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20年中國人口達14.1億，出生人口較2019年下降260萬，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3.5%。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人口因素變化緩慢但勢大力沉，影響重大深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
當前必須正確認識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必須正確認識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我們建議，儘快讓生育權迴歸家庭自主，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以提升總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構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體系以讓每個人老有所依、老有所醫。
目錄
1 總人口14.1億，低速增長，“十四五”時期將負增長，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
2 老齡化加劇，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
3 勞動年齡人口大幅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4 少子化加劇，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5 家庭小型化、不婚化成新趨勢，2020年家庭戶規模降至2.62人
6 人戶分離人口比2010年增長88.52%，戶籍制度亟待改革
7 2020年性別比為105.07，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
8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東北、西北人口持續流出
9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會階層固化現象突出
10 放開生育刻不容緩，實在不行先放開三胎，加快構建生育支撐體系
正文
1 總人口14.1億，低速增長，“十四五”時期將負增長，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
2020年中國人口14.1億，近10年人口低速增長，《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期的2020年14.2億未實現，聯合國同樣高估中國人口增長。2020年中國總人口為141178萬人，較2019年增加1173萬，2010-2020年年平均增長率0.53%，較2000-2010年的0.57%下降0.04個百分點，近10年人口低速增長。中國人口從8億到10億，花了12年；從10億到12億，花了14年；從12億到14億，花了24年。
2016年《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估2020年中國人口14.2億人，但未實現，過高估計全面二孩政策對生育率提升的影響，認為2015年總和生育率在1.5-1.6之間，預期2020年、2030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8，進而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前後達14.5億人的峰值。此外，聯合國同樣高估中國人口增長。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對中國人口有9個預測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設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70、1.72、1.73，進而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1年迎來14.6億的峰值；低方案假設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5、1.32、1.23，人口將於2024年達到14.5億的峰值。
中國人口將在“十四五”時期陷入負增長，2050年左右開始將急劇萎縮，2100年將降至不到8億，屆時佔全球比例將從當前的19%降至7%。相較於維持人口總量不變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總和生育率大致意味著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將萎縮約1/3。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3，已處較低水平，隨著生育堆積效應消失，生育率還將進一步下滑。如果總和生育率依舊為1.3，中國人口將在2021年達到峰值。人口見頂之後前25-30年內萎縮速度較慢，但隨著1962-1975年高生育率時期出生人口進入生命終點，萎縮速度將明顯變快。2050年中國人口將較2022年減少9%，2075年將較2050年減少22%，2100年將較2075年減少25%，即降至約7.5億。1950年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為22%，2020年小幅降至約19%，2100年將大幅降至約7%。
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隨著人口總量萎縮，中國大市場優勢將逐漸喪失，綜合國力也將受影響。（請參考“澤平宏觀”深度報告《中國人口報告》《中國生育報告》《中國婚姻報告》）
2 老齡化加劇，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
2010-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比13.5%。老齡化加速到來，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相比美歐日，我們有計劃生育政策因素，人口政策經歷過從鼓勵到計劃的大幅轉向。2022年將進入佔比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2033年左右進入佔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5%。
1962-1976年的嬰兒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齡化，退出勞動力市場。我們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紅利，後面就要揹負多大的老齡化負擔，我們正從過去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未來養老負擔、社保支出和政府債務將大幅上升，其嚴峻程度將會超過絕大多數人的認知。未來醫藥、養老、醫療等行業都是大賽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比美歐更嚴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韓國最新的綜合生育率已經降至0.8（聯合國的代際平衡黃金綜合生育率是2.1），可能跟美歐移民政策比亞洲更開放有關，但是歐洲的大規模移民湧入帶來了社會治安變差、種族衝突、社會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問題。（參考深度報告《美國人口報告》《日本人口報告》）
老齡化地域差異大，東北、川渝地區老齡化嚴重。分省看，2020年西藏、新疆、廣東、青海、寧夏等5省老齡化率低於10%，西藏僅為5.67%；海南、雲南、福建、貴州、江西、廣西等13省介於10%-13.5%；河北、湖北、天津、湖南、安徽、山東等13省高於13.5%，其中，遼寧、重慶、四川、上海、江蘇、黑龍江、吉林分別高達17.42%、17.08%、16.93%、16.28%、16.2%、15.61%、15.61%。
3 勞動年齡人口大幅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2010-2020年15-59歲人口占比下降6.79個百分點。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2013年見頂，人口數量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戰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社會創新創業活力下降，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行。2010-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從10.6%降至6.1%，即將進入“5時代”（2020年由於疫情，增速2.3%）。
我們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人口數量紅利是過去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依靠龐大且年輕的勞動力以及與之相關的巨大統一市場，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體。1962-1975年第二輪嬰兒潮人口是改革開放40年的建設主力，生產和儲蓄多，消費少，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儲蓄超過投資部分產生貿易順差，同時過剩的流動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動消費升級，經濟潛在增速較高。
如果不作出改變，我們依靠日益嚴重的老齡化人口結構難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人口總量的增加、質量和結構的改善推動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經濟騰飛，並在二戰後成為世界霸主。人口老齡化使得我國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加；隨著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萎縮，勞動力成本將日益上升，部分製造業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向東南亞、印度等地遷移。
