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年少時和蔣濟、朱績一同在江淮間聞名，在州郡中任職。蔣濟擔任別駕，出使拜見太祖。太祖問他說：“胡通達已經是年老長者了，他有子孫了嗎？”蔣濟說：“有兒子叫胡質，言行舉止大概比不上他的父親，但在處理事務上超過他父親。”太祖隨即徵召胡質擔任頓丘縣令。縣中百姓郭政和堂妹通姦，殺害了堂妹的夫君程他，郡吏馮諒被關在監獄作證人。郭政和堂妹都忍耐著拷問，抵賴罪行，馮諒不能忍受痛苦，就誣陷自己。胡質到任之後，觀察他們的神色，詳細瞭解情況，查驗案件，大家都很信服。
胡質入朝擔任丞相東曹議令史，州郡請他擔任侍中。將軍張遼與他的護軍武周有嫌隙。張遼見到刺史溫恢，請求徵召胡質為官，胡質以生病為由推辭了。張遼出來後對胡質說：“我屬意讓你做官，你怎麼這樣辜負我？”胡質說：“古人的交往，求取的多但知道他不貪婪，陣前逃跑但知道他不是膽怯，聽到流言但是不相信，所以能有終生的交往。武伯南是高雅之士，過去將軍對他讚不絕口，現在因為一點小小的矛盾就生出了嫌隙。更何況我才學淺薄，又怎麼能一直和你交好呢？所以不願意去你那裡做官。”張遼有感於胡質的話，又和武周重新交好。
太祖徵召他為丞相屬。黃初年間，胡質轉任為吏部郎，擔任常山太守，又調到東莞任職。士人盧縣被人殺害，胡質說：“這個士人沒有仇家，卻有年輕的妻子，所以才被殺嗎？”於是將跟盧顯臨近居住的年輕人都召見來，問到書吏李若，發現他神色變化，就深入追問情況。李若就自首了，罪人就抓住了。每次有軍功賞賜，胡質都散發給眾人，沒有拿回家的。他在郡中任職九年，官吏百姓都很安定，將士都願意誓死效命。
後來胡質調任為荊州刺史，加官振威將軍，賜封關內侯的爵位。吳國大將朱然圍攻樊城，胡質率輕兵奔赴。商議的人都認為賊軍強盛不能追擊，胡質說：“樊城地處低下，兵力又少，所以應該出兵做為他們的外援；不這樣做，樊城就危險了。”就率兵逼近重圍，城中得知後才安定下來。胡質被提升為徵東將軍，持符節督領青州、徐州各項軍事事務。他推廣農業，儲備糧食，倉庫中有夠吃好幾年的儲備，又修建了東征臺，一面耕種一面守衛。又將各郡的水道連通起來，有利於船隻通行，做好準備等待敵軍。海邊一直沒有什麼事。
胡質性情沉穩實誠，會反省自己，不用自己的標準衡量事情，所在的地方都被人們擁戴。胡質在嘉平二年(250)去世，家中沒有什麼財產，只有皇帝賞賜的衣物和書櫃。軍師將情況上報朝廷，朝廷追封他為陽陵亭侯，食邑一百戶，諡號為貞侯。他的兒子胡威承襲爵位。嘉平六年(254)，皇帝頒下詔書敘述讚賞胡質清正的品行，賞賜他的家屬錢財和糧食。這件事在《徐邈傳》中另有記載。胡威，鹹熙年間曾擔任徐州刺史，有特殊的功績，曾擔任過三郡的太守，所在的地方，他都很出名。最後在安定去世。
王昶，字文舒，太原郡晉陽人。年少時和同郡的王凌都很出名。王凌年紀比較大，王昶用侍奉兄長的禮節對待他。文帝還在東宮為太子時，王昶擔任太子文學，又轉為中庶子。文帝登基後，王昶被提升為散騎侍郎，為洛陽地區主持農事。當時京城附近的土地樹木繁盛，王昶開墾荒地，努力勸勉百姓，開墾了很多土地。後來王昶調任袞州刺史。明帝登基後，給王昶加官揚烈將軍，賜封關內侯的爵位。王昶雖然在外地任職，但心繫朝廷，認為魏朝延續了秦朝、漢朝的弊端，法令嚴苛瑣碎，很少修改國家法典以符合先王的風範，而希望政治教化都能興盛起來，但最終沒做到。王昶就撰寫了《治論》，大概依照古代制度，並且符合當前實際的有二十多篇，又撰寫了十幾篇《兵書》，討論用兵交戰的辦法，在青龍年間上奏朝廷。
王昶為他兄長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起名字，都依照謙虛和實誠的想法，所以他兄弟的孩子，王默字處靜，王沈字處道，自己的孩子一個叫王渾，字玄衝，一個叫王深，字道衝。他又寫信勸戒他們說：
