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將該時段內農牧分佈所表現出的趨勢總結為農牧交錯帶的擺動,即“南進東移”,其關注點集中於農耕業或者畜牧業推進的前鋒地帶,最終將該時期農牧交錯帶的擺動與氣候轉冷相結合進行解釋。但是類似於上述史料的諸多記載表明,在魏晉時期農牧交錯帶南移之後,其北部腹地仍然存在收成良好的農耕業,這該如何解釋呢?如果單從氣候轉冷的角度來解釋農牧交錯帶的擺動恐怕稍顯牽強。
從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到西漢時開闢河西、深入漠北腹地的漢代騎兵,以馬匹為主體的畜牧業生產關乎國家的軍事戰鬥力。秦漢之時,軍事行動勝利之後的邊地屯墾表明糧食生產關係到軍事駐防的穩固與否。因此,從軍事行動和政權邊界的角度來解讀史料,就能大致弄清楚魏晉至隋代之間農牧交錯帶擺動的其它原因。在此基礎上,也能明晰唐代所面臨的特殊的農牧業生產形勢。
秦至西漢之時,黃土高原北部地區和河西走廊乃至西域成為政權的邊界地區。在和以匈奴為代表的遊牧政權的軍事鬥爭中取得勝利之後,秦和西漢先後在西北地區邊地大行屯墾。在農耕業擴張時期,屯墾前線的南方腹地內畜牧業並沒有被完全取代。漢武帝之後的河套地區“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當然這段史料有可能是史家為了襯托後世王莽之亂的溢美之詞,但畜牧業在河套地區無疑是得到提倡的。
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狩獵於新秦中之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佔緡,用充仞新秦中”。由此可知,漢代的邊地屯墾是以保證駐防軍隊的糧食供應為任的,而邊地附近的畜牧業生產則是為了填充邊縣附近空曠的領土,兼有補充軍用的目的。換句話說,秦漢之時的農耕業擴張並沒有完全取代原先存在的畜牧業,農牧界線的北移在很大程度上是軍事行動影響下的結果。
到魏晉時期,河西走廊地區和黃土高原北部地區相繼易手於遊牧政權,但農牧交錯帶在兩個地區的移動趨勢卻不盡相同。河西走廊地區的農牧形勢並沒有出現太大變化,而黃土高原北部地區卻以畜牧業的大規模南進為主要趨勢。相同時期相近的自然環境、相同的政權混戰背景何以出現兩種不同的農牧業發展特點呢?
這一特點與軍事行動、政權的邊界變動是密不可分的。首先,邊界穩定是邊地農耕業發展的基礎。東漢之時新秦中地區郡縣的內遷和裁撤顯然是無法為農耕業提供穩定的發展環境的。到魏晉時期,適於農耕的河套地區、寧夏平原地區作為政權的邊界地帶,變動十分頻繁。先後是後趙、前秦、後秦、夏等政權的邊界地區,短短几十年間統治政權頻繁變動,該區域內農耕業的荒廢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畜牧業業因其流動性而自然而然的成為主業,隨著這些政權而南移東進。宋、魏之時,北魏統一了河西和黃土高原北部地區,很長一段時間內這裡由邊界變成“內地”,農耕業需要的穩定的社會條件已經具備,所以出現了上文中薄骨律鎮農耕業復墾的成就。
河西走廊地區自西漢設置四郡以來,該區域內的政權更迭頻繁,但並沒有像黃土高原北部地區一樣,出現農耕區內縮的現象。究其原因,也與這一時期的政權邊界有關。無論是前涼、後涼還是後來的南涼、北涼、西涼乃至北魏、西魏政權,河西走廊地區始終處於政權的內部地區,甚至是諸涼政權的核心區域。雖然這些政權的建立者都是遊牧業族群出生,但由於前代在其核心地區有農業基礎遺存,加上內部地區較為穩固的社會環境,這些都為農耕業生產的延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所以才出現前文中諸涼政權之間的農業生產沒有荒廢的情景。
其次,兼併戰爭是農、牧業生產並重的動力。以河西走廊地區為例,農耕業並沒有因為遊牧政權的存在而退卻,在很大程度上與這裡的兼併戰爭有關。前文己述,以馬匹為主體的畜牧業生產關乎國家的軍事戰鬥力,糧食生產關係到軍事駐防的穩固與否。前涼、後涼與周邊的吐谷渾、秦等政權的戰爭和秦漢之際與匈奴的遊走式戰爭不同,他們均屬於定居式政權的兼併戰爭,雙方軍事實力短時期內並沒有太大反差。尤其是南北涼之間的相互攻掠,持續的戰爭需要充足的馬匹和糧食供應,所以才使這裡的農耕業有了持續進行下去的社會需求。
當然,這一時期農牧交錯帶擺動的原因不是上述幾點因素就能說清楚的。韓茂莉在整體分析這一時期農牧交錯帶擺動的原因之時,結合農牧交錯帶東段地區的幾點史料,對氣候轉冷說提出了幾點質疑。在此基礎上,對魏晉之際農牧交錯帶中段和西段地區所展現的特徵進行了簡單的原因分析。結合本文的寫作主旨,可以發現魏晉之際西北地區農牧交錯帶擺動的背後,是十六國、魏晉時期對前代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一種融合和繼承。
對西北地區唐代的地理環境和農業基礎有了宏觀的認識。首先在西北地區視角下對唐代的氣候進行了區域性的總結。以往學者們大多數是基於全國視角來研究唐代氣候的冷暖問題,得出唐代是一個相對溫暖的時期,在9世紀前後出現由暖轉寒的特點。
與長尺度、大範圍的氣候冷暖復原相比,筆者認為短時期內的天氣狀況對農業生產的瞬時影響更大。因此,並沒有從傳統的冷暖判定的角度來複原西北地區唐代的氣候,而是從對農業生產有著極大影響的強對流天氣著手,分析這些不正常的強對流天氣出現的時間規律,從現代氣象學的角度對這些強對流天氣出現的年份進行分析。進而統計了唐代關中地區及其附近出現連續乾旱、連續降水的月份、年份,以此為基礎,和強對流天氣出現的年份和月份進行對比,發現二者發生的時段有極大的一致性。至此,基本理清了影響西北地區唐代農業生產的主要氣候因素的時間分佈特點。
其次,對西北地區唐代之前的農業生產基礎進行了概述。秦漢之時,農耕業處於外向擴張的狀態,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區得以開發,成為秦漢之時較為著名的糧食產地和軍事駐防前沿。此時,在農耕業擴張的後方地區,畜牧業並沒有被完全取代,反而被放到相同重要的位置。
十六國、魏晉時期,畜牧業整體處於擴張狀態,此時西北地區大部處於畜牧業擴張前沿的後方,但秦漢以來開闢的農墾區域也沒有被完全廢棄,諸遊牧政權在政治、軍事條件適宜的時候,繼承了前代的農業基礎,使這些地區的農耕業得以延續下來。以此為基礎,筆者從農牧交錯帶擺動的視角對秦漢魏晉時期西北地區的農牧交錯帶問題進行了幾點思考,認為除學界公認的氣候轉冷因素之外,政權邊界和軍事因素也是影響這一時期農牧交錯帶變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