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雖然門閥世家大族累世參政的情形不再，但是基於科舉制度下而形成的累世公卿、甚至各代相繼位居宰執的家族就有真定韓氏、河南呂氏、安陽韓氏等等。這些家族多以科舉起家，並且通過科舉仕宦的方式保持其家族的生命力，對宋朝的政治影響極為深遠。

在科舉取士外，蔭補制度又是宋代入仕的又一大途徑，並且大家族內部通過恩萌為官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也為家族的發展提供著持續的動力。除此之外，宋代靠軍功起家的家族也有不少，如真定曹氏、汾州西河狄氏和四川吳氏等，他們也都是當時聲名顯赫的望族，對當時宋朝的軍事和政治都有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張耆則不同於上述家族的起家方式，他是以真宗的潛邸親隨身份而起家的。

張耆家族第一代

張耆，北宋開封人，一生歷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位居樞密使等要職，享盡榮華。

張耆年十一時，就到真宗的潛邸做事了。其本人也“為人重密，有智數”。可畢竟是一介武夫，不通經史。但頗有大志，真宗知其志向後就“東宮建學，親為教授。”同時，宋真宗也趁機教授了張耆“《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

因為此，張耆在真宗的潛邸中對於書籍也算是略有涉獵了，其也不枉費真宗親授的苦心，據史書稱其達到了“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的水平。張耆也因被真宗親授的緣故，可謂是“天子門生”了。

而此時在真宗潛邸的張耆，除了憑藉著自己和真宗的“師生”關係積累著政治資本外，還善於對真宗的喜好進行迎合。

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時，聽說蜀婦人多材慧，就想納一名蜀姬。這時有蜀女劉氏，因為家貧就把她出售了。襄王宮指使張耆於此時知道了此事，就迎合真宗的需求，向真宗進言，劉氏因此才得以召進宮中。

後來，真宗對劉氏也非常滿意，恩寵備至。可真宗的乳母秦國夫人則看不慣真宗溺愛劉氏的行為，就向太宗揭發，宋太宗就讓真宗把劉氏斥走。於是“王不得已，置於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於外”。

在張耆家居住的劉氏，張耆對待她自然是“事之甚謹”氣如此這般，一待就是十幾年，這也使得張耆與劉氏有機會多有接觸。加上之前張耆對她有引薦入宮之恩，又在此時劉氏身處困境時，張耆謹慎地服侍。

等到劉氏為太后時，其對張耆恩寵極盛，不僅提拔他當了樞密使，還使其位居“使相”，使得張耆官運亨通、飛黃騰達。對此，王偁也認為“章獻在壽邸時，嚐出寓其家，故臨朝待耆尤所優寵。”可見張耆被恩寵極盛，亦是劉太后感念當年被張耆謹慎服侍之故。

可以說，在真宗潛邸為官時期的張耆是幸運的。他也抓住了兩次最重要的機遇：一次是密切了和真宗的關係，成為了真宗親自教授的“天子門生”；二是引薦劉氏入宮，和真宗的後宮攀上了緊密的關係，有恩於未來的太后。這不僅使得他在真宗朝深沐皇恩，而且還一直延續到了劉太后掌權時期，使得張耆的恩寵達到了極致。

張耆的政治軍事生涯

真宗即位後不久，即授予張耆西頭供奉官一職。後張耆又“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從他連續射箭都射中靶心，就不難看出來張耆本人射箭的武藝本領到底如何。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張耆可也算文武都略有“兼顧”了。

後來，張耆又參與了對抗契丹入侵的戰役中，表現的可圈可點，不僅是在救援中的判斷果斷與作戰勇猛，與王超和桑讚的畏懼不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還有就是對於遼軍的戰術方面，張耆也提出了主動出擊的方針。

而且經歷後來的戰爭，軍功逐步累加，官職亦水漲船高，進入軍隊的顯要位置，執掌禁軍，成為了禁軍高級將領。可是隨著張耆官職的步步高昇，其將才不足的短板開始日益地凸顯出來。但是，張耆軍事才能的捉襟見肘卻沒有能夠阻擋他仕途上高歌猛進的步伐。

到了真宗末期，張耆身為武將，在幾無軍功可立的情況下，其職位節節攀升。從威塞軍節度使、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其間一段時間雖被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但很快就被起復為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後又遷官為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給予他“使相”的厚恩。如此厚恩，但才能又跟不上，後期封官兒靠的還是劉太后，品行也不佳，文官對其很是鄙夷。

慶曆三年（1043年）張耆以太子太師致仕，慶曆八年（1048年）去世。死後，朝廷贈於他太師兼侍中這種無尚的榮譽，但卻在諡號上被當時的文臣們選了“榮僖”這樣一個稍含販義的諡號，也算是對他一生“平庸無為”卻又“恩寵備至”的絕妙諷剌吧。

