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廉政文化主要體現在思想、制度和社會三個層面。在廉政社會文化中，主要以小說、戲劇等藝術方式來描繪官場上的貪與廉，抨擊科舉舞弊、賣官鬻爵的貪贓枉法行為，歌頌清官廉吏，反映社會現象，表達社會大眾的意願。明代的廉政文化建立在皇權之上，其倡廉反貪以鞏固皇權為目的，並未真正維護公平正義，具有一定的侷限性。

明代廉政文化的形成背景

元朝末年，官場貪贓奢靡之風盛行，各級官吏把官職標有高低不等的價位，公開賣官鬻爵，貪贓索賄，這批通過金錢買到的官到任後極盡搜刮錢財，盤剝百姓，全然不知廉恥，這種風氣一直延續至明初。

朱元璋領導農民軍建立明王朝後，其中有眾多歸降的舊朝官吏，元末的貪贓之風亦隨之帶到了明初的官場上。明初的一些開國功臣在王朝建立後，許多人滋生出居功自傲，貪圖享樂的思想，倚仗權勢，貪贓枉法，抑或巧取豪奪，貪贓枉法。

在正常賦稅之外，額外科斂近千文，明王朝初期的吏治較之元末並沒有多少改變，各級官吏巧取豪奪，地方豪強貪贓枉法。這種弊端極大地阻礙著明初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針對元朝吏治 “縱弛”對明初的影響，太祖認為，元末因寬縱而導致世亂，失去人心，進而滅亡。太祖採用重典懲處貪贓亂政的官吏，極大地扭轉了元末以來的貪腐之風，體現出太祖重典下，對澄清吏治起了極大的的作用，為明朝的廉政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因此，明太祖在吸取元亡教訓的基礎上，整頓吏治，懲治貪腐，收攬民心，既鞏固了皇明政權，使明初吏治煥然一新，也為廉政建設提供了條件。 萬物是聯繫的，社會是聯動的，廉政不僅僅存在於法律之中，也存在於小說戲劇之中。

廉政社會文化

隨著明代社會的發展，以廉政為線索的小說、詩詞開始出現，其通過文學的方式直接映射社會風貌，鞭笞明代官場中的貪贓受賄現象，來表達下層平民渴望社會清廉公正的願望。

（一）小說戲劇領域的廉政文學

1、“三言”和“二拍”

仁宣之後，貪贓枉法官員增多，社會亦隨之出現了眾多鞭笞官吏貪贓枉法的文學作品，如在《喻世明言》中描寫了嚴嵩父子的貪贓行為，作者通過小說的形式諷刺嚴嵩父子利用權勢，為非作歹，身邊小人曲意逢迎，極盡諂媚，令整個官場受其牽制，公平正直的臣子如小說中的主人公沈煉被迫害致死，整個社會貪贓受賄現象嚴重。

小說最後交待了嚴嵩父子亦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嚴世蕃被處斬，抄沒家財，嚴篙被遣到養濟院終老，沈煉一家得以昭雪。在一定程度上，作者揭露了出當時的社會現狀，渴望當權者能夠懲貪倡廉。

文學作品中對貪官汙吏的揭露和批判，表達了作者的用世之思。如《初刻拍案驚奇》中就對官吏的貪贓進行了諷刺，小說把這些有一定地位和學識但枉法的官吏、公子、舉人秀才與強盜相提並論，視之為大盜，可以說是當時社會一部分真實的寫照，正如作者凌濛初自己所極力諷刺這些官吏以個人私利為準則，不問是非黑白。面對官吏的貪贓枉法行為，小說在抨擊的同時亦希望社會能夠清廉公正。

因此，文後會有一些警語，如 “奉勸世上廉明長者：一草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況祖宗赤子！須要慈悲為本，寬猛兼行，護正誅邪，不失為民父母之意。”

《二刻拍案驚奇》中直言貪官不如盜賊，江洋大盜有“俠義”之氣，小說讚揚俠盜懶龍，懶龍同情貧苦百姓，能將盜來的金銀贈給窮人，而原本應該代表正義的官吏卻欺壓百姓，倚勸弄權，小說對俠盜與官吏一正一反的對比，更明顯地襯托出官吏更似盜賊，鞭笞官吏的貪贓枉法行為。

文學作品並非都是現實的真實反映，對貪腐現象的刻畫也會與實際情況有所不同，但作者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對清平政治的渴望，對民眾境況的憂慮之情是真摯的。

2、其他文學作品

《鼓掌絕塵》中描述了在科舉考試中的賄賂現象。陳珍想做個現成的秀才，但自知才學有限，就想找個門路，買一個秀才，陳珍交了銀子後，在考試時，“兩次卷子，單單寫一行題目”，就取得了秀才的身份，正如作者所言：雖只寫一行題目，卻也可以買一個功名，以此來鞭笞社會中的賣官鬻爵行為。

《醉醒石》中的呂主事也是花了千金，買得一個儀真知縣。通過行賄而當官者，總要在當官後加倍受賄，以求能夠“保本增利”，正如谷英泰在著作中所說苦的只有平民百姓罷了，以此來抨擊社會中的貪腐賄賂之事，以期能夠有一個清正廉明的社會。

