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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釋出了《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了深圳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深圳通過高品質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杆、可持續發展先鋒五個方面的先行示範,給全國樹立榜樣。

深圳作為中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用了不到40年的時間,完成了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一個1300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的歷程,GDP總量居亞洲城市的第五位。可以說,深圳的發展是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的一個奇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際,中央賦予深圳三大新的使命,即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路徑,探索形成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格局,探索豐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使深圳成為新時代中國第一個承擔先行示範的城市。

一、先行示範區與大灣區

為什麼在2019年2月18日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6個月之後,又提出深圳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也就是說,大灣區與先行示範區是什麼關係?深圳又扮演什麼角色呢?

可以說,深圳先行示範區是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支撐,也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一個重要步驟。當然,先行示範區和大灣區這“兩區”建設中,深圳創新的引領作用更加突出,深圳在大灣區中的核心引擎作用更加突顯。

《意見》的釋出與不確定的國際形勢有關。在世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逆全球化和單邊主義仍大行其道,中美貿易戰走向尚不確定,“中美科技脫鉤”既可看成是一種主張,也可看成是一種預警,在此嚴重不確定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未來走向就更加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深圳科技創新在大灣區的角色和作用就顯得更加重要。

“創新是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密碼。”

憑藉“創新”,深圳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經濟增長動力強勁。《意見》指出,深圳要繼續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主陣地”來建設,提出了建設“國際科技資訊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的大資料中心”等重大創新方向和創新載體,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

創新能力必須有一流的大學和基礎研究作為支撐。《意見》提出將建立“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加快5G、人工智慧、網路空間、生命科學的基礎研究,這些基礎研究能力的提升需要吸引全球高階人才,使得深圳在全球的創新中既有活力又有競爭力。《意見》提出深圳要建設現代產業體系,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智慧經濟、數字經濟,促進網際網路、大資料、人工智慧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深圳的創新發展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全球化的結果,所以深圳的創新成果不僅是深圳的優勢,更是未來國家發展要走的路徑。

科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非常重要,其目標是要在未來10-20年,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的重大歷史性機遇,構建開放型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具體來說,科技創新在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性可以概括為“四個一”

“一個支撐”:培育發展新動能,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為中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提供支撐。“一個典範”:為港澳發展注入新動能,打造高品質發展的典範。“一個區域”:集聚國際創新資源,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發展區域。“一個策源地”:進一步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是大灣區的四個中心城市,其中,有關科技創新的功能和定位,四個中心城市各有側重,各有特點。

香港: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廣州: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著力建設國際大都市。深圳:發揮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由此可見,大灣區發展規劃對深圳的定位主要就是“科技創新”,明確要求深圳在這方面要發揮引領帶動作用。

二、深圳集聚了一批科技創新的高階資源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和國家創新型城市,集聚了一大批在全球有影響力的科技企業資源,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全國的一面旗幟。2018年,深圳擁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1.4萬家。根據2018年度《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7家深圳企業躋身世界500強,主要是科技企業。一批研發能力強、研究基礎好、智慧財產權充沛的民營科技企業逐步成為深圳“龍頭”。目前,深圳已成為中國獨角獸企業的主要聚集區,在物流、網際網路金融、智慧硬體和人工智慧等領域發展突出。此外,深圳還大量培育諸多具有創新活力和良好的成長潛力的“特尖專精”科技型中小企業。這些企業的規模並不大,但是在某一領域的技術研發能力、產品的競爭力極強。

深圳集聚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和高階創新要素資源。2018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提高到4.2%,居全國領先水平。深圳市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有效發明專利五年以上維持率、專利金獎獲獎數量等核心指標均居全國大中城市的前列。2018年深圳全市人才隊伍總量達510萬,全職院士41人,累計認定高層次人才12480人,其中國內高層次人才8171人,“孔雀計劃”引進海外人才4309人。

深圳建設了一批科研機構和研發平臺,加強了基礎研究能力和重大科研基礎設施投入。2018年,深圳擁有高校13所。近年來,深圳重點引進名校的優勢學科,建設保障民生和產業發展亟需的醫學類、理工類學科,與國內名校合作共建深圳校區。深圳已有14家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其中8家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依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建設。深圳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已成為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漸打造成銜接基礎研究、成果推廣與產業化之間的重要創新平臺。