張耆治家

張耆為了適應皇帝重視文治的需要，在管束諸子們時，也是把讀書的理念灌輸進去。他非但自己嚴格管束諸子的行為，而且還十分注重他們是否去太學讀書，這種家教行為也使得他受到了人們的讚許。但武將之家要求子弟讀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迎合統治者“尚文”的政策，而且也認為這是保障其家族順利發展的條件之一。

不過，張耆在言行上治家與其他武將一樣重視子弟讀書，尚可得法。但在身教方面，尤其是在社會生活方面，張耆則明顯地不能為眾子做好表率。

張耆不但對待奴婢吝嗇，而且個人生活追求奢華。因此在這樣的言傳身教下，張耆諸子們的政治成就和思想品行就可想而知了。縱觀史料中記載的諸子的主要事蹟，如張希一和張利一，二人不但沒有取得政治成就，而且處理涉邊事問題不當，被貶官。

張得一、張可一也分別以投降叛賊和殺妻而被處死，張誠一則更是在神宗時，挖開了其父張耆本人的棺槨，取出陪葬品。他們這些種種行為，不但觸動了法律，而且還在道德上留下惡名，家族也被文臣黃慶基飢諷為“惡逆之家”。也由此可以看出，張耆治家的失敗。

不過，雖然說張耆治家是失敗的，但是其諸子盡皆都憑藉著自己恩蔭為官，因此張耆也是家族興起的功臣，為壯大自己的家族力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張耆家族第二代

張希一、張利一、張得一、張可一、張誠一，這幾個就是家族的第二代，上面也已經提到，過錯實屬不少，張耆家族在當時被文臣譏諷為“惡逆之家”，這不僅有損家族的名譽，也使得張耆家族的發展必然也會因道德聲譽的損害而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除了他們，這一代張耆家族中的其他人也是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功績和品行可言。因此，可以說這一代張耆家族的人，實謂是默默無聞，甚至於有些不光彩的一代。

再加上，張耆家族成員也大都是依靠蔭補入仕為武官，而北宋這一時期，“崇文抑武”政策早已盛行，家族的發展也面臨著政治、社會上的不利局面，家族的發展更是舉步維艱。因此，張耆家族想要繼續向前發展，順應社會潮流而尋求突破就成為了家族的迫切選擇。

張耆家族第三、第四代

到了張耆家族的第三、四代，可考的家族人員數量不是很多。家族成員的第三代，可考的唯有張宗望一人。而第四代可考的也只有張近、張述、張叔夜、張適、張克戩與張克公六人而已。

而相較於第二代的不光彩，第三四代簡直是大放異彩。這一代張耆家族的人的相較於第二代人的轉變之大，主要表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一是在仕宦途徑上。縱觀張耆家族的第四代人，張近參加科舉中進士做了文官；張叔夜先是以蔭入仕為武官，後來以獻文的方式被皇帝賜同進士出身，“以武入文”；張克戩也是先是蔭補入仕，後來考中了進士；張克公則也是參加科舉中了進士而做官的了；張適為宜德郎（元豐改制後為從八品文官）。

這一代人中張述為修武郎，是一名武官，政和新定的官階為正八品。這些相較於前代張耆為武將、其眾子盡皆以恩蔭入仕為武官的局面，大為改觀。由此可見，張耆家族的仕宦途徑，已經實現了“以武入文”的重大轉變。

二是在家風上。從家族的第一代張耆嚴厲管教諸子使其讀書，但生活上既吝嗇又奢靡浪費，不能身體力行做好表率，這種失敗的家教也是導致第二代家族子弟，非但沒有取得什麼政治成就，反而出現了道德劣跡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到了第三代由於“慈孝”和“尚文”的家風引導下，家族的成員大都“以武入文”。此後，家族成員在第四代的為政過程中，又形成發揚了其“忠君節義”的家風，取得了一定的政績和軍功。

三是在政績和道德品行上。得益於家風的轉變和個人政治素養的提高，相較於前代，第四代家族成員取得了一些政治成就和軍事功績。此外，在抗金的戰鬥中，家族成員更是忠君報國，以身殉難。在宋人的眼中，這些種種行為，不但與張耆家族的第二代人的政治成就和道德品質有著天壤之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家族贏得了無數的讚譽，也更加地有利於家族的發展。

但第五代的事蹟，只餘只鱗片爪，隨著，金兵的南下，北宋的滅亡。張耆家族中的砥柱人才都相繼在抗金戰爭中隕落，家族的實力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其中，張克戩一家八人死於英勇抗金之中；張叔夜被俘，憂憤死後，其子分散各地。另外，張克公的三子皆有疾，都不能生育，以致於無後，而在張耆家族第五代人中也沒有什麼大的才能，張耆家族就這樣，連遭戰火和後繼乏人的雙重打擊之後，家族迅速衰落了，家族成員的事蹟也逐漸地消亡於史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