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德國亞美尼亞裔學者阿斯杜裡安（Asdourian）和研究古代晚期羅馬波斯關係的學者克里索斯（E.Chrysos）均認為，4 世紀末羅馬波斯對亞美尼亞的瓜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以從公元 363 年開始追溯並延續至公元 430 年代，而即使是公元 380 年代雙方達成的瓜分協議也僅僅是亞美尼亞漫長分治進程中的關鍵一步而已。

布洛克利也指出，直到公元 5 世紀時，羅馬和波斯兩大帝國在亞美尼亞也沒有形成十分明確的邊界。最明顯的證據便是，公元 408/409 年羅馬和波斯雙方簽訂的協議規定波斯亞美尼亞境內的阿爾塔沙特為兩國合法互市城市之一，而後來取代阿爾塔沙特地位的迪溫（Dvin，即後來的亞美尼亞波斯總督府所在地）在 6 世紀時已經發展成為東西商賈往來輻輳之地。

這表明此時羅馬亞美尼亞與波斯亞美尼亞之間的邊界仍然具有明顯的開放性、互滲性和模糊性。公元 389 年阿爾沙克三世去世之後，羅馬亞美尼亞安息王統斷絕，逐漸變成由羅馬—拜占庭方面指派的亞美尼亞伯爵長官（comes armeniae）統治的地區。但羅馬亞美尼亞境內當地總督和安息王族餘脈仍然享有過去的封地和自治權，直到公元 6 世紀查士丁尼一世改革推行之後羅馬亞美尼亞本土貴族的傳統勢力才逐漸消解並融入拜占庭帝國社會。

另一方面，薩珊帝國治下的波斯亞美尼亞在一開始仍然保留了亞美尼亞安息王室，直到公元 428 年波斯亞美尼亞貴族聯名上書，要求薩珊君主巴赫蘭五世剝奪阿塔西亞斯四世（Artaxias IV, 422-428 年）的王位時，巴赫蘭五世才決定正式廢黜亞美尼亞安息王朝，並以波斯總督直接管理波斯亞美尼亞。而波斯亞美尼亞總督往往由當地貴族領袖和薩珊帝國指派的波斯官員交替出任。

但公元 428 年薩珊帝國開始直接統治亞美尼亞之後，亞美尼亞貴族世家的權力並未受到削弱，反而因為安息王室的廢黜而獲得更多的世襲領地。由於亞美尼亞各大貴族世家領地犬牙交錯，羅馬和波斯在亞美尼亞的勢力劃分必然使得許多家族的世襲領地同時分佈於羅馬亞美尼亞和波斯亞美尼亞境內，這便導致了羅馬和波斯在亞美尼亞形成穩定邊界和地方忠誠的困難性。我們可以認為，直到 6 世紀初阿納斯塔修斯皇帝時期，羅馬與波斯在亞美尼亞才基本形成了明確的勢力範圍劃分，而這是公元 5 世紀期間亞美尼亞內部貴族派系發生大規模分化組合、並逐漸形成分別效忠羅馬和波斯兩大帝國的相對穩定忠誠結構的結果。

總體來看，公元 387 年羅馬和波斯對亞美尼亞勢力範圍的劃分使薩珊帝國獲得了亞美尼亞本部五分之四的土地和城市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而羅馬—拜占庭帝國獲得的佔總面積約五分之一的亞美尼亞西部地區則較為貧瘠落後。羅馬和波斯在亞美尼亞勢力範圍的佔比實際上也是薩珊王朝建立以來波斯在南高加索博弈中取得明顯優勢的自然結果。

因而公元 387 年的瓜分協議是對雙方在亞美尼亞長期爭奪後形成較穩固實力分配局面的一種合法性認可，而非標誌著羅馬與波斯在南高加索勢力範圍的突變。但波斯在亞美尼亞所佔勢力範圍的優勢並不是絕對的：薩珊帝國雖然獲得了古典時代亞美尼亞王國的大部分領地，但波斯亞美尼亞境內世家貴族林立且有相當數量信奉基督教，因而在政治局勢上比羅馬亞美尼亞更加不穩定，這就為此後羅馬—拜占庭帝國以普世基督教帝國姿態插手波斯亞美尼亞事務提供了滲透和干涉的藉口和機遇。在政治層面上，教會擁有強國般的組織和僧侶，控制著法庭，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但在政治上卻無能為力，這就造成了羅馬教會（以及當地教會）同國王之間的矛盾。

