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十五字訣”提出於延安時期。關於提出“十五字訣”的緣起，他自己說：

“在延安的時候，我曾經仔細研究過毛主席起草的檔案、電報。當我全部讀了毛主席起草的檔案、電報之後，感到裡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當時我的體會就是十五字訣：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

當時擔任陳雲祕書的劉家棟，曾有幸親自聽陳雲講解“十五字訣”最後的六個字。他回憶說：

“1940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我正在窯洞裡看書，陳雲走進窯洞裡來，說他最近在思考一些哲學問題，想跟我講講學哲學的體會。他在窯洞裡踱起了方步，慢慢地講起了‘交換、比較、反覆’，並說這是辯證法。他講道，我們常常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而這六個字首先能解決片面性的問題。接著，他又對這六個字分三段做了解釋。講完後問我感覺如何。我說好，聽起來挺新鮮，多交換、比較、反覆是可以更全面了解事物的，也是能治治片面性的。他說，不僅是治治片面性的問題，它是一種思想方法上的規律。”

在以後的革命、建設、改革時期，陳雲“十五字訣”思想逐步完善。他在不同的場合，從不同的角度多次闡述了“十五字訣”。

據初步統計，在《陳雲文選》和《陳雲年譜》中共有5處直接提及“十五字訣”的內容。

在與浙江省黨政軍負責同志談話時，陳雲自己解釋這十五字訣：

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檔案、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

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方說看這個茶杯，你看這邊有把沒有花，他看那邊有花沒有把，兩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換一下意見，那麼，對茶杯這個事物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面的符合實際的了解。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幹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

反覆，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覆考慮的時間。這也是毛主席的辦法。他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覆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並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這裡所說的反覆，不是反覆無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後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說起來容易，真正做起來很難；做一時容易，做一世很難。陳雲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說了一輩子，也做了一輩子。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後，由基本建設投資大增導致就業人數、社會工資量以及城市和工業對糧食的需求量都大大增加，而社會供給遠不能滿足需求。全國糧食嚴重緊缺，糧食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銳。黨中央委託陳雲解決這一複雜而棘手的突出難題。陳雲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反覆比較了又徵又配、只配不徵、只徵不配、原封不動、臨渴掘井、動員認購、合同預購、各行其是八種方案。最後得出結論：只能實行又徵又配，在農村實行糧食徵購，在城市實行糧食配售，其他辦法都不可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統購統銷政策。

在“大躍進”中，鋼產量的指標被一升再升，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將1959年鋼的生產計劃定為1800萬噸至2000萬噸。當時，陳雲由於在“反冒進”中被批評為“離右派只差50米遠”，“大躍進”開始後又被視為“右傾保守”，處境已經很不好。但對這個指標，他仍多次提出不同意見，並建議不對外公佈鋼、煤、糧、棉四大指標。1959年，當毛澤東找他談話時，他仍堅定地表示，當年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在1959年三四月份召開的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把鋼的指標確定為1800萬噸。會後，陳雲受毛澤東委託，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鋼的生產指標可以定為1300萬噸，中央同意了這個意見，調整了年度鋼鐵生產計劃。執行結果，當年實際生產鋼1387萬噸。陳雲在極為困難和複雜的情況下，頂住壓力堅持自己的意見，妥善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對穩定經濟和市場起了重大作用。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糧食定量不夠。為了渡過嚴重困難，陳雲提出分田到戶的辦法。他說，現在光靠行政上解決趕不上，要靠農村自己來解決這個困難，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辦法，但是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實行。陳雲馬上從杭州坐車到北京，先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反映，他們都表示同意。在路上，祕書提醒陳雲說，現在的形勢不宜於談這個問題，是不是你再鄭重考慮一下。鄧力群也勸陳雲，不要去向毛澤東講這樣的意見。晚年他回憶說：“陳雲同志徵求了三次意見，我勸了三次。最後一次，陳雲同志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怎能延誤時機。’他說，我有不同意見，不能向毛主席隱瞞，應該向他如實彙報。他還是到毛主席那裡談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為了扭轉“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農業減產、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商品緊缺等困難局面，動員全黨清醒地認識形勢，調整方針，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討論會議檔案時，陳雲對形勢已經渡過“最困難的時期”的估計持有疑義，便未加附議。甚至當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等幾位黨的副主席和鄧小平講話以後，毛澤東三次指名要他作大會發言，他都以調查研究尚未結束為由婉言謝絕。會後，鄧穎超向周恩來問起此事，周恩來回答：“陳雲同志對每一件事，沒有調查清楚之前，從不輕易講話的。如對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大鍊鋼鐵等，沒有講過贊成的話。”

對於陳雲一生踐行“十五字訣”、實事求是的品格，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說：“他特別強調只唯實，只唯實就是唯物主義，所以他幹什麼事情，就是唯實。不管什麼風、什麼言論、什麼輿論、書上怎麼講、上面怎麼講，他都要結合實際去理解。這是他最重要的品格。”

作者 | 張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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