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恩傑說，航天科技工作者要在太空領域為人類造福，推動以衛星星座為代表的空間基礎設施的建設，真正把航天工業轉型為航天產業，通訊、導航、遙感充分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服務。

202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並參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覽，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別是嫦娥五號任務取得的成就。習近平同孫家棟、欒恩傑（左）等親切交流，並同大家合影留念。攝影 王曄/新華社

“這次能夠有機會參與中央領導同志的會見，我感到很振奮。特別是把我和家棟同志安排在習近平總書記身邊合影，心情非常激動。這是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們科技工作者最大的褒獎。”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探月工程首任總指揮欒恩傑說，“同時也是一種鼓舞、激勵和鞭策。”

接“嫦娥”回家

嫦娥五號載著月壤返回前，欒恩傑曾說過一句話：“待到四子王旗會，工程大計好收官。”他說這是航天人對祖國的承諾。而一個“會”字，是欒恩傑當時留下的一個伏筆，或者說是他與嫦娥五號的一個約定。

很多人勸欒恩傑不要親自到四子王旗去，因為天氣太冷，嫦娥五號返回器著陸點當時的氣溫逼近零下30攝氏度。指揮部距離著陸地有幾十公里的距離，一路顛簸，而且欒恩傑已經80歲的年紀。“我一定要去。當年嫦娥一號起步的時候，我向中央承諾，要完成繞、落、回三步走。我們有這樣的決心。”但從一個合理的設想，到如今的一步一步成為現實，只有他和他背後的航天人知道經歷了何其艱難的過程。“我要接‘嫦娥’回家。所以我之前用了一個‘會’字。”

已經80歲高齡的欒恩傑堅持親自前往內蒙古四子王旗接嫦娥五號回家。攝影 萬珂

返回器落地後，欒恩傑開始計時，大概30分鐘，搜尋回收分隊就在一片漆黑的野外找到目標。“我們跟蹤和預估落點的能力、人員調動的能力、指揮控制的能力都得到了體現，堪稱教科書式的版本。”

在欒恩傑心中，“嫦娥”就像是自己的孩子，這十幾年一路看著她長大。接孩子回家，他比任何人都高興。

共和國的學生

“我1949年入小學讀書，是共和國的學生。”1940年，欒恩傑出生在吉林白城，在五個兄弟中排行老大。

新中國成立初期，“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是許許多多家庭對於“現代化”生活的理解。電，無疑是那個歷史時期最高科技的領域之一。所以參加高考時，欒恩傑報考了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並被順利錄取。

進校報到第二天，在宿舍上鋪休息的欒恩傑被人叫了起來。“馬上整理好所有東西，去二部報到。”欒恩傑懵懵懂懂跟著走，心裡一直在盤算著“二部”是個什麼地方。

“二部”是一個歷史名詞，是當時設在黑龍江哈爾濱的一座培養飛行員的航校，下屬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當時所有國防相關專業都統一搬到“二部”進行授課和管理。建設強大的國防，先從學生抓起。學習刻苦的欒恩傑被調配到了“二部”三系，即自動控制系，學習導航，成為了航空、航天領域控制系統的儲備人才。

那一年，欒恩傑20歲，入學即開始參與導彈的研製工作，保證導彈穩定飛行、準確擊中目標，高質量完成作戰任務。

從“巨浪-1”到“東風-21”

時間來到1970年，欒恩傑開始參與潛地導彈的研製。那時的中國工業基礎仍非常薄弱，對於潛地導彈的研製，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鑑。“巨浪-1”導彈的裝備物件是潛艇。試驗考核首先要驗證彈體本身是好的，下一步是在臺試中達到“導彈可靠、出筒可靠”，最後才可以上艇試驗。

但第一次臺試就失敗了。“第一顆試驗彈，飛離試驗檯不久就炸了。我們十年的心血被炸了個粉碎。”回憶當年的種種情景，曾經擔任“巨浪-1”專案的總指揮欒恩傑還是會眼角溼潤。

1988年，在遭遇了種種挫折和不斷修正之後，“巨浪-1”終於定型，開始裝備部隊。與“巨浪-1”朝夕相處的18年，讓欒恩傑深刻領會到，成功不是輕易得來的。

“沒有一個新型號不會遇到困難。如果一個型號一直一帆風順，只能說明它是個舊型號。我經手的每個新型號，都至少有十幾個關鍵技術需要攻關，這就意味著有十幾個創新點。沒有這些創新點，這個武器不可能是先進的。”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戰爭樣態的發展，各個大國開始出現機動性的戰略武器。美蘇兩大國率先研製出了火車牽引的導彈發射裝置，之後又出現了汽車牽引的發射裝置。

