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的廉政制度，產生於西漢經濟、政治遭到全面破壞與階級矛盾尖銳的背景下。光武帝劉秀整頓吏治、恢復經濟的發展，在前朝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官吏選拔與管理的廉政制度。

這些制度對促進東漢前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古代廉政制度的不斷髮展，至東漢時期廉政制度呈現出體系完善、內容詳盡、“人治”大於“法治”的特點。東漢中後期由於外戚宦官專權，使得廉政制度逐步失去效用，東漢王朝逐漸走向滅亡。

一、東漢統治政策中的廉政規定

（一）東漢仁政中的廉政規定1.釋放奴婢與囚犯。仁政是古代君王為了維護統治而做出的統治政策的改變，主要是減輕百姓疾苦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相關廉政規定。在東漢時期統治者吸取王莽政權滅亡的經驗，針對不同情況釋放奴婢與囚犯，對當時的統治起到了積極作用。

奴婢是統治階級和特權階級享樂的工具，奴婢與被統治的百姓不同，奴婢沒有人身自由，生殺大權也都掌握在奴婢主人的手中。隨著王莽政權的日益腐敗，統治階級更加追求享樂，導致奴婢數量大量增加，最後成為王莽政權倒臺的內因之一。

東漢後期雖有君主也頒發詔令解放奴婢，但真正的實施效果卻不是很好。因為此時皇權的威懾力遠不及光武帝統治時期，一些特權階級不肯放棄對奴婢的所有權，因此，東漢後期關於奴婢釋放的廉政規定，實施效果並不理想。

囚犯問題是王莽時期遺留的第二個社會問題，王莽時期大量的冗雜法律，使許多反對王莽政權的人被捕入獄，因此王莽政權時期就存在大量囚犯。東漢初期光武帝多次下詔釋放輕罪的囚犯，以達到廉政統治的目的，穩定東漢政權的統治。

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和建開二十九年（公元53年）的詔令中，對曾經參加過赤眉起義的有“犯法不道者”和“天下繫囚自殊死以下”進行免罪、減罪或“贖罪輸作”。

東漢中後期的皇帝也曾多次下詔為囚犯減罪或免罪。“募郡國中都官繫囚，減罪一等，妻子自隨，佔著邊縣。”其實這也是一種減罪的政策，對待囚犯實行免罪或減罪的仁政措施。一方面可以體現東漢政權的廉政統治，另一方面也減緩了因囚犯過多而造成的牢獄管理困難等問題。

2.保障鰥寡孤獨及篤癃者的生活。東漢政府對社會中的鰥、寡、孤、獨及篤癃者一直密切關注，這也是東漢仁政的廉政規定之一。通過保障鰥、寡、孤、獨及篤癃者的生活，使人民感受到東漢政府對於百姓的仁德政策，以此來穩定民心。

東漢時期的自然災害特別多，建武六年（公元31年）發生了水、旱、蝗災，事關人民生存的糧食價格陡漲，糧食供給不足以供養舉國人口。但皇帝依舊照慣例，給予鰥寡孤獨及篤癃者保障。

延光元年（公元122年）三月詔和十二月詔規定，賜糧食給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每人三斛；對於因自然災害而顆粒無收的農民不徵收當年田租；對於因意外成為孤兒的孩子由郡縣進行撫養。

東漢政府對於鰥、寡、孤、獨及篤癃者的照顧頗多，“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粟賜癃盲”、“寡夫、寡婦母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癢（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母異其子；今母它子，欲今歸戶人養，許之。”

3.賑濟災民。緩解災民問題，是東漢時期廉政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為賑濟災民，東漢政府實行假民公田與賦民公田的政策。將政府掌握的土地賦予災民耕種，以減輕災民損失，同時保障稅收。

將無主荒地交給流民開墾，起到安撫流民的作用。從永平九年（公元66年）至元興元年（公元105年）的四十年間，東漢宣佈“假民公田”詔令有二十次之多。如永元五年（公元93年）詔：“有司省城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

東漢時期由於氣象和地質原因導致災害頻發，所以東漢時期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統治，必須實行賑濟災民的政策，包括賑物、賑款。東漢時期實行的仁政統治政策，一方面反映了東漢時期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東漢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時的態度。雖仁政是維護統治的必要政策，但不可否認其內在的廉政意義。

