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有現象，在人類文明形成之初便已產生了原始宗教，它對人心靈的塑造和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作用，而它的本質卻是一種精神的慰藉劑，用來支撐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滿足的理想和願望。“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者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應，在這種反應中，人間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

中國早在原始社會就已出現宗教信仰，唐代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階段，經濟繁榮、國勢強盛、社安定，這種精神力量在唐代高度繁榮的背景下達到空前的高度，僅是京城長安就有佛寺九十一所，道觀十六所，景教教堂兩個，清真寺一所，以及拜火教禮堂四個。佛教、道教、襖教、景教、伊斯蘭教、摩尼教以及以民間信仰為輔的多元宗教大放異彩，在唐代進行了完美的融合和碰撞，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

一、佛教

自漢代傳入中國的佛教，深深植根於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經過五六百年的傳播，在唐代完成了中國化的歷程，並建立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三論宗、淨土宗等，並越來越為大眾所接受。唐王朝在建立之初便吸取隋亡的教訓，勵精圖治，發展農業生產和文教事業，並鼓勵多元文化的發展，因此佛教在這種相對寬鬆自由的文化環境之下，在社會上廣泛傳播並影響深遠。這一時期的佛教還從唐朝遠播日本、朝鮮等國家，在這些國家均引起轟動，中國化佛學對東亞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印度。著名佛學家湯用彤先生曾把隋唐佛學的特點概括為“統一性、國際性、自主性、系統性”。

而中國化的佛教在本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喪失其獨立性，“它的發展趨勢是宗教權力日益屈服於、從屬於和服務於世俗王權”，並逐漸和中國文化相融合，甚至改變原有的某些特性來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需要，形成新的佛教教義，這與世界上的許多其他國家則大為不同。另外佛教的發展也牢牢掌握在統治者的手中，他們因皇權的親睞而受榮寵，例如在武則天當政時期，佛教就獲得了極大發展，也會因皇權的冷落而凋零，唐武宗滅佛就對佛教發展造成了致命性的打擊。儘管佛教在唐代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唐代的統治者們大多主張“胸懷三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也正是因此,在道教占主導地位的大唐，佛教仍然被給予合法的地位並獲得發展，因此也俘獲了大批的信眾。

唐代統治者曾多次組織翻譯佛經，共六次派遣使者、僧人來法門寺奉迎佛舍利入宮禮拜供養，其中一次是懿宗鹹通十四年（873），史載“是日，田雨黃土遍地，四月八日佛牙至京，自安遠門達開福門，綵棚夾道，唸佛之聲動地，上登安福門迎禮之，迎入內道場三日，出於京城諸寺”。這是唐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這種大規模的官方禮佛事件更是促進了佛教的流行和盛傳，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齋僧、唸佛、寫經、造像、建寺的崇佛風氣。《舊唐書》記錄了文宗開成四年（839）反映佛教興盛的一件事，“藍田縣人賀蘭進與裡內五十餘人相聚唸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為謀逆，當大辟”，可見佛教在唐代之興盛。

在佛教教義方面，佛教主張“業緣觀”的說法，這種“業緣觀”相信人生在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造“業”，這個“業”就埋下了來世的福與禍的根基。從漢代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佛教的這套學說與中國本土的靈魂不滅、因果報應等觀念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對當時民間大眾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衝擊，並逐漸形成了崇信佛和菩薩、篤信靈魂不滅、相信鬼神的存在等一系列的信仰風俗。唐武宗滅佛後，佛教勢力雖已大減，無復夕日盛況，但其影響力依然存在，信眾依然眾多。

二、道教

與佛教同樣具有影響力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唐代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達到了興盛。這一時期不僅道教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隨著道教自身的發展，道教教義也更加完善且具有理論色彩，各種道教儀式更加完備，煉丹術在唐代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認為是“道教外丹術的"黃金時期，信道人數眾多且範圍龐大，上自天子下至普通百姓，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服食求仙、合制丹藥的風氣。“道教符合人民大眾的長生不老、強身健體的人類共同願望，並將此願望突出的展現出來，並認為可以通過一定的宗教實踐來達到這種願望，還為此構造了一個美妙的神仙世界，以滿足人民的這種願望。”這種願望正好符合了信眾的追求，在加上唐王朝有安定、富足的社會環境作為保障，因此這種本土宗教在唐代極為盛行。

道教在唐代社會地位的提高，與李唐王朝對道教的推崇有很大的關係。道家的創始人老子，名李耳，被李唐皇室視為“聖祖”，與老子同姓的李唐皇室就利用與聖賢同姓的機緣，宣揚自己是老子的後代，以增加唐王室在民眾中的信服度，因此唐朝廷十分尊崇道教，將道教作為國教，雖然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政治的目的，但它人為地給道教帶上了御用宗教的性質。因此，道教在唐代得到很多統治者的青睞，唐代的許多皇帝本身就狂熱的信奉道教，其中以唐玄宗李隆基最為著名，還有滅佛的皇帝武宗，其滅佛的很大原因就是抑制佛教的發展以達到扶持道教的目的。唐代的皇帝曾多次下詔規定道教高於佛教，即便是崇佛的武則天也先後下令道教位於佛教之上，以達到道教佔優勢的發展地位來維護統治。

