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至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召開，為未來五年和十五年中國發展擘畫藍圖。

透過制定五年規劃（計劃），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確立目標與方向，已成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每一個五年規劃，都是一份中國五年發展的路線圖，既體現了中國的決策者對世情、國情的把握與理解，也勾勒出中國發展的清晰輪廓和未來走勢。

“十四五”時期，恰逢“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期。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此基礎上，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與此同時，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演化。

時代背景不同、挑戰機遇不同、目標任務不同、路徑手段不同……這些不同之處讓“十四五”規劃之於中國乃至世界的特殊意義更為凸顯。

“十四五”規劃，不僅僅是在“十三五”基礎上的延續與提升，也不僅僅是一份未來五年的中國發展施工圖。“十四五”規劃，是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指導中國在變局中開新局，妥善應對外部風險挑戰，抓住機遇真正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引領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從站起來、富起來到真正強起來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十四五”規劃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五年規劃，其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作出的一系列部署，是一次意義深遠的戰略升級，不僅決定著未來五年的中國發展路徑，也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程序向前推進堅實的一步。

民族復興邁入新的歷史座標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

即將過去的“十三五”，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無疑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五年。

經濟總量將突破百萬億元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研發人員總量、發明專利申請量位居世界首位；糧食年產量連續五年穩定在一萬三千億斤以上……一連串富有張力的資料，繪就出一張張亮麗的成績單。

其中最值得書寫的，是伴隨著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在此期間實現脫貧，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將歷史性地得到解決。

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一塊短板被補上，意味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也預示著中國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座標當中。

橫向看，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目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十四五”正是這一新徵程的第一個五年，承擔著“開好局、起好步”的重任。這決定了“十四五”規劃將突出遠景目標與當期發展相結合，既關注未來五年，又要著眼於未來十五年、三十年的發展。

縱向看，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相較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主要解決“富起來”的問題，進入新階段之後，中國發展的目標直指“強起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多個方面開始進入鮮有模仿物件的“無人區”。

“從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到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不僅是量的延續，更是質的躍升。”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談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三位一體目標的疊加，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並對世界作出巨大貢獻的新型現代化國家，這是前所未有的壯舉。

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回望“十三五”，在外部風險與挑戰增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依舊穩健前行。從2016年到2019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6.7％，高於世界經濟平均水平3.9個百分點，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30％左右，持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中國經濟結構持續最佳化，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升。特別是透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在去庫存、去槓桿、補短板、強弱項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有效和中高階供給不斷擴大。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所謂高質量發展，實質就是質量和效益替代規模和增速成為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也就是經濟發展從‘有沒有’‘有多少’轉向‘好不好’‘優不優’。”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看來，這一變化，從根本上說，決定於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

《建議》同時明確要求，“十四五”時期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這說明推動高質量發展依然任重道遠。”辛鳴表示，當前，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質量上，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有賴高質量發展，應對日趨複雜的外部環境和防範化解各類風險隱患也有賴高質量發展。因此，“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都要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

“這些質量和效益也不再是單一的物質需要，還有更高的精神需要。”辛鳴談到，十九大報告說了六個詞：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這些內容是建立在物質層面以上的更高層面的精神需求。所以“十四五”發展乃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過程，都要順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後的新要求，把發展質量問題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各領域都要體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制度優勢進一步凸顯

120小時，一座“人口比紐約還多的城市”就完成了全員核酸檢測，令不少外媒直呼“不可思議”。

10月11日，山東青島突現3例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隨後青島市迅速啟動全員核酸檢測，明確5天內完成。截至10月16日18時，青島全部完成1000多萬份核酸檢測，結果全為陰性。

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成功、優越，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風險挑戰面前，能否組織八方有效應對。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大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經受住壓力測試，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

