些措施儘管不完全合乎經濟發展規律，但對提高經濟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公平與效率並舉”的發展舉措、發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人民的基本權利、社會的安定有序，使公平與效率得到適當兼顧，彰顯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現實要求。儘管在其實踐過程中出現了某些失誤，但它是我們進一步探討如何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的寶貴精神財富。

(五)基本發展手段之間的內在邏輯

在《論十大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著作及黨的一些文獻中零散地提到過這些發展手段及理念間的某些內在聯絡，但沒有全面、集中、系統的闡釋其內在關係。但從上述文字及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我們似乎可以從中窺測到它們之間的某些內在聯絡。我們認為，儘管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所形成的基本經濟手段並未形成一個嚴密的科學體系，但它們統一於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之中，且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絡。具體而言，“計劃均衡”旨在使整個社會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防止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重大的比例失調及由此而給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重大負面影響，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配置方式和發展方式。“趕超發達”旨在擺脫一窮二白的現狀，是實現國家獨立與安全的現實迫切要求，強呼叫最先進、最快捷、最高效的方法來進行經濟建設，從全球視野來謀劃經濟發展的目標。“公平與效率並舉”旨在滿足人民群眾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協調人民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係，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是這一時期社會利益的分享方式。“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旨在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物質資金儲備，為各項工作提供一個良好的物質基礎，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實踐主題，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著力點。儘管這種分析是粗線條的，且有“我注六經”之嫌，但是，我們認為它們並沒有違背這一時期的歷史本來面目，從某一層面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中國人民直面現實、改變現實所採取的基本發展手段及理念。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全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還大膽地嘗試了一些發展經濟的舉措。如，“創新發展”可以在這一時期找到“原型”。但由於當時科學技術的貢獻率還比較低，人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因此，很難作為一條全域性性整體性的基本經濟手段。此外，這一時期還提出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口號，但它主要是作為一種工作精神而提出來的，不僅僅適用於經濟領域，也適用於其他許多領域，因此，似乎不宜作為這一時期的基本發展手段。總之，從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歷史材料來看，把“計劃均衡”“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趕超發達”“公平與效率並舉”作為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基本發展手段的概括，可能不盡全面、略有遺漏，但卻集中地揭示了對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律性認識。

三、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基本發展手段的歷史作用與當代價值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形成的發展手段及發展理念，存在著合理性也有著歷史侷限性，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其歷史作用。

(一)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基本發展手段的歷史作用

首先，從整體來看，這些發展手段和發展理念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這些發展手段和發展理念是擺脫落後捱打局面、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基於中國積貧積弱的落後現實、實現民族復興的具體現實要求，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在較大程度上突顯了人民的主體性、主體之間的平等性等現代性的特質。基於這些發展手段和發展理念，經過27年的努力，中國創造了一些震古爍今的壯舉，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因此，四大經濟手段和發展理念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巨大促進作用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其次，從區域性來看，由於各種原因，這些發展手段和發展理念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產生過某些負面影響。這些發展手段及發展理念主要基於當時的生產方式，但由於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世情、國情、民情的認識不夠全面與系統，對生產方式自身的演變規律、價值規律的認識不夠系統與深刻，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把握有時出現偏差，因此，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這些發展手段及發展理念有時候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存在著顧此失彼、厚此薄彼的現象。且“計劃均衡”“趕超發達”“公平與效率並舉”等三大社會發展理念與當時的生產方式之間也存在著比較大的內在張力。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計劃均衡”的發展舉措及理念很難完全徹底落實。實行計劃經濟需要有敏捷的資訊反饋接收系統，合理的評估、監控機制，所制訂的計劃必須切合實際、合乎經濟與社會的客觀發展規律。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離不開計劃。但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是一個試錯的過程，在具體實踐中我們往往通過調整計劃在動態中實現相對平衡。

其二，對“趕超發達”的發展舉措及理念的可行性條件缺乏足夠的認識。實現“趕超發達”的發展戰略至少要有如下四個條件:有一個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各階層、利益集團的矛盾相對緩和;有持續幾十年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積澱;絕大多數人有擺脫落後狀態的強烈願望。由於各種運動不斷衝擊著經濟建設，加之對經濟規律的認識比較膚淺，忽視市場、價值規律的作用，有時候憑主觀偏好對待生產領域的分工合作、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等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客觀經濟事實，因此存在過分強調“後發優勢”，而忽視“後發劣勢”的現象，對“趕超發達”的可行性缺乏足夠的認識。