潛艇靈活機動的特點被陸地借鑑。已經在潛艇裝備的“巨浪-1”導彈被賦予了上岸的需求。於是，欒恩傑從“巨浪-1”的總指揮，轉任“東風-21”的總指揮。這段經歷，於欒恩傑而言，無論是對武器系統的發展，還是對航天科技的發展，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系統化發展和系列化發展，在日後都得以實現。”

開啟探月時代

1998年，欒恩傑調入國防科工委任副主任兼任國家航天局局長，接到的一系列重要任務就是實施國務院主管部門對中國航天“五行”管理，即實現行業規劃、行業標準、行業監督、行業法規、行業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行業規劃。

經過研究，欒恩傑與同事們提出了一個“大航天”的概念。

那時候談到航天，往往指的是航天工業。而橫向比較他國，航天的概念非常寬泛，已經形成了產業化的趨勢，航天在應用領域已經十分普及，實現了民用。發達國家已經把空間作為了平臺來研究科學問題，在空間研究空間，在空間研究地球。

“我們中國的航天，不能只停留在工業層面，也要擴大到應用。中國航天也要進入空間基礎設施和空間應用的階段。”之後，對地觀測的“高分”系列衛星、通訊衛星、海洋衛星等與國計民生相關的空間應用都在“大航天”的概念下實現了發展。

接著，對外太空進行探索的深空探測也順理成章地開展起來。中國政府根據國家發展的現實需求和長遠目標，於2000年11月發表了面向21世紀的“中國航天”的白皮書，其中談到了以探月為切入點的對外太空的研究。這份白皮書由欒恩傑倡導並主要組織完成。航天事業擴大為由空間技術、空間應用和空間科學三大部分組成。空間科學裡麵包括深空探測。

“當時我們已經有了長二捆火箭，推力不是問題，前往月球是可能的。”到月亮上去的命題逐漸清晰，月球也成為了中國深空探測的首選站。

2004年，欒恩傑受命擔起中國探月工程首任總指揮的重擔。他邀請老朋友孫家棟院士和歐陽自遠院士加入。三位白髮院士組成了中國探月工程的“三駕馬車”。

2016年11月3日，海南文昌，中國最大推力新一代運載火箭長征五號點火升空後，欒恩傑接受媒體採訪。供圖 國家航天局

嫦娥一號發射成功時，測控中心歡呼雀躍；長征五號首飛前三小時，現場驚心動魄；嫦娥四號月揹著陸後，與玉兔二號“互拍”；嫦娥五號在月球表面升起五星紅旗併成功採壤返回——三步走的計劃實施不算是中國的發明和創新，但穩紮穩打地走好每一步，確實是中國工程能力的有效表達。

戰略科學家

欒恩傑被經常稱作“戰略科學家”，但他說自己不算是科學家，而是一名工程師。但是對於“戰略”，他十分認同。

戰略是具有前瞻性、決策性、全域性性、長遠性的部署、策劃和思想。“黨中央提出了發展戰略，航天系統各個領域的負責人就要打好自己的戰役。既要做好對戰略的理解，也要做好對戰役的研究。”

從技術員、工程組長、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研究院院長，到部總工、國家航天局局長，一路走來，除了學習本事、完成任務，欒恩傑最大的收穫之一是學會了從戰役到戰略轉變的思考。既要有戰略性的總體把握，又要有戰役性的可行性方案，還要有戰鬥性的衝鋒陷陣。

從“巨浪-1”階段的臺、筒、艇；到探月工程的繞、落、回，探、登、駐（住）——欒恩傑習慣用高度凝練的語言對階段性任務進行概括，化繁為簡、舉重若輕。而這也是他多年經驗的積累，在工作中得到教訓、提高認識、掌握知識。

一路走來，除了學習本事、完成任務，欒恩傑最大的收穫之一是學會了從戰役到戰略轉變的思考。供圖 國家航天局

在欒恩傑看來，中國的航天科技在一些領域已經達到了國際水平，但仍處於發展中國家階段。“我們已經趕上了發達國家的步伐，取得了一些話語權，可以開展一些同水平的合作，但是於創新而言，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自主可控、基礎能力、進入能力、探測能力的提高將是未來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基礎。基礎打得牢，眼光才會看得遠，路子才會走得寬。“我們的隊伍越來越年輕，這是我最欣慰的。現在的嫦娥隊伍三四十歲的人都成長起來了。我最高興的，是後續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