《紫釵記》第二十二出《權嗔》中描寫了盧太尉借科舉來斂財的手段，隴西才子李益，正因沒有對盧太尉拜謁送禮，即便是中了狀元也遭到了排斥。科舉不在是是王朝選取人才的途徑，而成為了官吏斂財的工具。小說極盡細緻的描寫官場營私舞弊的行為，表達出了對科場舞弊受賄的不滿。

（二）詩歌領域的廉政文學

1、鞭笞吏治敗壞

明代中後期，許多憤世嫉俗的詩人以詩歌為武器，抨擊腐朽的社會，痛罵貪官，呼喚廉吏。王世貞在《袁江流鈐山崗當廬江小吏行》一詩中描繪了在嚴嵩父子把持朝政的朝廷下，大小百官，包括諸王和外國對其的賄賂，指出各種珍奇寶物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所得，揭示了各級官吏為取悅嚴嵩父子，極盡諂媚的形態，以鞭笞吏治的敗壞。

在地方，官吏則利用賦稅敲榨勒索平民，斂取錢財，這在明代許多詩歌中都有反映。可見當時官吏對農民敲榨勒索是司空見慣之事。

小說《喻世明言》中，作者馮夢龍將《神童詩》改成譏諷嚴嵩賣官鬻爵的新詩，來諷刺官場的貪腐，一切唯錢辦事。

針對官場中的貪腐行為，作者在鞭笞的同時，亦相信貪腐的官吏終會受到懲處，如在《醉醒石》中作者相信其罪行一定會被揭露，受到世人的唾棄，為人所不齒，希望官吏能奉公守法，保持名節。告誡世人要克己奉公，公正處事，為後人做出榜樣。

2、讚揚奉公廉吏

明代一些人物所做的反映廉政文學的詩歌、楹聯，表明了其以廉潔正其身，與貪腐對抗到底的決心。如於謙的《石灰吟》表達了作者堅持自己的原則，即使粉身碎骨也要保持清白的決心。于謙任兵部侍郎時，針對官吏趁巡視之機搜刮錢財，作《入京詩》予以諷諫，即為官要保持自律，不向他人索取額外之物，不留讓人詬病的話柄。通過一貪一廉的對比，來勸誡後人要約己廉潔。

總而言之，文學是對社會現狀的映射，其中的大部分文學作品描述了官吏的各種貪贓違法的手段，行賄受賄的方式，以及百姓對反貪所做出的抗爭。在文學作品的結尾，多會有作者對事件的看法或評價，通過故事來表達作者的思想。即針對社會中存在的貪官汙吏，希望在現實中能夠被懲處，以維持社會的清正廉明。

明代廉政文化的特點

（一）以皇帝意志為主導

明初為穩定統治，太祖以重典懲貪，極大地澄清了吏治，使得官僚機制有序運行。至仁宣時期，由於皇帝勤政愛民，重視法制，懲貪倡廉，使得國家得以迅速發展，百姓安居樂業。但是刑法因人而異，寬嚴不等。

如明代設立錦衣衛，以特務手段監控百官，把正規的考核監督機構放置一邊，一切以皇帝的意志為行為導向，如果皇帝勤政，這種制度尚有一定的作用，但從明英宗開始，宦官出現把持朝政，皇帝懲貪倡廉的意識日漸薄弱，甚至出現以皇帝為首的貪贓行為，使得吏治逐漸敗壞，貪贓枉法行為開始肆虐。

因此，國家是否有序運行，官吏是否秉公執法，多由皇帝的意志決定，皇帝奉公守法，社會就會相對清廉；皇帝荒廢朝政，整個統治系統就會失去監控，不法行為隨之滋生。

（二）重懲罰不重預防

對於廉政制度的完善，統治者往往只是消極的去彌補過去的缺陷，而不是積極地防患於未來。不是在問題發生前採取預防措施，而是在問題發生後不得不去補救。

關於官吏的貪贓枉法行為，雖然統治者在前期實行過嚴厲的懲處制度，但一直沒能建立有效的清官廉吏隊伍，從而能從根本上治理貪官汙吏的制度體系。如明太祖採取重典懲貪，也只是使“吏治澄清百餘年”，制度稍一寬鬆，那些在嚴刑峻法中略有收斂的貪官便會再度枉法，甚至更加貪婪。

長期以來，統治者治理國家講求禮法並用，既重視成文的制度規定，也重視禮儀道德規範，以達到“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願望。

但是明太祖在重典治貪下，對百官開創廷杖之例，法外施刑，打破了前代的“將相不辱”的傳統，也折損了官員的廉恥和自尊，使得此後的廉政建設開始重“法”而輕“禮”，官員潔身自好的道德規範意識減弱。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由崇尚清廉節儉轉向追慕浮華奢侈，舊有的道德規範對官僚集團的約束力逐漸降低，禮義廉恥成為了一種擺設，不再是為人為官的準則。

隨著皇帝的怠政，官僚不再受制於體制的束縛，貪贓枉法行為隨之增多，海瑞的潔身自好，被庸官認為是迂腐，其本人後來被謫到南京任職，也可被看作是不容於朝的一種表現。在這種士風之下，廉政已無從談起。

（三）隨社會發展而變化

明代社會進入中期以後，一改前期的尚儉之風，崇尚奢侈，追金逐利。從小說戲劇中便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官場黑暗行徑，整個官僚系統以貪贓為能事。這使得倡導廉政的對象發生逆轉，前期是統治者倡廉懲貪，後期是人民揭露官場貪腐，渴望清廉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