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接棒全面小康，重在獲得感與幸福感
第一個百年目標即將勝利完成，共同富裕或接棒成為之後政策重點。
預計“七一”建黨百年慶典上將宣佈 GDP 翻番的全面小康目標實現，共同富裕將接棒全面小康成為新關鍵詞。共 同富裕既不是“均貧富”，也不是簡單盯住基尼係數等指標，而是可支配收入的持續提升， 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持續擴大。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涉及收入分配機制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以提升其獲得感與幸福感。
我國房價較高，未來需加快落實房地產長效機制以減輕居民住房負擔。高企的房價收入比彰顯了我國居民高昂的居住成本，未來需加緊落實房地產長效機制，做實做細“房住不炒”，防止房價過快上漲，大力發展租賃住房，以此降低居民的居住成本，提升其幸福感與獲得感。
我國教育支出與醫療支出等佔比較高，未來政府需提供更多公共服務以降低居民教育 醫療成本。我國重視教育，家庭對於教育的支出也相對較高，2019 年城鎮居民人均教育 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占人均消費性支出比重為 12%，其中應以教育為主。根據調研資料顯示，家裡有高中及以下學齡/學前孩子的家庭中，孩子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支出的比例平均約為 20.6%，平均金額為 5877 元，考慮到 2019 年我國城鎮 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為 28,063 元，可藉此估算我國家庭支出中教育支出比重。我國醫療支出佔比雖不及教育支出但是也相對較高，2019 年佔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的 8%，未來亦需要降低負擔。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於教育成本過高，教育減負迫在眉睫。
總人口仍有增長但增速放緩，生育成本過高需要壓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全國人口共 141,178 萬人，與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增加 7,206 萬人，累計增長 5.38%，年平均增長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 0.57%的年均增長下降 0.04 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局長表示，“七人普初步彙總的結 果顯示，2020 年我國出生人口為 1200 萬人”，“2020 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1.3”。 新生人口的快速下滑反映了生育意願的下降，而這與過高的生育成本有較大聯絡。
我國養育直接成本高達數十萬元，對生育意願產生了較大的制約。根據研究可以看到廣州作為一線城市，從 母親懷孕到小孩本科畢業直接成本估算高達 80 萬元，而玉溪作為雲南地級市，其生育直接成本亦高達 37 萬元。高企的生育成本降低了居民的生育意願，除了衣食住行等剛需領 域，教育培訓支出亦不可忽視。
除直接的金錢成本外，養育孩子所佔用的時間成本亦十分高昂。除了養育孩子所需花 費的金錢成本外，孩子的教育等亦需要佔據家長較多的時間。根據調研可以看出有 40%的家庭其子女校外教育起始年齡是 2-7 歲；80%的家長表示已準備好為了孩子 的成功犧牲個人生活；32.2%的受訪家庭子女的單科校外教育頻率是 2 次/周，每週可參與 不低於 2 科，38.1%的家庭接送子女進行校外教育的單程耗時在 15-30 分鐘，這意味著每 周有接近 2-4 個小時都消耗在接送子女的路上。除了教育之外，陪伴孩子玩耍、孩子生病 陪護等多項事務對於家長的時間佔用亦十分可觀，高企的時間成本也是壓降生育率的重要推手。
義務教育減負以公平為本，校內教育與校外培訓共進
教育體系多元化發展，校內教育、校外培訓等各有政策定位。
我國教育體系多元化發展，國家對於不同機構的訴求不同。我國校內的教育從 3 歲的 學前教育開始，包括小學、初中等，之後分為偏向學術的普通高中（本科、碩士、博士） 以及偏向職業化的中等職業教育（大學專科）。校內教育又可分為公辦和民辦兩種，目前 仍以公辦為主。除了校內教育外，校外培訓也在蓬勃發展，包括義務教育階段開展的學科 類校外培訓和興趣拓展類校外培訓，以及考研、考公、出國等成人職業培訓。多元化的教 育體系為我國源源不斷輸送人才，國家對於這些單位的定位亦有所不同：