為人孩子方法，沒有比看重自己保全品行更重要的，才得以彰顯父母。這三方面，每個人都知道其中的好處，但會有人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並使家庭陷入危亡的境地，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家的傳統不是正道。孝敬仁義，是各事業的首要要求，實行之後才能立身，也是立身的根本。講求孝敬，那宗族中才能安定，講求仁義，那鄰里鄉親才會看重，這是從內心去施行，而在外部成就名聲。人如果不堅持良好的品行，卻捨棄道德根本追求末流東西，就會陷入浮華奢靡的生活，就會結成黨羽；浮華奢靡，就會有虛偽名聲的牽累，結黨營私就會為彼此埋下禍患。這兩者的訓誡，是昭然若揭的，而沿著失敗的教訓不斷往前走，追求浮華更加嚴重，都是因為被一時的名譽迷惑，被眼前的利益欺騙。富貴名聲，是人的感情所樂於取得的，但君子得到了卻不要，為什麼呢？只是因為他們厭惡得到的方式不是正道。擔心人知道前進卻不知道收斂，知道追求慾望卻不知道滿足，所以才有困窘的牽累，有悔恨的想法。俗話說：‘如果不知道滿足，就會失去想要的。’所以學會滿足，那就會知足了。縱觀往事的成敗，探察將來的吉凶，那些追求名利，想要卻不知滿足的人，能保持家業，保全福氣利祿，是沒有過的。我希望你們立身行事，要遵循儒家的教化，踐行道家的言論，所以才用玄默、沖虛做為你們的名字，我希望你們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能想到這個意思，不敢違背。從前盤子上有銘文，几杖上有誡文，是希望抬頭低頭都能看到這些，因此不要有過失的行為；更何況這是在自己的名字上，怎麼能不慎重呢！事物成長得很快就會消亡得快，成就得晚就得到善終。早上開花的草，下午就會凋零；松柏茂盛，在隆冬時節也不衰敗。所以高雅的君子厭惡速成，對儒學很慎重。就像範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手杖擊打他，折斷他帽冠上的簪子，是因為厭惡他看不起人。人有善行，很少有不自誇的，有才能的人很少有不誇耀的；自誇就會輕視他人，誇耀就會盛氣凌人。輕視他人的，別人也會輕視他，盛氣凌人的，也會有人在他之上。所以晉大夫卻錡、卻犨、卻至被晉國殺害，王叔因為和人爭鬥，成為周朝罪人，這些不都是誇耀善行，爭權奪利的過錯嗎？所以君子不自誇，不是要謙讓他們，是厭惡凌駕在他人之上。將能低頭看做不屈，將謙讓看做獲得，弱勢看做強大，這樣，很少有不能保全的。詆譭他人名譽，是禍事的根源，也是災禍的開端，所以聖人很慎重。孔子說：‘我對於別人，詆譭過誰?讚美過誰?如有所讚美的，必須是曾經考驗過他的。’又說：‘子貢評論別人的短處。賜啊，你真的就那麼賢良嗎？我可沒有閒暇去評論別人。’以聖人的品德，尚且這樣子，更何況平庸之輩，又怎麼能輕易詆譭他人名譽呢？
過去伏波將軍馬援勸誡他兄長的兒子說：‘得知他人的惡行，應該像聽到父母的名字一樣；耳中聽到就好了，口中不能說出去。’這個告誡真是細緻了。別人有時候詆譭自己，應該退下反省自己。如果自己確實有可以詆譭的地方，那他說的話是適當的；如果自己沒有可以詆譭的言行，那他說的話就是虛妄的。如果說的話適當，就不應該埋怨他人，如果他的話是虛妄的，那對自己就沒有什麼損害，又為什麼要報復呢？況且得知他人毀謗自己而憤怒的人，再把不好的名聲推到他人身上，那別人的抱負就會更嚴重，不如默默修養自己。諺語說：‘拯救受凍的人，沒有比厚毛皮衣更好的，停止毀謗，沒有比修養自己更好的。’這話確實是對的啊。如果和喜歡搬弄是非、兇狠陰險的人來往，靠近他們都尚且不好，更何況是和他們對比呢？這個危害是很深的。那些虛偽的人，說話不依據道義，行為舉止不顧及自己的言論，他們的膚淺還是能看出來的；但世人被迷惑，就不願意檢驗他們的言行了。近代的陰魏諷、山陽曹偉都因為為人不正而失敗身死，迷惑當時的人，扶持奸邪之人，扇動年輕人。雖然最後被處以死刑，成為很明顯的鑑戒，但他們所影響的人，已經很多了。難道能不慎重嗎！