深圳的新產業、新業態、新經濟十分豐富,新舊動能轉換順暢,高品質發展的特徵比較明顯。深圳的戰略新興產業佔到GDP的40%,包括七大戰略新興產業:資訊科技、生物技術、新能源、網際網路、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深圳還有十大新動能產業,包括海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機器人、智慧裝備、可穿戴、大資料、雲端計算、無人機、人工智慧等。這些產業在深圳都十分的活躍,產業鏈很長,產業的生態非常豐富。

三、深圳科技創新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給深圳帶來了機遇,也帶來挑戰,深圳要抓住機遇,積極應對挑戰,才能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帶動作用。

從機遇來看:

一是設施聯通的機遇。大灣區的目標是要建設世界級的城市群和國際一流灣區,形成現代化的大都市圈,實現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一小時交通圈”。深圳作為大灣區的中心城市,應抓住這個機遇,加快建設國際綜合交通樞紐,促進深圳與灣區其他城市的通勤連線,提升深圳與周邊地區的區域協調發展水平。

二是體制機制創新的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關鍵是促進生產要素的有序高效流動,打破行政阻隔,使人員、資本、貨物、資料等創新要素實現跨區、跨境的便捷流動。這就需要創新體制機制,推動內地與港澳在規則、制度、法律的對接。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和創新型城市,要抓住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國際化營商環境,實現制度的創新。

三是深港合作的機遇。深港在過去“前店後廠”的基礎上,將加強在經濟、社會、文化、環保、科技、民生各個領域的合作,促進深港之間基礎設施的“硬聯通”,推動標準、規則之間的“軟聯通”。深圳要抓住機遇,加快深港合作平臺的建設,特別是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和口岸經濟帶的建設,為香港提供發展的新空間,支援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從挑戰來看:

一是高成本、高房價的挑戰。深圳土地資源短缺,高地價、高房價、高租金的問題十分突出,再加上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原材料成本等綜合成本上升,擠壓了製造業發展的空間,一部分製造業企業呆不住,實體經濟的根基受到影響。深圳要採取有效措施降低成本,要解決房價高的問題,要讓減稅降費政策落到實處,有效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深圳要加強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提升先進製造業的水平,築牢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

二是核心技術缺乏、源頭創新不足的挑戰。深圳要加強基礎研究能力建設,加強源頭創新,提升產業的價值鏈。為此,深圳要加大基礎研究的力度,加強科研基礎能力的建設。深圳應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為突破口,與灣區內其他城市一起構建開放協同的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大灣區科技創新共同體。

三是全球人才競爭的挑戰。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深圳作為移民的城市,過去四十年成功發展的經驗,就是靠人才,靠企業家的創新,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未來的發展中,深圳要增強大灣區核心引擎功能,加強經濟內生的動力,同樣要靠人才,靠企業家,才能應對各種挑戰,解決發展道路上的各種問題,實現可持續的高品質發展。深圳要更大力度吸引創新人才,成為全球高階要素的集聚區、國際人才的追逐地。

四、深港合作共建全球最佳科技叢集

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及其合作伙伴公佈的《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仍然如上一個年度,把深圳-香港列為排名第2位的全球最佳科技叢集,僅次於東京-橫濱。香港擁有5個世界排名前一百位的高校,科研基礎較好。香港的大學中,也不乏在世界和亞洲獨佔鰲頭的學科和專業領域。由於香港的產業結構和市場狹小等因素,制約了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這就需要加強和深圳的合作,共同分享科技資源,促進深港科研要素和資源的有效配置,促進大學、研究機構、企業、中介服務機構和政府政策的無縫對接,為香港發展知識經濟增添新的平臺,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第一、要加強深港城市規劃之間的對接。城市規劃是城市發展帶有全域性性、綱領性、前瞻性、戰略性的佈局和謀劃。城市規劃之間不對接,可能導致交通不對接、功能不對接、產業不對接,城市之間的合作就沒有基礎。深圳城市規劃2035應主動對接好香港的城市規劃2030+,深港之間在交通、地鐵、高鐵、機場、港口更好地銜接。比如,在香港的規劃中北部有一個經濟帶,東部有一個科技走廊。深圳南山的規劃應和香港北部經濟帶規劃要有對接。香港北部經濟帶規劃中有一條鐵路,是要往大嶼山,與香港機場聯接。深圳規劃一條西部快軌,聯接香港這條鐵路,實際上就把香港機場和深圳機場連線起來。洪水橋是香港北部經濟非常重要的發展區域,定位為創新科技、商業和文化創意,南山的發展和洪水橋的發展可以對接起來,成為深港合作的一個亮點。香港東部科技走廊可以跟深圳羅湖蓮塘相對接,羅湖這邊有大梧桐新興產業帶,然後再對接到深圳的東部——龍崗、坪山,這可以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科技走廊。