義務教育以校內教育為主，政策致力於在維護公平的基礎上減負。我國的教育體 系除了教書育人之外，還存在了一定的選拔機制，這對於促進階層流動、提升社會效率具有較大幫助。義務教育階段主要包括小學和中學，其中又包含公立和民 辦兩種。為提升公平性並降低負擔，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引發了《關於深化 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要求“推進義務教育學校免試就 近入學全覆蓋”，“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一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 招生；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計劃的，實行電腦隨機錄取”，即透過劃片入學、公 民同招、民辦搖號等操作，在維護公平的基礎上，降低學生負擔。
校外培訓是校內教育的重要補充，監管重點在於規範引導學科類培訓。K12 校外 培訓是校內教育的重要補充，可以分為興趣拓展類和學科類兩種，目前國家對於 興趣拓展類培訓仍較為支援，而對於學科配校外培訓則強調減負。2018 年 2 月， 教育部等四部委即釋出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 項治理行動的通知 》，後續亦有配套政策不斷出臺，2021 年 5 月深改委會議審 議透過《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進一步加強對學科類校外培訓的監管。2021 年 6 月 15 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 培訓監管司，強化校外培訓監管。
成人職業培訓有助於支援就業，國家政策不斷支援。成人職業培訓主要覆蓋範圍 包括公務員考試、事業單位考試、研究生考試、出國英語考試等多個領域，有助 於幫助學生更好地實現自身的職業發展目標。國家對於就業十分重視，對於校內 的職業教育和校外的成人職業培訓均較為支援。
校內教育仍以公立為主，政策致力於在維護公平的基礎上減負。
民辦教育是公立教育的重要補充，其中主要集中於學前教育階段。我國教育體系整體 以公立為主，民辦為輔，而民辦教育主要集中在學前教育領域，2018 年在校生佔比中， 49%的民辦教育在校生處於學前教育領域，而從民辦教育與公立教育的在校生佔比看，學 前教育中民辦教育的佔比為 57%，小學中民辦教育佔比較低僅 9%，初中、普通高中佔比 接近均為 14%。
義務教育階段要在保障公平的基礎上減負，多項改革持續推進。為了在保障公平的基 礎上降低學生學業負擔，我國政府推行公立學校劃片入學，即“義務教育學校免試就近入 學”，這種改革的初衷在於降低低年級學生過重的學業負擔，但同時也產生了兩個問題， 一方面是好學校對應的學區房價格猛漲，另一方面是民辦初中透過“掐尖”的方式獲得了 好的生源，進而倒逼家長在小學階段“雞娃”以求進入好的民辦初中。為了解決這兩個問 題，國家一方面國家推進公辦校“多校劃片”的方式分散進入不同學校的機率以降溫學區 房，另一方面透過推進公民同招、民辦搖號（即“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一 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計劃的，實行電腦隨機錄取”）來降低 父母的“雞娃”意願。預計未來相關改革有望進一步深化。
校外培訓是校內教育的重要補充，監管重點在於規範引導學科類培訓。
我國校外培訓規模穩步增長，線上培訓增長迅猛。校外培訓是校內教育的重要補充， 其中線下培訓規模從 2013 年的 2,848 億元增長到 2019 年達 5,137 億元；線上培訓增長迅 猛，規模從 2013 年的 85 億元增長到 2019 年達 649 億元，年化增速高達 40%。
K12 校外培訓極度分散，巨頭目前主要佈局一二線城市。目前我國 K12 課外培訓的集 中度很低，2019 年巨、大型機構僅佔比 10%，主要機構如新東方、好未來等收入佔比不 到 5%，更多的是分散化、碎片化的輔導機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表示，2018 年為整治校 外培訓機構，透過摸排的方式調研了全國 40.1 萬所校外培訓機構，分散化的小型機構規模 十分龐大。聚焦到 K12 校外培訓巨頭的佈局看，目前仍主要以一二線城市為主，新東方和 好未來在三線及以下城市的機構佔比分別為 8%和 1%，滲透率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近年來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政策不斷出臺，重點在於規範行業發展、降低家庭負 擔。