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近日在參加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的審議時，提到香港的住房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難度是很大，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如果一直就這樣，沒有、也形不成共識，也沒有（解決）辦法，一有辦法就在立法會‘拉布’，最後損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

韓正的這一表態，立即受到與會代表及香港輿論的關注。

有代表直言，會面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韓正提到中國的14億人口中，內地人均居住面積是41平方米，但香港還有很多人住在劏房，居住條件很差。這是她第一次聽到國家領導人談到香港存在的就業、住房等具體的深層次問題，她很感動。

有香港媒體人認為，中央在遏制“港獨”、本土等極端勢力，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後，下一步就是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肯定會撬動“地產霸權”，“地產黨”黃昏已近。

還有香港媒體認為，香港奠基於殖民時期，延續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官員往往淪為商界“政策”的執行者——大機率將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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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8日，香港首富李嘉誠到大埔慈山寺上香，彼時修例風波正劇，同天大批暴亂分子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門前遊行。身在寺中的李嘉誠拿著話筒向年輕人喊話，呼籲年輕人要共體時艱，當局也要“對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

“網開一面”說法一經公開，即遭香港內地輿論批評，指李嘉誠正是炒高香港樓價的“罪魁禍首”。

有學者就此撰文指出，強調香港迴歸二十多年，解決不了住屋問題。

從2004到2018年，這14年中，香港所有職業的薪資增加63%，平均每年成長3.5%，但香港房價在這14年卻大幅漲420%，香港薪資所得遠遠跟不上房價的上漲。

學者以香港最小單位的住房面積431呎來統計，2018年431呎房的售價，新界是12061港元，市區是16265港元(每呎價)，平均每年上漲12.5%，近期新界又漲到13789港元，市區漲到16705港元，這種最小單位的住宅最少要價594萬港元。

香港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沒有能力買房子而住宅租金在過去14年也上漲177%，平均每年漲7%，而香港24到35歲的青年月薪中位數是21250港元，有七成以上的人月薪不到3萬港元，若擴大所有年齡，中位數降到11500港元⋯⋯香港人大多數買不起房子，目前房屋自有率只有49.2%。

對香港以房地產為代表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中央有清晰的認識。

房價高企、貧富差距大、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年輕人向上流動難，……這些矛盾問題，有些是迴歸之前就存在的，有些是近年來累積而成的。凡此種種，已成為長期壓在香港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身上的沉重負擔。這其中，住房問題尤為突出。

文章指出，對這些問題，歷屆特區政府一直試圖破解，但由於社會始終難以達成共識，各種利益矛盾交織導致議而不決，決而不斷。與此同時，反對派一直人為製造對立、對抗，將社會拖入“泛政治化”的旋渦。

顯然，文章已經注意到，香港的問題並非是單一的政治或者經濟問題，是多種問題的交匯。

2020年國慶期間，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走進基層社群，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戶。在租住面積不足8平方米的失業市民徐天民家，駱惠寧特別提到，“看到你家居住環境，心裡很不好受。”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當時接受採訪表示，駱惠寧的舉動反映，中央未來除了應對“暴亂”問題，將加大力度支援特區政府處理經濟、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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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部分中產階級和底層市民會一度同情示威者，為什麼左翼的話語被泛民力量和“港獨”勢力所利用，為什麼有些香港輿論會把內地解讀為“親資本”的形象？

有媒體發出以上疑問，而有聲音認為，癥結在於香港所謂“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

有香港媒體人總結，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在香港發揮到極致，特區政府長期積弱，“地產黨”成為真正主人，幾年前坊間戲稱真正的特首是“L君”，就是一個形象比喻。地產黨雖然在選舉委員會不佔多數，但在特首選舉可以扮演關鍵少數，甚至與民主派“合作”。

2012年的特首選舉，主流商界自作主張，造成建制陣營的分裂；明年的特首戰，如果按照原來選舉辦法，反對派控制區議會過半議席，可以在選委會拿到117個席位，加上原來的三百多票，再與商界勾兌，足以左右特首選舉。

香港貧富懸殊加劇，住房困難，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是公開的秘密，也是那場暴動的社會基礎。問題長期無法得到解決，主要是因為幾大地產商囤積土地，操縱政黨、環保團體、輿論。如今，反對派已經幾乎被逐出議會，無法“拉布”，完全行政主導。

文章認為，隨著香港形勢變化，無可奈何花落去，“地產黨”已近黃昏。

還有香港媒體撰文指出，港人皆知，香港的問題之所以是結構性的，是因為香港問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泛民或者“港獨”能夠解釋的。

以住房問題為例，相對於“四大家族”在房地產領域賺取鉅額財富，並助力香港成為世界上房價最為昂貴的城市，香港普通人糟糕的居住條件早已成為社會共識，對於初入社會的青年人來說，房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房租的壓力早已不堪重負。