第二、加強深港科技創新載體和平臺的對接。這個平臺和載體有幾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河套,或者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1+3)。在河套這個合作區裡面香港一平方公里,深圳這邊有三平方公里,包括福田保稅區,將來的發展也有可能比三平方公里更多一些。香港的一平方公里定位也很高階,主要就是科技的創新,包括有大學的研發中心、實驗室,也有科技成果轉化的機構,把國際上一些高階的要素吸引到香港來。深圳這邊定位為離岸的創新特區和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的門戶區。在深圳的規劃中,光明科學城,將近100平方公里,也作為非常重要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來建設。光明科學城是未來產業的策源地,是世界大型開放創新網路的樞紐,聚焦在生命科學、資訊科學、新材料,空間科學等重大領域。還有西麗湖國際科教城,將近60平方公里,現在已經有一些大學,國家的重點實驗室在這裡已經有佈局。西麗湖國際科教城應發揮整體優勢,建設原始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完整鏈條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這些載體本身要加強和香港資源的對接,加強和香港全面的合作,提升深港科技合作的層次和水平。

第三,要探索創新深港科技合作的體制機制。沒有體制的創新,搞科研的裝置進來都很麻煩,生物樣本也不能跨境進來,這就會影響科技創新活動的合作開展。深圳還可以和香港的高校、科研機構共同建設優勢的學科、國家實驗室、新型研究機構,也可以鼓勵深圳企業與香港的科研機構來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重點實驗室,聯合香港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香港共同申請國家重大的科技專案,重大的研發計劃等等。香港有很多大學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在深圳轉化?轉化很重要的也要靠體制機制的改革,比如香港的私募基金能不能更多參與到深圳的科技企業的融資,這裡面就涉及到跨境金融的問題;國內的科研資金能不能有綠色的通道,能夠進出香港更加方便;深港有沒有創新的驗證中心,為這些創新活動提供一些種子資金、基本的社會和創新孵化的服務。成果轉化本身也意味著技術的應用,裡面隱含了非常豐富的制度的含義,需要深港之間進行合作。

第四,探索深港金融的合作。科技和創新是離不開金融的,特別是風險投資,各種金融的市場,當然也要有非常豐富的金融的產品,深港可以探討一種渠道式的金融開放,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的資金池、跨境雙向的股權投資、跨境資產轉讓等。現在國際上有沙盒監管的模式,我們在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探索。當然如果整個深圳跟香港這樣來合作,金融的開放可能有點難度,但可以在特定的區域裡面,比如在前海,剛才提到的河套,劃定一個特定的區域來試驗,做到讓監管部門能夠放心,可以監管到。

第五,探索深港之間智慧財產權的合作。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運營、智慧財產權的資料、智慧財產權的交易,所有的這些都涵蓋著對創新支撐的法治體系。香港在這方面的國際水平是比較高的,國際人才是比較多的。建議以香港為平臺、深圳的產業為支撐,來打造這種國際化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標準。

當前,香港由於《修例》而引起的風波和亂局,已經嚴重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威脅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廣大市民的切身福祉。香港的當務之急應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推動香港走出“泛政治化”誤區,放下政治爭拗、聚焦經濟發展、強化灣區融合。大灣區建設是改變香港社會氛圍、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平臺和抓手,是推動香港進入“休養期、發展期、融合期”的重要動力。大灣區建設將有利於深化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有利於深港共同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有利於助推香港的結構調整和香港居民有更多的獲得感。我相信深港合作進入3.0版本的時代,深港雙城的故事會更加動聽,深港雙城在大灣區的影響力、在國際的影響力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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