4 少子化加劇，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2020年出生人口1200萬，比2019年下降265萬，降幅為18%，不少城市披露出生人口較2019年下降10%-30%，未來將繼續下降。2010-2020年0-14歲人口占比略微上升1.35個百分點，跟2016年全面放開二胎有關。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現三輪嬰兒潮，分別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萬，1962-1975年的年均2628萬，1981-1994年的2246萬，之後逐漸下滑至2003-2012年的約1600萬，其中2012年為1635萬。
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再降到2020年的1.3。第四輪嬰兒潮原本應在2010年後出現，但因長期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獨生子女政策有所鬆動，2012年末中央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預期。2015年末中央全面放開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達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峰值，但2017年降至1725萬，2018年下降202萬至1523萬，2019年下降58萬至1465萬，2020年下降265萬至1200萬。不少城市披露當地出生人口較2019年下降10%-30%。
從長期趨勢看，隨著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新一代年輕人觀念改變、撫養成本上升等，出生人口仍將處於快速下滑期，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100萬。
5 家庭小型化、不婚化成新趨勢，2020年家庭戶規模降至2.62人
2010-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規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戶規模繼續小型化，主要受我國人口流動日趨頻繁、戶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等因素影響。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總體來看，中國家庭戶規模變小的原因集中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人口流動日趨頻繁，職業流動性增加，家庭成員間空間距離變大，年輕人更可能離開父母獨立居住，一人戶、“空巢”家庭和“純老戶”數量、比例均會增加。
第二，當前戶籍制度改革程序明顯滯後於人口流動趨勢。流動人口無法享受與戶籍人口均等的教育、醫療資源與公共服務，降低生育意願。
第三，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日趨普遍。60年代是傳統的一代，70、80年代是轉型的一代，90、00後不向往結婚生育，嚮往獨立、自由、享受，抵制“996”，發達國家也走過類似的道路。年輕人對組建家庭、養兒育女的意願逐漸下降，對婚姻的依賴不如以往強烈，單身經濟盛行。近年，我國結婚率日益走低，離婚率逐漸升高。2013-2020年我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7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813萬對。1987-2020年我國離婚登記對數從58萬對攀升至373萬對。不婚導致大量單身人口的出現，民政部預計2021年獨居單身成年人口將高達9200萬。
從國際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離婚率提高、人口流動等因素，家庭規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國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截至2015年，日本、美國、韓國家庭戶均規模分別降至2.33、2.54、2.73人（根據2015年“小普查”資料，2015年中國為3.10），2020年暫無權威資料更新，但根據趨勢和規律，我們相信實際資料會遠低於2015年。從一人戶、二人戶比例看，1960-2015年，日本一人戶、二人戶家庭比例分別從5.3%、12.7%增至34.5%、27.9%；中國2015年僅分別為13.1%、25.3%，相當於日本1990年代至21世紀初水平，未來仍有下降空間。此外，中國家庭戶規模小型化空間大，可能導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積需求。（請參考“澤平宏觀”深度報告《中國住房存量報告》）
6 人戶分離人口比2010年增長88.52%，戶籍制度亟待改革
人口流動規模進一步擴大，流動趨勢明顯，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人口分別比2010年增長88.52%、192.66%、69.73%。人戶分離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現象，與戶籍制度、經濟發展聯絡密切。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3.89%，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5.4%，低於常住18.5個百分點。人戶分離人口為49276萬人，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694萬人，流動人口為37582萬人，跨省流動人口達12484萬人。與2010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88.52%，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92.66%，流動人口增長69.73%。分地區看，東、中、西部吸收人口流動比例差異明顯。其中，東部地區吸收跨省流動人口9181萬人，佔比達73.54%；中部地區吸收955萬人，佔比是7.65%；西部地區吸收1880萬人，佔比15.06%；東北地區吸收468萬人，佔比僅3.75%。
以上資料說明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持續推進，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戶籍制度改革滯後於人口流動趨勢，人地掛鉤機制不完善，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內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不均等。應當儘快建立人地掛鉤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7 2020年性別比為105.07，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
2020年總人口性別比為105.07，較2010年略有降低，處於歷史低位水平。2020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別為72334、68844萬人，佔比分別為51.2%、48.8%，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5.07，與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目前處於歷史低位水平，“重男輕女”的錯誤思想有明顯改善。分省看，2020年遼寧、吉林2省人口性別比在100以下，黑龍江、河南、河北、四川、重慶等17省介於100-105，新疆、福建、廣西等9省介於105-110，廣東、海南、西藏在110以上。整體看，東北呈現“女多男少”的特點，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99.70、99.69、100.35，人口流入大省廣東性別比高達113.08。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男女比例自計劃生育後嚴重失衡、高學歷女性往往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場匹配困難，農村光棍和城市大齡剩女現象日益突出。第一，男女比例自計劃生育後嚴重失衡。比如00後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第二，在婚姻市場中，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農村婚姻成本越來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場的主動性受家庭資源、財富水平的影響。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高學歷女性往往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在事業發展期面對巨大的戀愛、結婚、養育等成本時，如果沒有遇到物質與理想同時匹配的擇偶物件，更傾向選擇不婚甚至不戀，加大婚姻市場匹配難度。
8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東北、西北人口持續流出