香港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樓價，除了給年輕人生活帶來相當大的生活和精神負擔外，也扼殺了他們很多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有不少有能力之人於是紛紛到深圳等地尋求發展。而那些處在香港社會最底層的、沒有辦法走出去的年輕人自然安居無望，成為香港年輕人產生不滿和抗拒的重要源頭。

文章認為，這一切可能不能完全歸咎於商界，因為資本逐利是商人本性。而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整頓以及其他治港政策的變化表明，香港奠基於殖民時期，延續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真正主導政府決策的是商界，官員往往淪為商界“政策”的執行者——大機率將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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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例風波”過程中，商界一些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態度，也受到了一些輿論質疑。

中央為“愛國者治港”定調後，香港最具有地位和影響力的行業商會——地產建設商會發表宣告，支援“愛國者治港”。

此後，幾大富商紛紛以個人名義跟進。比如，香港新鴻基地產集團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支援和擁護夏寶龍表明“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和核心要義。

而李氏家族集團的現任掌舵人，長江集團主席的李澤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試問世上哪有國家找不愛自己國家的人去治國？由愛國者管理地方，世界各國盡皆如是，天公地道。”

解決好房屋問題，不但能滿足香港住房的需要，還能發展新的產業，降低香港產業發展的成本，有助於香港吸引內資和外資。

劉兆佳認為，香港的地產問題為什麼難解決，因為一些既得利益集團有自己的利益盤算，增加大量的土地供應會影響他們的利益，還有一些就是環保團體、保育團體，他們對於填海、郊野公園用地有意見。當政府要開發土地，改變房屋用途，做新的城市規劃的時候，會面臨大量繁文縟節的牽絆。

現在需要的是，在中央支援下，香港政府拿出整套徹底、全面解決房屋問題的對策，劉兆佳認為應該做好三點：

第一，用好現在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不要因為有些力量反對而退縮。

第二，修改一些現有法律，讓政府更容易收回土地和改變土地用途。

第三，制訂一些新的法律，推行土地房屋政策。

這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擔當和勇氣，從長期著眼，做好頂層設計和全面設計。香港不缺土地，很多土地沒有被充分利用，只是受到不同既得利益集團的牽制沒有條件去開發，未來需要的是敢闖敢幹的精神。

以往有一些人為了政治目標，不願意政府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有些表現，阻撓政府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這次選舉制度的改革主要也是為了減少對抗性，選舉制度改革以後，未來政府環境會好一些，只要中央和特區政府、立法會通力協作，進行一些法律上的改革是可行。

劉兆佳說，在殖民政府時期，商人沒有政治權力，只允許他們賺錢，不允許他們插手政治，很多大財團在殖民地時代是沒有影響力的，迴歸後政治影響力才膨脹起來，那是因為政治架構給他們一些機會，現在也不是說要消滅他們，要完全剝奪他們的權力，而是要綜合和平衡各階層的利益。

劉兆佳所認識的地產界朋友也認為非改革不妥，不穩定沒好處。這些人也不一定完全反對政府的改革，擴大土地利用之後他們也可以去買地，也有一些新的發展機會。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處理與地產商關係，不是零和博弈，主要還是讓公共利益得到更多貫徹。地產商也很清楚，這一次中央意志堅定。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認為，改革房地產市場不等於打土豪分田地，過去20多年，香港人都想著打土豪分田地，把“地產霸權”搞死，但問題不是在於土地，而是在於霸權。

對地產商來說，他們就是買了地建了房然後賣掉，房價是被炒房人炒出來的，炒房的人是資本。勞動力、資本和土地這三個要素中，資本要素是香港土地問題的根本原因，地產商手中有地不等於土地霸權嗎，非洲酋長手中也有地，但他們沒有霸權，所以香港的土地問題是“資本霸權”問題。香港過去四十年給予資本高度友善的環境，資產增值稅、遺產稅都沒有，其他稅還很低，所以非常多的熱錢來了香港，

梁海明認為，如果對資本不友善，那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就沒有外資進來；如果友善的話，那窮人會更加買不起房。怎麼解決？要擴大有產化，讓無產市民有產，中產市民多產。增加土地供應，重點扶持產業發展，為最底層的使命建設福利制度，調高工資水平，減少他們輪候公屋的時間。

更重要的，是讓愛國者中的能者和賢者來作為港府的管理階層，理解民生疾苦，就像有內地學者講的，不要“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要賢能的愛國者”。

“他們不被意識形態拘束，不被所謂‘小政府，不干預市場’的迷思困擾，廉潔高效，積極有為，方符合‘中央期盼，港人滿意’的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