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曆史名人館內的譚祖堯雕像。（重慶曆史名人館供圖）

1927年4月28日，20名革命志士被反動軍閥祕密殺害於北平（現北京）的一所監獄內。

“當天就義的志士中，除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還有他的祕書——來自重慶江津的譚祖堯。”1月15日，站在重慶曆史名人館內的譚祖堯雕像前，江津區委黨史研究室編研科科長鍾治德向重慶日報記者介紹。

江津走出的革命青年

譚祖堯1902年出生在江津白沙鎮。他8歲入私塾，13歲考入白沙鎮高等小學，19歲考入國立北京美術學校（今中央美術學院前身）西畫系學習。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外受帝國主義侵略，內受軍閥官僚主義壓迫，中華民族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鍾治德表示，譚祖堯到北平後，積極投身愛國革命活動。和許多進步青年一樣，他意識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拯救中國的真理，於是義無反顧地踏上革命的道路。

1924年，譚祖堯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李大釗的祕書，負責收集國內外報刊資料，供李大釗參考使用。

據史料記載，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譚祖堯很快成為北平學生界的領袖人物。“當時恰逢《新青年》暫時停刊，為了團結進步青年，宣傳馬列主義，譚祖堯建立了‘新軍社’，創辦《新軍》雜誌，被譽為《新青年》雜誌再現。”鍾治德說。

“在創辦《新軍》之時，譚祖堯還收穫了愛情。”鍾治德說，創辦《新軍》雜誌後，譚祖堯與同為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學生的李婉玉相識，出於對民主自由的共同追求，兩個年輕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後來，李婉玉也在譚祖堯的幫助下，加入中國共青團，擔任中共北方區的地下交通員，成為了譚祖堯親密的戰友。

兩次放棄逃生機會

1927年4月6日，一群軍警突然衝進位於北平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內，把槍口對準了在內隱蔽的李大釗等人。

“面對軍警黑洞洞的槍口，譚祖堯相當鎮定。”鍾治德表示，在此之前，譚祖堯有兩次逃脫的機會，但他都放棄了。

原來，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譚祖堯在李大釗指示下直接領導參加北平學生運動，由此受到敵人注意。張作霖進入北平後，大肆破壞共產黨組織，大批共產黨員被殺害，北平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釗帶領譚祖堯，藏進了東交民巷內的蘇聯大使館，通過李婉玉等人和外界保持著聯絡，繼續領導革命鬥爭。

“1927年3月底，李婉玉的父親從同事口中得知，張作霖即將對蘇聯大使館的革命者下毒手。得知這一訊息後，他立刻讓譚祖堯協同李婉玉一起離開北平去廣州暫避，併為他們安排好一切相關事宜。”鍾治德說，但在得知這一訊息後，譚祖堯毫不猶豫地說:“堅決跟隨李先生不回頭。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絕不離開。”

“幾天之後，譚祖堯的江津老鄉、當時在北大讀書的龔燦濱也得知了這一訊息，並告知了譚祖堯。”鍾治德說，譚祖堯把情況告訴李大釗，李大釗聽完後，先是詢問了訊息來源，後又告訴譚祖堯，自己決定留在大使館。

“當時，李大釗認為按照《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警不得進入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故他對譚祖堯說，不要太膽小了，況且，我們一走，北平的黨組織就會解體，會讓黨的工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陷於停頓。所以，我是無論如何不能離開北平的。”鍾治德說，看到李大釗的態度，譚祖堯也放棄了離開的機會，與李大釗共同待在大使館內，直到被捕。

為了信仰 慷慨就義

據史料記載，譚祖堯等人被捕之後，反動軍閥在次日就組織相關人員，對他們進行“開庭”審問。

在法庭上，反動軍閥的官員們大聲地對譚祖堯等人說：“你們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在黨的站在左邊，不在黨的站在右邊。不在黨的可以立即釋放。”聽到他們的話語，譚祖堯與李大釗等人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左邊，讓在場的反動軍閥相當尷尬。

“幾天之後，不甘心的反動軍閥再次對譚祖堯進行突審。”鍾治德說，面對反動軍閥咄咄逼人的質問，譚祖堯卻昂首挺立，進行了一一反駁。

“當時，反動軍閥問譚祖堯，共產主義好不好？譚祖堯就答好；問譚祖堯看過共產主義的書沒有，譚祖堯說看過；問譚祖堯喜歡什麼，譚祖堯說喜歡共產主義……”鍾治德介紹，伴隨著譚祖堯的回答，現場的氣氛愈發尷尬，反動軍閥只好草草結束了此次突審。

“突審不成，反動軍閥選擇對譚祖堯等人進行嚴刑拷打。”鍾治德說，面對敵人的酷刑，譚祖堯依然不為所動。4月28日，譚祖堯與李大釗等20位革命志士，在當時的京師第一監獄被反動軍閥殺害，年僅25歲。

“休教年華付白頭，橫刀躍馬逞風流。春衫綠透增惆悵，不為家愁為國仇。這是譚祖堯與李婉玉相識之時，揮筆寫下的詩句，而其中的不為家愁為國仇無疑是譚祖堯一生最好的寫照。”鍾治德說，我們當代黨員要學習譚祖堯同志先大家後小家、為大家舍小家的高尚家國情懷，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國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絡在一起，為祖國的發展而不懈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