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莊子在《天道》篇中，將快樂分為兩類，即人與人相處的快樂和人在天地間感受到的快樂。明代仇英依據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作《潯陽送別圖》，再現了“人樂”和“天樂”的不同狀態——歡聚後的白居易送別友人，因聞得琴音而寫《琵琶行》，感世間冷暖；不遠處的男子匐於石上，旁若無人，自顧自地享受著自然之景，悠閒自在。
顯然，每個人對快樂的認定，不盡相同，即使同是與人交或與天地交，個體之間的所感、所思及所好，也定是有所差別。
就像明代唐寅學南宋李唐筆法畫出的《秋山高士圖》，典型的幽居會友勝地，此處泉水潺潺、險峰高峙，其間，多位避世隱者山居清涼，他們或窗前觀瀑賞竹、或茅亭對弈品茗，交談之時，彼此安然於相異的景緻中，體驗不同的趣味。
遠處的兩位漁夫，也有自己的歡樂。
他們一人掌舵，一人捕魚，配合嫻熟。這種古老的捕魚方式，名為扳罾（ bān zēng ），罾是形聲字，上部的“罒（ wǎng ）”指羅網，“曾”字意為可重複利用的，所以罾便是可重複利用的網。《楚辭》寫“扳罾何為兮，木上做漁網”，由此可知，早在戰國時期，以罾獲魚的方法，已經流行。
人與人交往得到的快樂，因事因人因境而不同。於天地間獨處之時，獲取一份閒適歡樂的方法，更是難以一致。唐寅就曾在一首題畫詩中寫道：紅樹中間飛白雲，黃茅檻底界斜曛。此中大有逍遙處，難說於君畫與君。
“天樂”，難以言說。於是，100 多年後的“清初畫聖”王翬（ huī ），以唐寅的詩意為本，將這樣的意趣畫了出來，名為《唐寅詩意圖》。
王翬出生於繪畫世家，20 餘歲便拜於王鑑、王時敏門下，臨摹宋元名跡，沿波溯源，畫技大進。他沒有前朝遺民的政治身份和精神負擔，因而一路向上，算是順遂。
或許，正是由於生活上的平緩，使王翬對明代唐寅的張揚與自在，多了幾分嚮往。他數次臨摹其畫作，或以其詩篇文本繪製圖畫，以此感悟前人心境。單是題為“唐寅詩意”的圖畫，他就作過多幅。
此幅《唐寅詩意圖》，作於 1674 年。這一年，王翬 42 歲，畫藝成熟，王時敏 84 歲，已是暮年，他為學生題道：石谷此圖，極力規摹，於最織密中設色，用筆莽蒼高古，仍有唐賢風致，非智過其師者不能，尤可寶也。
畫中筆墨，有唐寅遺風，而畫中林泉與人物，更是大有深意——高聳的山巒立於一側，與水相對；天空與水面，均為留白，不著一筆；山腰處，雲層疊起，淹沒了寺觀，好似仙境。
這樣的情境裡，只有兩人，且毫不相關。
其中一人端坐閣中，靜心觀望雲海，雲海之處，自由飛動、變幻自如，亦是逍遙之地。另有一人，於浩淼安靜的水面上，他放下船槳，捲起褲管，坐舟一角，看向被風吹動的樹葉，靜靜地消耗著時間。
兩種“與天和”，兩種立於天地間的快樂。只是，關於快樂，莊子仍未言盡，他在《至樂》篇中接著寫：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世間有真正的快樂嗎？莊子認為，至樂無樂，即真正的快樂不是從外界獲得，而是內心恬淡、平靜無波的快樂。
所謂至樂，或許並非遙不可及。當從於內心，順其自然，快樂便不是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