公元 377 年瓦倫斯皇帝與沙普爾二世簽訂了結束兩國戰爭狀態的和平協議，從而標誌著自公元 3 世紀以來羅馬帝國與薩珊帝國長達 160 年密集軍事衝突狀態的結束。而公元 387 年雙方瓜分亞美尼亞協議簽署後，羅馬與波斯在南高加索地區的爭奪也暫時告一段落。從波斯方面來看，公元 379 年沙普爾二世去世之後，薩珊帝國再次陷入君主與教俗貴族權力博弈的長期內爭之中，並一直持續至卡瓦德一世（Kavad I, 488-496, 498-531年在位）當政時期。

美國學者博沙利亞提甚至認為沙普爾二世的去世開啟了波斯君主與教俗貴族之間長達 125 年的權力鬥爭，而這一時期大量薩珊君主由於宮廷陰謀導致的非正常死亡和依靠教俗貴族甚至外國干預登上王位的現象確實屢見不鮮，由此可見薩珊帝國內部權力鬥爭的激烈。而羅馬帝國在公元 395 年迎來了永久的東西分治，東部帝國逐漸向早期拜占庭帝國過渡。自公元 4 世紀末起，“士兵皇帝時代”結束後狄奧多西王朝和利奧王朝的家族統治標誌著晚期羅馬/早期拜占庭帝國正式進入了君主常駐首都的“宮廷皇帝時代”。

從公元 377 年至公元 502 年的 125 年間，羅馬—拜占庭帝國與薩珊帝國保持了長期的和平與西亞共治態勢，雙方之間的多次偶發性衝突均及時通過外交斡旋手段得到制止，因而羅馬與波斯的“5 世紀和平”成為六百餘年間羅馬波斯關係中極不尋常的時期。中波斯問題一直是亞歷山大三世關注的焦點，而近東、中東、遠東這些問題，從來都只是一些小問題。史景遷在他的著作《大汗之國》的第一章，以《馬可波羅的世界》為題，專門討論了這一問題。

羅馬與波斯的“5 世紀和平”需要從兩國統治理念變遷、內部權力鬥爭態勢、君主武功觀念嬗變以及公元5 世紀歐亞大陸政治格局的特殊性入手才能得到充分的闡釋和理解。德國學者亨寧·伯爾姆認為，隨著“宮廷皇帝時代”的到來，羅馬—拜占庭皇帝的軍功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

自狄奧多西一世之後，血戰沙場以博得軍功和皇位合法性的做法逐漸被君士坦丁堡皇宮中的東方集權式禮儀、基督教君權神授論和家族王朝統治自身具備的合法性淵源所代替，因而這一時期的羅馬—拜占庭皇帝再也不願發動一場高風險的“波斯戰爭”；而從薩珊帝國來看，5 世紀中亞遊牧帝國的強勢崛起使得波斯的對外戰略由“西戰東和”明顯轉型為“西和東戰”。

隨著薩珊帝國強勢君主統治的中斷和4 世紀末波斯東方邊疆局勢的異變，代表定居者與遊牧民對抗之精神內核的“凱揚傳統”再次得到這一時期薩珊君主和教俗貴族集團的強調，並表現在薩珊帝國與中亞遊牧帝國（尤其是嚈噠汗國）的長期戰爭中。

結語

在羅馬和波斯內外局勢均發生深刻變局的背景下，維持雙方既有的邊界和在阿拉伯沙漠以及高加索山隘口的防務成為這一時期羅馬波斯關係的重要內容。傳統的中央王朝將自身安全作為邊疆治理的首要原則，在這一過程中，邊疆被視為國家的戰略縱深和防禦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