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任方式。詞臣具有“居切問之地，司誕告之言”的重要職責。中書舍人作為具有代表性的詞臣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中書舍人的入仕和選任方式十分嚴苛。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的選任方式有四種，一是科舉，二是幕府闢署制度，三是門蔭，四是薦舉。其中，科舉和闢署是這一時期中書舍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科舉制度自確立以來，便是中國古代人才臻選的主要方式，雖然晚唐五代時期，科舉稍有廢弛，但仍然是大部分寒門子弟步入仕途的最優選擇。
所以，這一時期中書舍人以科舉入仕者最多。其次是闢署制，由於五代十國時期藩鎮林立，各藩鎮亟需補充人才，以及藩鎮對於文士的待遇較為優厚，因此無論是從藩鎮方面還是文士方面，藩鎮闢署制都有發揮的空間，藩鎮闢署製成為這一時期中書舍人入仕的第二大途徑。此外，部分中書舍人由舉薦或門蔭入仕，但就總體而言，舉薦和門蔭並非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一、科舉。大業二年（606年），隋煬帝創設進士科，是為科舉制的萌芽。武德元年（618年）確立進士科以後，科舉制逐漸發展完善，成為中國古代選官的重要途徑之一。“五代時雖王朝更迭頻繁，但以科舉籠絡文人仍然是當時統治者選官的主要方式，並以此發掘了大量人才。”
由科舉入仕的中書舍人，一般都以校書郎解褐。《唐六典》載：“校書郎八人，正九品，掌讎校典籍、刊正文字。”校書郎雖然僅負責校讎、刊正等工作。但是“隋唐以後，秘書省、著作局以及宏文館等機構均設校書郎。”校書郎雖然品級不高，卻供職於秘書省、門下省等中央核心機構。
因此，校書郎在當時是諸多仕進文人眼中的美官，多數文人都以校書郎起家。《全唐文新編》有載“（元振）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為榮。”由此可見，校書郎在唐代為人推崇至此，五代十國時期，其重要性並不遜於唐代，因此，五代十國時期經科舉入仕的中書舍人的起家官大都是校書郎。除校書郎之外，秘書郎也是中書舍人的主要起家官之一。
二、幕府闢署。“幕府”一詞最早出現於《史記》，史載“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闢專士。”因此大多數人認為幕府制度起源於漢代，根據石雲濤的研究：“幕府制度最早出現於戰國時期，直到清末都並行不廢。”
幕府制度經歷前代的發展演變，至唐五代時期，已經非常成熟，晚唐五代，由於科舉仕進艱難，很多有志之士進入幕府供職，後官至中央要職。因此，藩鎮闢署制度便成了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仕進的另一途徑。
（一）闢請“未有出身者”入幕。自藩鎮闢署制度確立以來，各藩鎮為了網羅人才、壯大自身勢力，在人才任用方面不拘一格，不以及第與否為限，因此許多有志之士進入幕府供職，成為幕府僚佐。在五代十國時期出身可考的中書舍人中，未有出身者進入幕府供職者共有13人，佔總人數的12.8％。
劉昫、馮道、徐鉉、遊簡言、馮延己、趙鳳、馮玉、薛融、賈緯、王仁裕、杜曉、徐善、候翮等人皆為幕府所闢，轉入幕府供職。其中，馮道、劉昫、趙鳳、杜曉等人官至宰相。而馮道更是仕四姓十君，以致“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馮道為元老”。
劉守光兵敗，馮道逃入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闢馮道為巡官，後張承業又薦為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至此，馮道的仕宦之路開始走上正途，馮道任太原掌書記之時，恰逢莊宗並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以此為契機，莊宗即位之後，馮道升任省郎，充翰林學士，官服由綠到紫，直至後漢，授太師。
馮道在位居高官之後，不忘藩鎮幕府對自己的提攜，在其《長樂老自敘》中言：“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形於公籍。”雖然馮道是在鼓吹他在任藩鎮僚屬時期的功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劉守光及張承業的詔闢，馮道方能進入仕途，官至宰相。
此外，五代十國時期，經由闢署入仕的中書舍人，並非一旦被署為幕職就能逐漸升遷，很可能需要供職於多個幕府，這與五代十國的背景密不可分。五代十國時期，藩鎮林立，藩鎮闢署制下的文人，藩鎮成為其最大的依靠，而五代十國時期藩鎮之間的各種戰爭幾乎從不間斷，因此，如果藩鎮倒臺，供職於該藩鎮的文人也只能另尋出路，而依附其他藩鎮成為了這些文士的首選。
其次是幕府內部情況。這一時期的文人隨著藩鎮的興衰輾轉，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如前引馮道的例子，馮道最初是被劉守光署為幽州掾，後因劉守光敗而遁走太原，又被張承業闢為巡官。劉昫為王都所署，因王都篡其父王處直位，且幕下賓客和少微覬覦，所以只能越境至浮陽，而後被李存審闢為從事。
（二）闢請“進士出身者”入幕。“文宗之前，常有進士進入節度使府供職，文宗大和九年（835），唐廷開始限制進士入幕充職。”隨著唐末中央政府式微，藩鎮不斷坐大，朝廷頒發的各項詔令對藩鎮的約束力逐漸減小，“藩鎮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上對文士又有不少優越條件。”