人口進一步向經濟發達區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個人口萎縮省份全部位於北方，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2010-2020年東部人口占比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下降1.20個百分點。2020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人口占比分別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廣東、山東2省人口超1億，分別為1.26、1.02億，合計佔全國的16.1%。河南、江蘇、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萬-1億，雲南、江西、遼寧、福建、陝西等17省人口在1000萬-5000萬，寧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萬。10年間甘肅、內蒙古、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等6省人口萎縮，分別減少55.5萬、65.7萬、79.6萬、115.5萬、337.9萬、646.4萬人，全部位於北方，人們用腳投票，奔向南方。
我們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遷移經歷了從“孔雀東南飛”到2010年後的迴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粵浙人口再集聚和迴流中西部並存。城市層面，人口持續向少數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線人口持續流入但增速放緩；三、四線城市人口持續淨流出。都市圈層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層面，人口進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從國際看，美國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在地區層面，從向傳統工業主導的鐵鏽8州集聚，到向能源、現代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主導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鄉層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後期明顯向大都會區集聚。日本人口隨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從向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極”集聚轉為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產市場不斷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未來房地產市場將更加分化，但人地分離、供需錯配，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中國城鎮化戰略長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的傾向，與人口遷移趨勢背離。分地區看，2009-2016年東部城鎮建設用地增量比例低於城鎮人口增量比例12.9個百分點；而中部、東北、西部分別高1.7、4.4、6.8個百分點。分城市看，2006-2016年1000萬人以上城市城區人口增長36.0%，土地供給僅增長14.4%；2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長3.0%，土地供給增長26.1%。人地分離、供需錯配，導致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而且貨幣超發使得廣義貨幣增速多高於名義GDP增長，尤其刺激供給短缺、優質公共資源富集的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儘管近年中國城市發展戰略逐漸調整為“以中心城市為引領，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都市圈建設為突破口，對中小城市分類施策”，但任重道遠，共識還未形成。
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我們建議以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為核心加快構建房地產長效機制，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發揮房地產實體經濟功能，迴歸居住屬性和製造業屬性。（請參考“澤平宏觀”深度報告《中國人口大遷移的新趨勢》《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六大失衡與對策》）
9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會階層固化現象突出
2010-2020年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增長73.2%，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從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具有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7.2%、16.8%、38.4%、27.6%。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升為15467人，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為15088人，擁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人降為34507人，擁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降為24767人。分省看，2020年北京、上海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大於30%，學歷水平高；內蒙古、江蘇、陝西、寧夏等20省介於20%-30%，四川、河北、湖南等8省小於20%。從受教育年限看，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提高9.1%。文盲人口3775萬人，文盲率由4.1%降為2.7%。分省看，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於11年，受教育程度較高，山西、廣東、遼寧等10省介於10-11年，黑龍江、湖南、河北等14省介於9-10年，青海、雲南、貴州、西藏4省在9年以下。
但近年社會階層流動放緩，“寒門難出貴子”現象突出，名校錄取中來自農村和寒門的比例下降。我國近十年來出現社會財富向頭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基尼係數由2015年的0.465升至2020年0.474，稅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佔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1978-1998年北大清華等名校農村學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2019年清華在內地招生3400名，農村及貧困地區學生656人，佔19.3%，其中透過自強計劃和國家專項計劃錄取的學生有379人，若沒有針對貧困地區的專項計劃，清華農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國香港年輕人被一套房子綁架一生，高房價抑制了社會階層流動和年輕人奮鬥的夢想。住房制度決定房地產市場。全球各經濟體房地產市場表現差異極大，有的陷入高房價困境，帶來各類經濟和社會問題，如中國香港和英國；有的暴漲暴跌，引發金融危機，如美國和日本；有的房價長期穩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國和新加坡。1998年內地住房制度改革學的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學的英國（參考暢銷專著《房地產週期》《全球房地產》）。加大教育投入、調節收入分配、促進教育公平、加快推動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0 放開生育刻不容緩，實在不行先放開三胎，加快構建生育支撐體系
七普資料表明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來，在“十四五”時期撲面而來，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灰犀牛之一。人口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其他危機不同，由長期低生育率引發的人口危機具有長期性，其影響顯現較慢，但一旦爆發則很難遏制，放開生育刻不容緩，實在不行先放開三胎。我們建議：
儘快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讓生育權迴歸家庭自主，加快構建生育支援體系。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質量為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一是加快推推動社保全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企業留用和僱傭年長勞動力，適時適當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三是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四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
我們正從過去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是該重視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勢新趨勢了。是該形成共識了。是該全面放開生育了。
(本文作者介紹：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