那些隱居山林的士人，像伯夷、叔齊這類人，甘願在首陽山忍受飢餓，還有像介子推這樣，寧願再綿山被燒死，這樣的行為雖然可以激勵世俗之人，但聖人不會這樣做，我也不願意你們做這樣的事。現在你們的祖先，世代為官，將仁義看做重要的名聲，謹受慎重，在家中講求孝悌，對師友講求學習。我和時人共事，雖然出身不一樣，但是各有所求取的方面。潁川的郭伯益，崇尚通達，為人聰慧有學識。他的為人，心胸不夠寬闊，但是輕視權貴；得到好的人，就很看重他們，得不到好的人，就像草一樣忽視他們。我因為了解他們，所以親近他們，但不希望你們也這樣做。北海郡的徐偉長，不追求名聲，不求取利益，淡然處世，堅守自我，只將正道看做要務。他對人事有褒貶評價，就假託古人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對當時的人就沒有褒貶評價。我敬重他們，希望兒子能學習他們。東平的劉公幹，博學多聞很有才幹，節操忠誠，志向遠大，但是性情和品行不相符，很少有拘束和顧忌，正負面足夠相互彌補。我喜歡並看重他，但不希望兒子仰慕他。樂安的任昭先，淳厚質樸，踐行正道，內心敏銳而外表寬和，謙遜恭敬，居處不避開窪地，看起來怯懦但是能見義勇為，在朝中為官能忘記自身得失。我和他交好，希望兒子能遵循他為人處世的做法。如果從這裡引申出來，從相似事物來做，你們應該可以從這中間學習到一些東西。至於在使用錢財方面，應該以宗族為先，如果要施捨，應該關注那些急需的人，出入鄉里朝廷一定要慰問老人，議論時不要貶低別人，作官時要崇尚忠誠節操，和人交往應該看重踏實正道，為人處世應該不要驕奢淫逸，貧賤的時候要慎重，不要哀慼，為人進退應該考慮合適的做法，做事時應該仔細思慮，這樣罷了。我還擔憂什麼呢？
嘉平初年(249)，太傅司馬懿誅殺曹爽之後，就上奏向朝臣們詢問政事得失。王昶陳述了五條治國方略：第一，想要崇尚正道，鼓勵求學，抑制浮華的風氣，就讓學子進入太學並在各地修建學校；第二，想要進行考試製度，將考試成績做為標準，沒有過能捨棄標準卻能衡量是非的，也沒有過空談一個人的才能，是能決定一個人的職位升降的；第三，想要讓在官位上的人能長久處在官位上，如果有政績就應該升官加爵；第四，想要減少官員的俸祿，用禮義廉恥來激勵官員，不讓他們和百姓爭奪利益；第五，想要斷絕奢侈的風氣，根本在於推崇節儉，讓服飾上有紋路，上下級之間有次序，儲備糧食布帛，讓百姓歸於質樸。皇帝下詔書褒獎贊賞。就命王昶撰寫官員考核的事宜，王昶認為唐堯、虞舜時期雖然有降職的條文，但考核的法度沒有流傳下來。周朝設置了冢宰的職位，依據官員們的政績而進行賞罰，但也沒有可以做為對比的制度。從這裡來看，聖明的君主因任用賢人而英明，大概確定職位升降的標準，並將官位委任給合適的人，然後讓他總管這些事，那他能力高低就可以知道了。應該大概是這樣。
嘉平二年(250)，王昶上奏說：“孫權流放賢臣，朝中嫡子和庶子爭鬥，可以趁著他們的矛盾，出兵控制吳蜀兩地；白帝與夷陵之間的地帶，黔、巫、秭歸、房陵等地都在江北，百姓和新城郡相接，可以偷襲並攻取下來。”皇帝就派新城太守州泰攻打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率軍到夷陵，王昶率軍到江陵，從兩岸取竹子和粗繩做成橋索，然後渡水攻打敵軍。敵軍逃奔向南岸，開鑿了七條道路前來進攻。這時王昶讓可以連續發射的弓弩同時發射，敵軍的大將師績連夜逃入江陵城中，王昶追擊，斬殺了數百敵軍。王昶想要將敵軍引誘到平地後再與之交戰，就先派出五路軍隊從大路撤退，讓敵軍能望見並欣喜，王昶又帶上所繳獲的敵軍的鎧甲物資，騎著馬圍繞著城牆行走以激怒敵人，然後設下伏兵等待敵軍。施績果然追擊王昶的部隊，王昶與他交戰，大獲全勝。施績逃走，王昶斬殺了他的部將鍾離茂、許旻，並收繳了他部隊的鎧甲、戰旗、戰鼓、珍寶和武器，然後整頓軍隊回朝。王基和州泰都作戰有功。於是皇帝提升王昶為徵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為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王昶率軍抵禦立下功勞，朝廷冊封他的兩個兒子為亭侯、關內侯有提升王昶為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叛，王昶佔據夾石進逼江陵，牽制施績、全熙，讓他們不能往東進軍。諸葛誕被誅殺後，皇帝下詔說：“過去孫臏輔佐趙國，直逼大梁。西面的部隊迅速進軍，也是能形成東征的形勢的原因。”然後給王昶增加一千戶食邑，連帶之前的一共四千七百戶，又升任為司空，還是像之前一樣持符節、督領軍事。王昶在甘露四年(259)去世，諡號為穆侯。他的兒子王渾承襲爵位，鹹熙年間擔任過越騎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