唐代的文人崇道者甚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白，他的“詩仙”稱號為世人熟知，並與入道公主玉真公主的交往頗深，還留下了許多詩篇。在帝王和文人士大夫求仙活動以及對道教進行宣揚的影響下，民間也掀起了一股熱烈的道教信仰之風，甚至釀成了一些悲劇，據《酉陽雜俎》記載，元和年間，有一個叫蘇湛的人將黑蜘蛛的巢穴當成了有靈之境，拋棄妻兒，舉身投入，結果命喪黑蜘蛛口中，足以見得他對道教信仰的瘋狂程度。

三、其他宗教

由於國力的強盛，唐朝對外文化交往更加頻繁，除了佛教和道教之外，有唐一代出現過的宗教信仰還有襖教、景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猶太教等西方宗教以及以民間信仰為輔的多元宗教，其中的一些還在中國建寺傳教。當時的襖教、景教、摩尼教被稱為“三夷教”，是除佛道二教以外最有影響力的宗教，有很多的達官貴人都信奉。西方宗教在唐初傳入中國，在更大範圍上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豐富了唐代文化的內容，唐皇室以包容的態度接受了這些宗教的流傳，甚至在長安城內建寺以供這些西方宗教的發展，《朝野僉載》記載道：“唐河南府（洛陽）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襖神廟”。

對於這些外來宗教的傳播者，唐皇室也持寬鬆的態度，景教教主阿羅本來到都城長安傳教，唐太宗令宰相房玄齡專門歡迎，受到了特別的禮遇。“三夷教”中尤以摩尼教影響最深遠，甚至引起過歷代帝王的濃厚興趣，武周時期摩尼教教士密烏莫斯曾入唐覲見,還深得武則天的欣賞。貞元十五年（799）天下大旱，摩尼教法師被邀請祈雨。高宗時期起兵造反的“文佳皇帝”陳碩真，就是一位襖教徒，她利用襖教的教義鼓動造反，說明襖教的影響力之大。但是唐武宗會昌五年滅佛時，禍及一切外來宗教，並下令“顯明外國之教，敕大秦穆護拔二千餘人，並令還俗，不雜中華之風”，這些西方宗教的發展受到了重創，幾乎毀滅。

以民間信仰為輔的宗教現象“巫術”是一種世界各地廣泛存在的現象，而關於巫術是否為宗教存在很大的爭議，西方宗教學界認為巫術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是宗教，佛、道之中都存在一定的巫術的成分。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認為道教就是一種巫術，“因為道教是一種絕對反理性的、坦率的說是一種非常低下的巫術性長生術、治療學和消災術”，這樣來看，巫術並不是獨立存在的一種宗教。而中國宗教學界以呂大吉先生為代表，認為巫術是一種宗教現象。

與佛道二教相比，巫術相比起來並未如此盛行，但仍以頑強的生命力在社會中傳播，對社會各階層都產生深刻影響。有的女巫受到皇帝、后妃的追捧得以出入禁中，史書中有宮人實行厭勝之術以達到某種目的的記載，另外，唐代的巫術的活動不僅在民間十分活躍，還一度獲得官府的認可，從事巫術活動相關人員大體上以女性為主，甚至有的女巫用琵琶作為行巫術的工具，善易、占卜等活動也歸入此類。巫術十分流行於社會下層階級，在民間巫術以頑強的生命力傳播，江南淫祠之風日厚，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取締及改造。

同樣具有爭議的是儒家思想在唐代思想領域中的地位，關於儒家思想是否宗教的爭論，最早可追溯到明末，當時的意大利來華傳教士利瑪竇，在對中國宗教狀況進行考察後，得出了春秋以前儒學是宗教，兩漢以後的儒學不是宗教的觀點，這樣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日。海外學者如日本的蜂屋邦夫堅信儒學明顯是一種為體制而服務的宗教，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在著作中認為儒學是一種官方宗教。雖然目前中國的學者大多數認為儒家思想不應該歸於宗教的範疇，但是唐代的統治者們卻明確的提出了“胸懷三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把儒加思想看成是和佛教、道教相同的思想範疇，甚至是具有相同地位的宗教，並形成了儒佛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有唐一代，始終是把儒家思想當成是國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不管何種宗教的發展都不能影響到儒學的正統地位。

總而言之，宗教勢力與世俗王權保持著一種相互利用的關係，它們的存在也都是為了社會穩定等政治目的服務，葛兆光指出：“當王朝進入統一，國力也達到空前強盛的時候，它對於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的控制力也在強化中，”而當宗教的存在破壞了社會的穩定或不符合帝王制定的政策，隨之而來的就是自身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