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國主要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展現出更加鮮明的中國特色、更加明顯的制度優勢、更加強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建議》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並要求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我國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黨的領導優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全國一盤棋的優勢、以人民為中心的優勢。”鄢一龍談到，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得十幾億中國人民成為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命運共同體，成為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這是我們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的根本所在，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各專案標能夠實現的根本保證。

疫情加速大變局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

11月4日，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展會之一，進博會也是一扇觀察全球科技和產業變革的視窗。

從首屆進博會上“會飛的汽車”、精度4微米的巨型機床到第二屆進博會上世界最細最短的胰島素注射針頭、建築垃圾迴圈利用粉碎機，再到本屆進博會上的3D列印輪胎、自動駕駛智慧車頂等，透過進博會上一系列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人們觸控到全球科技與產業最前沿的脈搏。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在實現重大突破的歷史關口。特別是隨著資訊科技、人工智慧技術等的深度發展及其與生物、材料等多學科、多技術領域相互滲透、交叉融合、群體突破，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一批顛覆性技術將引領和帶動新科技產業革命逐漸走向高潮。

“科技與產業進步是社會形態變革的最強動力。”在辛鳴看來，誰引領主導了科技與產業發展進步，誰就能引領社會形態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都紛紛重視科學與產業的突破。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最佳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

“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奮進，政府高度重視和明確戰略性產業支援政策是中國搶抓機遇的優勢。”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佟家棟說，我們有決心和信心，充分利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推動中國經濟的新一輪發展，在資訊科技、人工智慧、大資料、生物技術、數字經濟方面取得更大進步，增強產業鏈自主權。

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

進入秋冬季節，全球疫情出現了第2波高峰。不獨大洋彼岸的美國正在備受煎熬，早先“疫情平穩”的歐洲也再次出現反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疫情在中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自1月份暴發以來，中國只用3個月時間就控制住了疫情。

“疫情給百年變局增添了新變數，令國際形勢更加錯綜複雜，加劇國際秩序深刻變革，推進後冷戰時代全球秩序重塑。”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分析談到，面對這次疫情，一向自詡生物醫學研究和醫藥水準世界一流的發達國家，自身應對失當，還頻頻對外甩鍋，進一步暴露出制度、文化和理念上的弊端，新自由主義治理理念更加難以自圓其說。同時，發達國家財政普遍面臨危機，疫情令經濟進一步受創，金融放水本幣大幅貶值，國家綜合實力受到削弱。全球力量重新分佈，政治、經濟、經貿和金融格局深刻調整。

“冷戰結束以後的‘一超多強’國際格局正在加速演變，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東西力量對比變化加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版圖。”鄢一龍談到，全球化出現大變局，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化浪潮出現逆流，全球秩序陷入空前困境。第四次產業革命浪潮興起，成為大國競爭的戰略制高點。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演進，壓縮了歷史程序。

“疫情進一步暴露了西方社會內在的矛盾和問題，凸顯出中國製度的顯著優勢。”辛鳴說。

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久前釋出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中國經濟將增長1.9%，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經濟體。

“疫情使得本已脆弱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其對全球經濟影響多深還有很大不確定性。若疫情持續到年底甚至更長時間，經濟損失恐難以估量，不排除有演變為第三次大危機的可能性。”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張茉楠告誡。

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疫情對包括科技在內的各個領域都產生廣泛而深遠影響，勢必加劇大國博弈、重構世界格局和秩序。

從經濟角度看，疫情給供給端和需求端帶來了雙重危機，需要重新進行一次大調整。特別是疫情導致全球生產鏈、價值鏈進一步分散化、本地化、區域化和內顧化，區域不安定不穩定因素增加，經濟安全面臨更大挑戰。

從政治角度看，疫情成為部分國家新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的藉口，經濟因素被政治化，加劇了國家間的信任缺失和矛盾衝突，破壞合作空間。