其三，對“公平與效率並舉”的發展理念的實現條件缺乏全面深入的認識。我們過分強調兩者相互促進的一面，而忽視其相互制約的一面。實際上，“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是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者之間存在著衝突。有時我們為了提高效率就必須抑制公平;有時為了維護公平就必須抑制效率。只有在公平與效率之間找到一個相對平衡的支點，才能使社會發展既有強大動力，也不乏秩序與穩定。且落實“公平與效率並舉”的發展戰略需要同時進行道德與制度兩方面的建設。為了體現社會公平，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公平觀，科學地進行道德建設;為了提高效率，我們必須建立科學的責權利相結合的“約束激勵”機制。而當時我們在制度建設上相對滯後，導致在生產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庸”“懶”“散”等不良現象，在分配領域內長期存在“平均主義”傾向。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延緩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總之，“計劃均衡”“趕超發達”“公平與效率並舉”等三大社會發展理念與當時的生產方式之間存在著的內在張力制約著其歷史積極作用的正常發揮。薄一波曾經指出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了企業自主性，在這一體制下的改革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動力、效率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充分利用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今天看來，他的反思是比較深刻的。由於中國這一時期的生產關係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僵化、滯後等特性，因此，這些發展手段及發展理念存在著比較明顯的歷史侷限性。變革這種生產方式，修正、完善、豐富這些社會經濟手段與發展理念就成為改革開放時期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

(二)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基本發展手段的當代價值

鄧小平曾指出，改革開放的很多的方針政策“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越來越重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以市場機制彌補單一的計劃體制所造成的僵化和片面，充分調動勞動者的主體性;適度修正傳統的“均衡發展”戰略，充分發展外向型經濟，讓經濟基礎較好的沿海地區率先富裕起來;積極發展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允許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勞動產品的分配，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實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等等。這些政策是毛澤東之後我們黨基於對時代主題、國際環境的新判斷而提出的，是在新的國內外背景下，對傳統的“計劃均衡”“公平與效率並舉”的發展手段及發展理念的辯證否定。

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生產力、科學技術發展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在個別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城鎮化、工業化、資訊化等方面也取得了比較大的進步。傳統集中式的工業經濟逐漸轉變為多元、分散式的產業經濟模式。農業科學技術、資訊化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提高了農產品的數量、品質。“中國進入了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並聯發展、疊加發展的關鍵時期”。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新時代的生產關係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儘管公有制依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民營經濟已經迅速崛起，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已成為佔主要地位的分配形式，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執行的主要模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總之，新時代的生產方式與改革開放前有著很大的區別。

中國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高階階段，人民群眾對社會發展指數與幸福指數的需要越來越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深層次根源是中國的創新能力不足、發展不協調、改革開放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沒有解決。在新的生產方式下，黨的第十八屆五中全會及時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大發展理念。“創新”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居於“五大發展理念”之首。這是為解決制約中國經濟、科學技術發展的瓶頸而提出的，也吸取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教訓，旨在為提高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提供強大推動力。“計劃均衡”的經濟手段及理念在較大程度上保留下來。市場經濟並非不要計劃，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所導致的某些弊端需要矯正，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需要“協調”發展，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需要協調發展，把中國建設成全面小康的社會、各族人民共享社會進步的成果也需要“協調”發展。“趕超發達”的發展經驗及理念不僅體現在中國“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上，且逐步成為不同行業的勞動者具體工作的奮鬥目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把它專門提出來已經顯得多餘。隨著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第三產業在GDP增長、稅收、就業、出口等方面的作用比第一、第二產業還要大，儘管第一、第二產業還處於基礎地位，實體經濟仍然很重要，但“虛擬經濟”的作用也不可小覷。“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手段對於新時期中國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具有一定的警戒意義。“綠色”發展理念是針對當前中國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生態環境退化嚴重的現狀而提出來的，是為了解決新的生產方式下可能導致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而提出的新發展理念。但在改革開放前的生產方式下，如果我們提出“綠色”發展理念，就有高談闊論、不切實際之嫌。“開放”發展理念是對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相對封閉的發展狀態的辯證否定，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放發展戰略所取得的成績的辯證肯定，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國際資源、揚長避短、取長補短的客觀要求。“共享”發展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價值理念的具體要求，也是對“公平與效率並舉”的發展經驗及理念所作的創造性闡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所確立的五大發展理念是對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濟經驗及理念的繼承與發展，也帶有對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發展手段和發展理念賦予嶄新內涵的迴歸的意蘊。

結語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及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基本發展手段、發展理念，為其後我們黨開創並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石。這些基本經濟經驗啟迪我們，社會經濟發展必須注重三個重要問題:首先，社會經濟發展理念必須合乎生產方式、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合乎社會歷史前進的基本邏輯，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這樣它才能推動社會“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其次，基本經濟政策要切合國情、民情，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否則無論其初衷多麼美妙動聽，最終都會事與願違，擺脫不了折戟沉沙的命運。再次，具體的發展經濟舉措必須能夠充分調動人民的主體性、積極性、創造性，激發社會的活力、創新力，且把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創新的思想制度化，用制度來約束與激勵人民。總之，經濟發展必須把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有機結合起來，協調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區域性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不能厚此薄彼、顧此失彼，要把“實踐標準”作為衡量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經濟發展理念先進性、合理性的標準，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豐富與完善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