校外培訓機構是校內教育的重要補充，但是無序擴張問題較重，2018 年 2 月出臺了 《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 》，之後一系列 政策不斷出臺。2021 年 5 月 21 日，深改委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 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6 月 15 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校外培 訓迎來又一波監管高潮。
校外培訓監管重點在於資質審批、培訓行為等。2018 年先後出臺的《關於切實減輕 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和《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 展的意見》重點強調了兩個方面：（1）證照需要齊全，即校外培訓機構需取得辦學許可證 和營業執照，機構實施屬地化管理，同時從事語文、數學、英語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學 科知識培訓的教師應具有相應的教師資格；（2）培訓行為需要規範，即學科類培訓（主要 指語文、數學等）不得“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並且上課時間不得與當 地中小學教學時間衝突，培訓結束時間不得晚於 20:30 等。
參考海外經驗，教育體系更多與國情息息相關
日本：教育附加選拔屬性，“寬鬆教育”倒逼課外輔導擴張
日本在 70 年代開始推動“寬鬆教育”，重在減輕學生負擔並加大素質教育力度。日本 教育體系曾在 70 年代針對過去的“填鴨式教育”進行改革，提出“寬鬆教育”，改革的領 域包括從偏重知識轉向自主學習、獨立思考，強調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非灌輸式教育，並且 大幅降低學生課時負擔。可以看到，1977 年日本正式提出“寬鬆教育”，1980 年小學和初 中課時比 1971 年下降了 735 小時，降幅達 8%，之後 1989 年《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出 臺，強調培養孩子的“生存能力”，1998 年對《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進行一定的修訂， 2002 年小學和初中課時比 1971 年下降了 1600 小時。但值得注意的是，“寬鬆教育”帶來 了較多的亂象，包括階級分化、課外“學習塾”氾濫、學生基礎知識不牢等，2016 年政 府發表“去寬鬆化”宣言，日本的寬鬆教育正式宣告失敗。
日本“寬鬆教育期間”，學習塾規模快速擴張。日本的“寬鬆教育”從 1977 年正式啟 動，這一期間日本的課外輔導培訓機構“學習塾”規模也快速擴張，從 1981 年的 1.8 萬 家快速擴張至 1996 年的近 5 萬家，這背後是學校教育“減負”與家長希望孩子接受更多 教育的矛盾。從日本中小學生通塾率看，1976 年中學生和小學生的通塾率分別僅為 38% 和 12%，到 1993 年這一比例達到了 59.5%和 23.6%，日本課外輔導滲透率快速提升。日 本校外培訓機構的快速發展填補了校內教育缺失的環節，校內減負的同時校外“加負”。
日本學習塾高度碎片化、分散化，出現了一定的行業亂象。從 2004-2006 年的統計來 看，培訓機構從業人員數量在 1-4 人的佔比高達 60%，50 人以下的機構數量佔比達到 99%， 高度分散化、碎片化。在這一背景下，校外培訓機構的發展也出現了較多亂象，包括培訓 教師不具備相關經驗資質、教育質量低下等。後續日本政府加強了對行業的監管力度，1987年“培育優秀學習塾大會”通過了學習塾自我管理規約，1988 年通產省牽頭成立社團法人“全國學習塾協會”。
美國：教育市場化發展，普惠教育與精英教育並存
美國普惠教育與精英教育並存，中學階段私立入學人數約為公立的十分之一。美國的 教育模式可以概括為普惠教育與精英教育的並存狀態，從入學比例可以看到，2017 年美 國的私立中學入學人數為公立中學的 1/10，大部分學生接受公立教育。從師生比可以看到， 2015 年美國公立中小學的學生/老師比為 16:1，而同期私立學校的比例為 12:1，更高的師 生比意味著更高的教學質量，同時其成本也更加高昂。