於中國而言，面臨的挑戰不容輕視。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談到，疫情令外部需求出現萎縮，中國分享全球化的機遇更加困難。疫情發生後，風險溢價和防護成本更高，物流的中斷給交易成本造成新的障礙。保護主義與疫情合流，國際市場的拓展面臨更大困難。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受到很大沖擊，必然也會連累中國。

“疫情帶來的國際格局變化，給中國原先設計的發展步調和節奏帶來了很多麻煩和不確定性，這是客觀存在的。”但辛鳴同時也強調，“更要看到的是好的方面”。比如受疫情影響，導致有些產業鏈、供應鏈出現問題，這使我們更能認識到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

張茉楠認為，中國至少握有兩大優勢，一是國內疫情防控較海外好，贏得了時間視窗；二是中國擁有龐大消費市場、內部經濟和生產結構完善的產業鏈體系，完全有條件逆勢而上。只要充分發揮集中動員資源的體制優勢和製造優勢，就可以形成和鞏固中國在一些領域的發展優勢地位。

主動求變開新局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

即將過去的“十三五”，中國在創新領域的努力成績斐然：2019年，全國研發經費支出較2015年增長56.3%，佔國內生產總值2.23%，超過歐盟平均水平。其中，基礎研究支出佔比大幅提高，已突破6%。發明專利授權量居世界首位。國際科技論文數量和國際科技論文被引次數均位居世界第二……

隨處可以感知的創新脈動，不斷為高質量發展增添新動能。但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眭紀剛看來，我國的創新發展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需要改進。如基礎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創新能力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創新體系仍不完善等。

“最突出的短板就是一些核心技術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面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眭紀剛說。

此外，全球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發展，對傳統知識體系的顛覆，會開闢全新的技術軌道和經濟正規化，未來中國的產業要向高階化、資訊化、智慧化方向不斷升級，也需要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上更進一步。

“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域性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建議》提出明確要求。

在眭紀剛看來，這至少需要從三個層面著力。

國家層面，建設協同高效的國家創新體系，提升創新治理能力。探索建立政府引導，科學家、企業家、社會公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國家與企業、社會力量各司其職、密切合作的創新治理模式。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創新規律的科技管理制度。建立功能完備的創新發展政策體系，促進科技政策、創新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競爭政策、教育政策、金融政策的有機融合。

產業層面，完善產業技術創新生態，加速新產業變革。開展不同主體之間的協同創新，鼓勵多種技術方案之間的競爭，促進顛覆性技術創新。在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建設一批重大創新基礎設施，加快新興技術研發，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產業技術瓶頸。構建新型產業創新平臺，彌補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產業化之間的“死亡之谷”。

企業層面，建設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依託企業佈局建設一批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和產業創新平臺。構建行業領軍創新型企業主導，大學、科研院所有效參與的產業創新聯合體。引導有條件的企業加大應用基礎研究和前沿引領技術開發投入。鼓勵企業在全球配置創新資源，強化行業領軍創新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麗江至香格里拉鐵路金沙江特大橋實現合龍（10月13日攝） 姚巍攝/本刊

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國家強，經濟體系必須強。《建議》明確提出，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最佳化升級。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佔斌談到，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係和內在聯絡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這其中，居於基礎和核心地位的是現代產業體系。

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產業體系依然存在“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現象。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

從內部看來，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最佳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可以使我國經濟加快改變高投入、低產出的粗放發展模式，最佳化配置各類生產要素，有力促進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增強我國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從外部看，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在其推動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面臨深刻重塑。同時，歐美等發達國家試圖鞏固製造業優勢，國際競爭加劇。因此，順應科技創新大勢、抓住產業變革歷史機遇，加快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高階邁進，可以使中國儘快打造出新的比較優勢。

“如果說‘十四五’期間，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主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那麼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支撐。”辛鳴表示，沒有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支撐，高質量發展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構建新發展格局

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始終是中國經濟最大的優勢之一，也是中國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巨大回旋空間。

尤其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更需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透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迴圈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

