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經濟學家”這個名詞，是1980年考上學校之後，雖然是一所中專學校，但是，那時的經濟類教材真的不是很多，所學課程也都是大學編寫的。主要是上海財經學院、湖北財經學院、遼寧財經學院編寫的課程。

第一次看到“經濟學家”這個詞，是第一次摸到的經濟類課本——《政治經濟學教材》，蔣學模編寫。因此，蔣學模也成為我第一次聽到的經濟學家。這不是我孤陋寡聞，而是我們那個年代、來自於農村的孩子，能夠看到的、聽到的東西就這麼多。

也正是從那時起，“經濟學家”這個概念，就一直深深地紮根於心中，只要聽到“經濟學家”四個字，心裡就有無限的崇拜和敬仰，就一直期待著有一天能夠與經濟學家見一次面、說一句話，哪怕遠遠地看一眼。

雖然隨著經濟學類書籍越看越多，知道的經濟學家的名字也越來越多，譬如薛暮橋、許滌新、于光遠、厲以寧、吳敬璉、馬洪、董輔礽、劉國光等，還知道有一個孫冶方經濟學獎。但是，知道的經濟學家越多，對經濟學家的崇拜和仰視心理也越濃，見到經濟學家的願望也越強烈。

這一願望也終於在80年代中後期得到實現，那一天，學校組織我們到另一所會計學校聽講座，主講人是經濟學家吳敬璉（那時吳老還沒有被稱作著名經濟學家），終於第一次看到了經濟學家的真人。雖然座位安排在10多排，但不管怎麼說，能夠到現場聆聽經濟學家的講座，怎麼說都算實現了一次親眼目睹經濟學家講課風采的目標。

那時的我們，真的太內斂，或者說膽小，沒有現在的年輕人敢作敢為。否則，一定要在講座結束後，請吳老師籤個名什麼的。即便如此，能夠在現場聆聽經濟學家的講座，已經十分開心了。

“經濟學家”這幾個字，以及經濟學家的形象，在自己的心裡，真的是無比高大，也無比讓人仰慕的。只要聽到誰是經濟學家，崇拜之情就會油然而生，心裡對他們充滿敬意。後來，新一代經濟學家湧現後，仍然讓人崇敬和愛戴，如林毅夫、樊綱、張維迎、胡鞍鋼、張五常等，因為，他們的成果、成就、威望等，都足以讓人仰慕。

特別像賈康、魏傑等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已經很有名氣，也很有學術造詣，在相當一段時間，卻沒有被稱作“經濟學家”，而大多使用財政專家、經濟專家等頭銜，直到後來才一個個被稱作經濟學家，可見，經濟學家在人們心目中是何等的高不可攀。經濟學家的門檻，在老一輩經濟學家、中生代經濟學家身上，需要閃著何等光芒，才能配得上“經濟學家”這個詞。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學家是能夠讓經濟學領域的人終生學習、終生仰慕、終生崇拜的。至少，在我的心裡，永遠會寫上“敬仰”這兩個字的。

然而，不知從何時起，“經濟學家”這個概念，突然像被超發的貨幣一樣，開始不斷地貶值、貶值、再貶值。貶值的速度之快，即便達不到津巴布韋幣的速度，也可與委內瑞拉、土耳其貨幣相比。因為，只要有個博士頭銜，只要被某個機構聘用，就會立刻被冠之以“經濟學家”頭銜，相當一部分還會被冠之以“首席經濟學家”。有些所謂的“首席經濟學家”，兩年前還在用發心靈雞湯、錄不倫不類小視頻進行自我炒作呢。譬如某位“首席經濟學家”，看到任澤平因為股市預測揚了名，就連續寫了多篇有關牛市的文章，特別是“大牛市到來的八大理由”，更是吸足了眼球，結果，牛市沒到，熊市先至，而現在，竟然被某機構聘用，當起了“首席經濟學家”。想想賈康、魏傑等苦熬了那麼多年才被稱作經濟學家，今天的經濟學家，可能多數都是用激素“長”起來的，有的還不止是激素，而是直接用打氣筒吹出來的。

博士頭銜，只能證明學習了某個領域的知識，或者說比沒有博士頭銜的人多學了一點知識。但是，經濟學家絕不是有什麼頭銜就管用的。那些在大學擁有博士生導師者，也不能被稱作經濟學家，就充分說明經濟學家不是每個人都能當的，而必須在某個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很顯然，那些所謂的“首席經濟學家”，多數都是自戀，或者單位為了利益需要，強行安排了這樣一個職位。實際上，他們的學術成果、學識、能力、水平等，與“經濟學家”四個字，根本不匹配，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如此自戀，除了可以在利益方面滿足個人需要之外，對社會只有反向作用和負面影響。

建議有關方面對“經濟學家”，尤其是“首席經濟學家”進行整頓，否則，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會走入歧途，中國的學術氛圍也會被深深汙染，特別是年輕人，會被“經濟學家”的虛名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