美國優秀大學往往為非營利私立院校，但是其入學門檻與花費均較高。美國大學可以 分為公立院校、非營利性私立院校和營利性私立院校，比較有名的高等學府如哈佛、耶魯、 普林斯頓等均為非營利私立院校。但是，非營利私立院校的入學門檻相對較高，除了學習 成績外，往往還需要關注學生的實踐經歷乃至推薦信等，此外非盈利私立院校的花費亦相 對較高，多重因素使得美國普惠教育與精英教育並行。
德國：多元化教育體系，縮減工作差距有助於降低學生負擔
德國校外輔導參培效率相對較低，或與其教育體制有關。2012 年國際學生評估專案 （PISA）的調查顯示，德國課外輔導主要集中在數學和外語兩個科目。根據貝塔斯曼基金 會的一項德國全國性調查，就數學科目而言，德國的比例不僅遠低於日本和韓國（66%） 這兩個東亞國家，也落後於芬蘭、英國、丹麥、美國等歐美國家。在發達國家中，德國是 課外輔導最不普及的國家之一，而這或與其獨特的教育體制有關。
德國教育體制相對多元，畢業後的工作差距相對有限。德國教育體系除了傳統的透過 文理中學（Gymnasium）深造攻讀大學學位外，還包括透過綜合中學（Gesamtschule） 培訓後就讀應用技術大學，以及透過實科中學（Realschule） 和職業中學（Hauptschule） 等就讀專科院校等。不同的學生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且畢業後的工作差距相對 較小，比如 2018 年德國七大行業平均工資看，具有學術背景的工資相對比非學術背景略 高，但差距有限，由此有助於降低學生的競爭壓力。
立足中國國情，義務教育改革需校內校外共同支援
中國校外培訓的發展既受升學壓力影響，也與家庭條件有關。
升學壓力對校外培訓有一定影響，但需注意北京、上海等地升學壓力較小反而課外輔 導班相對較多。2018 年國家對各省的校外培訓機構進行摸排，合計摸排超 20 萬家，我們 使用分省的校外培訓機構數量除以該省 2017 年初中畢業人數，可近似得到每萬名初中畢 業生對應的校外輔導機構數量，變相體現當地校外輔導氛圍的強弱。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該統計僅涵蓋了校外培訓機構數量，僅可作為間接參考指標，如天津的校外培訓機構較多， 可能與當地機構小而分散有關。從 2020 年各省高考一本錄取率來看，難度相對較大（即錄取率相對較低）的河南、廣西、山西等地，其課外培訓氛圍反而相對較低，而升學難度較低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課外培訓氛圍更強。理論上來說，最終高考的升學壓力會 倒逼家長“雞娃”，導致課外輔導班的繁榮，但實際上可能相關程度並不大。
從東亞國家及地區的課外培訓參培率看，課外輔導氛圍與經濟水平或有較大關係。東 亞國家和地區如中國、日本、韓國等，其文化相對接近，可以看到中國的 K12 課外培訓參 培率處於低位，其他國家及地區基本維持在 70%以上，而這或與經濟水平有關係。
父母學歷水平與家庭收入情況對校外培訓參與率影響較大。根據《中國教育新業態發 展報告(2017)》統計，整體來看，學生的母親（父親）未上過學的情況下，子女的課外培 訓參與率只有 16.3%（13.6%），而母親（父親）上過大學的情況下，子女的課外培訓參與 率可以達到 54.2%（52.7%）。此外，家庭收入對課外輔導參與率的影響也較大，報告統計 家庭可支配收入最低的 5%的學生，其課外培訓參與率僅為 7.5%，而家庭可支配收入最高 的 5%的學生，其課外培訓參與率高達 54.3%。
立足國內借鑑海外，預計未來培訓機構的整改將統籌校內校外兩個方面：
針對義務教育學校：應在全面壓減作業總量的基礎上，應教儘教，積極開展課後育人 活動，承擔起教育主陣地職責，防止出現日本寬鬆教育期間學校“減負”、培訓機構“加 負”的情況。預計未來學校將承擔起更多教育責任，而這離不開對老師的激勵機制調整。 預計未來公參民問題有望進一步得到解決，更多公參民學校有望轉回公辦。
針對校外培訓機構：（1）加強營銷方式監管，打擊虛假廣告等違法行為。（2）加強培 訓內容監管，嚴禁超前超標培訓，未來超前學習、超綱學習等或受到限制；同時嚴禁校外 培訓作業，以此降低校外培訓的負擔；此外，校外培訓機構未來不得對學前兒童違規進行 培訓，6 歲以下兒童的學科類教育培訓或將受到監管。（3）加強收費管理，未來部分培訓 機構的過高收費或將受到監管，同時提前收費的行為需合規操作，並且針對中小學生的培 訓不得透過培訓貸款支付費用，防止出現過度資本運作。（4）《未成年人保護法》要求，“學校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義務教育階段的未成年學生集體補 課”，為減輕學生負擔，未來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外學科類培訓或對上課時間進行更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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