五代十國時期，部分藩鎮武職將帥很崇視文士，《九國志·黃晟傳》載：“晟好禮，尚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任之。闢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為賓介，頗加優待，築居於城中，謂之‘措大營’。”既然藩鎮對於文士有諸多優越條件，並且喜愛文士，故自唐末以來，藩鎮闢進士出身者入幕便成為常事。
五代十國的中書舍人中，中進士第，且被藩鎮所闢的共有11人，佔可考人數的6.9％。高越、孫忌、李濤、殷鵬、王易簡、和凝、崔梲等皆為進士出身，其中和凝為進士、明經出身，這些人為藩鎮闢入幕府供職。和凝與賀瑰在危難之時沒有背信棄義，而是互相考慮，由此，藩鎮將帥與當時文士之間的關係可見一斑。
又有陸氏《南唐書·高越傳》載：高越字衝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久之，乃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
陸氏《南唐書》不載高越舉進士第的情況，但馬氏《南唐書》載：“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醒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據此可知，高越是進士出身，先是為盧文進帳下賓客，後文進徙安州，闢高越為掌書記，後官至中書舍人。
此外，高越為盧文進賓客之時，文進“俱禮幣致之”，由此可見，當時文士在藩鎮受到的禮遇較高。因此，對於當時的文士而言，進入幕府供職是很好的選擇。
三、舉薦。舉薦是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一項人才任用的制度，很多有才能的人都是通過他人舉薦的方式步入仕途，中書舍人自不例外。“唐代很多著名的中書舍人都是受人推薦而受到重用，並在任職期間大有作為。如岑文本、蘇頲皆由他人推薦才得入仕，官至中書舍人。”
五代十國時期，由薦舉入仕的中書舍人共計6員，即王延、陶谷、陳義、趙上交、潘佑與查文徽，佔總比5.9％。由於各個朝代在建立之後亟需籠絡人才，下令州縣舉薦各種人才，後梁太祖屢次發佈求賢詔或求賢制，以“一才拔俗，並令招聘”。
至後唐，《五代會要·舉人自代》載：後唐天成二年六月，戶部尚書李鏻奏：“應升朝官四品以上，各許薦令、錄兩人；五六品官，各許薦簿、尉兩人。”據此，後唐時期，六品以上的官員可以舉薦他人為官。
王延仕後唐明宗朝為中書舍人，《舊五代史·王延傳》載：王延，字世美，……嘗以所為歌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長興初，拜中書舍人。因仕進無門，遂以所作歌賦謁李琪，后王延被李琪舉薦為即墨縣令，至後唐長興初，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
後晉朝，雖沒有官方下令提倡舉薦的相關記載，但舉薦的情況仍然存在。趙上交仕後晉為中書舍人，“（上交）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為鄉里所推。”又有陶谷，同為後晉時期中書舍人，曾為宰相和凝“奏為著作佐郎，集賢校理。”
比至後周，舉薦相關的各項規定更加明確，《五代會要·舉人自代》載：周顯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御札：“一應在朝文資官，翰林學士兩省官內，有曾歷藩郡賓職，州縣官者，宜各舉堪為令、錄者一人，務在強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已曾任令、錄，亦許稱舉，並當擢用，不拘選限資序，雖姻祖近親，亦無妨嫌，只需舉狀內具言。
同一時期，南方諸政權的中書舍人也有經舉薦入仕的情況。南唐朝中書舍人潘佑，經陳喬、韓熙載等人舉薦，方才步入仕途。
根據以上諸例可以看出，五代十國時期，舉薦也是中書舍人選任的途徑之一。舉薦人既有宰相或者臺省官員，又有州縣官員，如陶谷受宰相和凝舉薦，王延受宰相李琪舉薦，趙上交之為鄉里所推。但是，舉薦並非這一時期中書舍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四、門蔭。門蔭制度始自先秦，隨著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產生和確立，門蔭制度逐漸衰落。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自門蔭出仕的共計2員，佔總人數的1.9％。
關於嚴續擔任中書舍人的事實，馬氏《南唐書》與陸氏《南唐書》嚴續傳皆無嚴續擔任中書舍人的記載，但是馬氏《南唐書》卷三《嗣主書》載：“（保大七年）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為奉化軍節度使”，據此可以推斷，嚴續在保大年間曾經擔任中書舍人一職。陸氏《南唐書·嚴續傳》載：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
結語
由上文所引內容可知，嚴續以其父嚴可求為先代功臣，十餘歲時蔭補千牛備身，起家官為秘書郎，後官至中書舍人。雖然五代十國時期中書舍人有自門蔭入仕者，但是由於這一時期科舉制和幕府闢署制的發展，由門蔭入仕的中書舍人不佔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