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下一個“副省級城市”？

這種說法不是第一次出現。

近年來，來自河南、湖南、新疆、福建、甘肅等地的代表委員先後提出建議，將各自省會鄭州、長沙、烏魯木齊、福州、蘭州升格為副省級市。

副省級城市，為何讓這麼多省會趨之若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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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層級，大致有“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四層架構。

在中國內地300多個城市裡，只有4個省級直轄市、15個副省級城市。

北京、上海、重慶、天津4地為直轄市，相當於省一級。

四大直轄市雖然被視為城市，與廣州、深圳、蘇州、成都武漢、鄭州等城市同等比較，事實上，無論其行政級別、管理許可權，還是財政支配度，都遠高於普通城市。

廣州、杭州、南京、濟南、瀋陽、長春、哈爾濱、武漢、成都、西安等10個城市為副省級市。（參閱《誰是最強省會城市？》）

深圳、青島、寧波、大連、廈門等5市為計劃單列市，相當於副省級城市。

所謂的計劃單列，主要指的是部分省級管理許可權、財政單列，財政幾乎不與所在省份分成，可支配度相對較高。

除了5個計劃單列市，其他10個副省級城市均為省會，且多是傳統的大區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東北三省省會均名列其中，這與副省級城市誕生時的經濟社會程度發展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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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省會和經濟強市不是副省級？

在內地27個省會中，還有17個省會未能晉級“副省級”：鄭州、長沙、合肥、福州、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南昌、南寧、海口、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這其中，鄭州、長沙、合肥、福州均為萬億GDP城市城市，經濟實力已經超過了作為副省級城市的瀋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參閱《最新萬億GDP城市》）

在這些省會之外，還有部分經濟強市仍舊只是普通地級市：蘇州、佛山、無錫、東莞、南通、泉州。

這些城市雖然GDP遙遙領先，蘇州已經突破2萬億，超過除廣深之外的所有副省級城市，但其行政級別依然與普通地級市等同。

這種背景下，一些強省會和經濟強市追逐副省級城市，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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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級城市，可以視為歷史遺留產物，也是特定歷史階段城市地位的體現。

副省級城市，產生於1994年，其前身為計劃單列市。從1954年到1993年，我國共設立了14個計劃單列市，包括廣州、武漢、瀋陽、哈爾濱、南京等省會城市。

1994年，這14個計劃單列市與杭州、濟南一併被定位副省級城市。計劃單列市僅保留深圳、重慶、寧波、青島、大連、廈門6個。

隨著1997年重慶升格為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僅剩5席，而副省級省會定格為10席，15個副省級城市就此定型。

從1994年至今，27年過去，我國再沒增加過一個副省級城市。

如今，全國經濟發展可謂天翻地覆，區域經濟格局早已不同於往日，一些普通省會、地級市脫穎而出，經濟總量遠超傳統的副省級城市。

鄭州、長沙等省會經濟跨過萬億，經濟總量早已超過瀋陽、大連、長春、哈爾濱等副省級城市。

蘇州、無錫、佛山、東莞，更被譽為四大地級市，經濟總量超過多個副省級城市。（參閱《TOP30城市GDP》）

這正是各大省份不斷呼籲新設副省級城市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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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級城市有什麼好處？

最直觀的好處，當屬行政級別的提升。

一般而言，地級市多是廳級單位，而副省級城市則高出半級，主要領導均為副部級，下屬各區、局等單位同樣高出半級，而普通縣級領導幹部只是處級，而副省級城市的街道就已是處級。

能否成為副省級，不僅意味著相當的直接晉升的可能，還能帶來更強的資源配置能力。無論是向上爭取國家專案還是延攬更多產業，都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利好。

此外，升格為副省級，意味著管理許可權的提升。

副省級城市，一般都享有部分省級管理許可權；如果能成為計劃單列市，財政上還能獲得相當的自由許可權，廣州深圳財政收入的巨大懸殊，背後就不無深圳財政單列的因素。

當然，近年來，一些省份開始向省會、經濟強市下放省級管理許可權。

2020年，河南正式向鄭州、洛陽下放部分省級管理許可權；江西甚至提出，除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不能下放或委託的事項外，省級審批許可權原則上均下放到都市圈設區市政府。

可見，即便沒有“副省級城市”的名頭，省級管理許可權也已在儘可能的下放。

相反，計劃單列市，由於財政單列的原因，與所在省份其他地市的爭議日益增多。

個別經濟並不算強勢的省會城市承擔起巨大的財政重擔，自然引來各種各樣的非議，而計劃單列市想要進行擴容，也面臨各種各樣的現實阻礙。

這兩年，取消計劃單列市的呼聲不絕於耳，呼籲計劃單列市承擔更多財政責任的說法更是屢見不鮮。

所以，不難推斷，短期內，國家層面應該不會再設立副省級城市，更不會再新增計劃單列市。

對於經濟強市來說，與其追求這一名頭，不如做大城市能級，以經濟實力展現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