《建議》要求，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張佔斌談到，一是夯實國內迴圈體系的體制基礎，堅持問題導向，不斷在關鍵性基礎性改革上實現突破，重點是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

二是暢通國內迴圈體系的血脈，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在生產環節，要透過科技創新和科技自立自強，重點解決技術“卡脖子”的問題；在分配環節，重點是最佳化收入分配結構和分配製度，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建立扶貧脫貧的長效機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流通環節，重點是建設現代化流通體系，降低公路運輸成本並提高鐵路、水路運輸比例，打通港口、鐵路、公路基礎設施連線短板和關卡；在消費環節，重點是擴大消費需求，完善消費政策，促進消費升級和釋放消費潛力，創造更多的名牌產品和特色服務，吸引境外消費迴歸。

三是最佳化國內迴圈體系的空間佈局，實現各類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堅決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構建完整的全國統一市場，暢通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打通“區塊”“省域”和“城鄉”等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迴圈。

四是築牢國內迴圈體系的產業根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構建以我國為中心的產業供應鏈生產組織網路，提高產業配套發展能力。

張佔斌同時強調，國內迴圈與國際迴圈要同步執行，不能是先做一個，再做另一個，要強化兩個迴圈的相互支撐作用。

他認為，針對當前國際局勢變化，一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二是以制度創新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以“一帶一路”為重點，依託開發區、自貿試驗區、自貿港，促進商品、資金、技術、人員更大範圍流通，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三是加快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有新突破。此次疫情展現出亞洲國家有其獨到的優勢、制度和文化。同時，多數亞洲國家都堅持全球化、堅持多邊主義，對貿易採取開放、合作和多邊主義的態度。以抗疫互動合作為契機，以產業鏈調整為抓手，以加強同東北亞、東南亞的區域合作及推進中日韓經濟迴圈、RCEP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點，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重點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

統籌發展和安全

“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防範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程序的各種風險”……《建議》大篇幅部署發展重大任務的同時，圍繞安全作出系統部署。

“沒有安全的發展是不穩定的，沒有發展的安全是不可持續的。”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顏曉峰認為，發展和安全要同步推進，既要善於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又要善於塑造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實現發展和安全彼此支撐。

在專家們看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我國各類矛盾和風險易發期，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

鄢一龍分析談到，第一，總體來看，“十四五”期間國際環境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未來或許還有很多風險挑戰。第二，公共衛生危機、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等各種危機進入高發階段，就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說明人類對大自然的干預已經達到一定程度，非傳統安全問題將十分突出。第三，第四次產業革命讓整個社會進入非線性變化階段，導致很多歷史經驗不適用，比如大規模就業替代、生命形態改變、生命倫理改寫、社會組織形態重構等，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巨大風險。第四，現代社會的脆弱性。現代社會的網路性、複雜性與擾動性，都使得風險能夠迅速擴散，並可能演變為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建議》強調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築牢國家安全屏障。

“某種意義上說，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是基於統籌發展和安全後作出的戰略選擇。”辛鳴說，構建新發展格局，看似說的是國家發展層面，其實同樣考慮了國家的總體安全。

在鄢一龍看來，做好以下五個方面至關重要：第一，有效識別偏差與風險。現代社會雖然是一個資訊社會，但是對於風險做出準確判斷依然很困難。第二，較強的風險抵禦能力。整個社會從政府、企業到個人都能夠未雨綢繆，“天黑有燈，下雨有傘”。第三，風險消弭機制。整個社會需要有各種外部衝擊的緩衝機制、衰減機制、“隔震機制”，將風險衝擊消弭於無形。第四，風險控制機制。社會的控制系統要足夠強大，能夠抵消外部衝擊帶來的擾動，使得社會回到正軌。第五，最重要的是全社會能形成應對風險和危機的“負反饋迴圈”。風險形成後，能夠透過“負反饋迴圈”而不斷減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整個社會在風險衝擊下仍能保持其魯棒性，繼續沿著既定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