（二）禁止奢侈的廉政規定1.統治政策中禁止奢侈的規定。東漢時期吸取前朝的滅亡經驗，積極調整統治政策。其中關於禁止奢侈的廉政規定，是統治階級從自身做出的改變。往往在政權建立初期統治者能夠做到以身作則，勤政節儉。

但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政權的中後期，統治階級會暴露出剝削階級的本質。但在王朝的初期，禁止奢侈政策，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為恢復社會經濟，尚節儉，抑奢侈，以自身做表率。光武帝在位期間勤儉節約，從不放縱自己，不肆意揮霍國家資產。光武帝對官員同樣要求禁止奢侈、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

東漢時期統治者在禁止奢侈的廉政規定上，往往以自身為榜樣，引導官員崇尚節儉，反對奢侈。漢安帝“欲令百姓務崇節約”，自稱“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採”。統治階級的自身節儉，對實施勤儉禁奢的廉政風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官吏管理中禁止奢侈的規定。統治政策的廉政規定，包含禁止奢侈的具體要求。為了更好禁止奢侈，東漢時期還制定了官吏生活的標準，以防止官吏奢侈享樂。“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彈財厚葬”，明令重申，禁止官吏奢侈及厚葬財物。

“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務為之禁”，要求監察官員“先京師而後諸夏”，對奢侈享樂的官員加以懲處。東漢時期統治者認為商人是奢侈之風的助長者，商人往返運輸浮巧之物，會助長社會的奢侈風氣。

因此實行大力“抑商”、“抑奢”政策，採取了一些限制奢侈品的生產和販運，抑制特權階級奢侈之風的廉政規定。如：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規定“無作浮巧之物”，等等。

二、東漢官吏管理中的廉政制度

（一）東漢法律制度中的廉政規定。東漢官吏的管理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是法律制度中關於廉政的規定，其中主要包括對官吏貪贓、受賄、選舉不實的懲處。廉政思想與為官道德對官吏的約束屬於精神層面的自我規範，效果因人而異。因此，需要強制性的法律條文來規範官吏的行為，使官吏遵從法律、畏懼法律，從而達到防範與懲治官吏犯罪的目的。

1.關於貪汙罪的廉政規定。官吏的貪汙在漢代被稱為“主守盜”，就是將封建國家的錢財利用職務之便，中飽私囊。嚴重會使封建國家財物流失，國庫空虛，最終人亡政息。因此，封建君主對待官吏貪汙十分重視，以法律手段加以防治和懲處，官吏犯貪汙罪常被科以重刑。

“守縣官財物而即室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這裡的“縣官”指的是封建國家及君主，官吏將封建國家的財物貪汙到自己手中，嚴重者會被處以死刑。東漢時期沿用西漢時期對貪汙罪的懲處，並在此基礎上發展。

西漢時期規定“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即官吏貪汙銀錢十萬金以上會被除以死刑。發展至東漢時期，懲治官吏貪汙的刑法更為嚴苛。“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官吏貪汙銀錢數額高的會累及子孫。

2.關於受賄罪的廉政規定。受賄在漢律中被稱為“受賕”，指官吏利用職務權力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東漢時期法律規定的受賄主要條目有受財物、聽請、受賕枉法。受財物是指官吏以職務之便收取不正當銀錢及物品；聽請是指官吏受他人所託，為請託之人辦事，謀取利益；受賕枉法指官吏接受他人財物，觸犯法律。

東漢中後期由於黨爭的不斷髮生，使得朝野內外混亂不堪，官員犯罪現象頻發。因此，為了懲治官員犯罪，這一時期的刑法繁重嚴苛，如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尚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

東漢中後期官員收受賄賂現象時有發生，為了懲治受賄官吏，統治者制定嚴苛的法律。企圖通過法律的嚴苛，警醒和懲辦官吏的受賄行為，起到穩定統治的作用。

3.關於選舉不實的廉政規定。東漢時期對官吏的選拔方式主要有察舉制和徵辟制，由中央及地方的高級官員推舉。因此，推舉人的好惡常常決定人才的任用，為了保證推舉人的公平廉潔，東漢時期制定了懲罰選舉不實的廉政法律規定。

結語

東漢時期因選舉不實而被懲處的官員不在少數，明帝時太尉趙熹“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說明東漢對於官員選舉不實懲處嚴格，毫不姑息。隨著東漢黨爭的不斷演化，政治秩序逐漸混亂。至東漢中後期，選舉不實的現象已成普遍，關於選舉不實的廉政法律制度也未發揮應有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