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儘管其規模、格局與性能不斷髮生變化，但軍事防禦始終是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古代戰爭多以攻城和守城為主要的作戰形式，各國也通過築造城池來發展軍事優勢，因此城邑的修築與軍事防禦之間的聯繫十分密切。此外，地理環境是軍事作戰的必要條件，一個國家完整的防禦體系的構建是以所處的地理環境為基礎。關中及周鄰地區地理位置優越，易守難攻，為兵家必爭之地，是西周、秦漢帝國等王朝建都關中及周鄰地區時所考慮的一個非常重要軍事因素。
春秋時期，諸候間爭霸戰爭頻繁，城邑的軍事防禦建設得到重視。戰國時期，隨著城邑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諸侯之間爭奪城邑競爭更加激烈，所以該時期的城邑有著強烈的軍事防禦色彩。秦漢時期，國家統一，關中及周鄰地區並無戰亂髮生，戰爭大多發生在邊陲地區，所以該地區城邑軍事防禦色彩有所減弱。
一、春秋時期。春秋時期，平王東遷洛邑，秦襄公因護送有功，被封為諸侯。這個時候關中及周鄰地區絕大部分被犬狄佔領，平王無力征伐犬戎，便對襄公許下承諾，如果秦能攻逐犬戎，便可以擁有其地，以激勵秦人。秦人立國之初，雖然其軍事實力較之前已經有了提高，但仍然無法與戎狄的軍事勢力相抵抗，秦若欲得岐以西之地，必須戰勝犬戎。秦為了向東伐戎，擴張領土的需要，經過幾代秦公奮鬥拼搏，擊退犬戎，不斷沿著渭河東進，先後遷都至汧、汧渭之會、平陽、雍城，逐步佔領了關中西部地區以及隴右地區。其中以汧為都11年，汧渭之會48年，平陽為都36年，為都時間都很短暫，眾多學者將其視為臨時性都城或軍事性都城。“秦都城在汾渭之會、平陽和雍城的變遷，不可視為一般意義上的遷都，而應該視為秦都城在關中西部地區優化選址的過程。”
秦定都雍城之初，為防範周邊的戎狄進攻，主要依託當地自然環境所構造的軍事防禦，利用周邊豐沛的河流，形成“以水禦敵，據水為安”的軍事防禦佈局，直到秦穆公稱霸西戎，開始對雍城進行大規模的營建，並人工開挖壕溝。秦遷都雍城之初，並未採取“城郭制”形態，而是延續了“大都無城”的傳統，在雍城置都200多年後，秦悼公才開始修築城牆，城牆與裡側的溝壕，形成了多重防禦保障。“外壕所圍地區為內城，裡面分佈著各類大型建築以及貴族聚居區，外壕與城牆之間的區域為平民聚居區。”形成了“築城以衛君，造郭以衛民”的城郭制。
綜上，春秋時期關中及周鄰地區的城邑，沿襲了商周時期自然環境為防禦體系的傳統，例如，秦都雍城，都城的防禦體系建立之初更多的佔據自然環境的優勢，從城邑的等級，組織與分佈來看，春秋時期秦國的防禦體系相比中原諸國較為薄弱。
二、戰國時期。戰國時期，隨著城邑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諸侯之間爭奪城邑競爭更加激烈，所以該時期的城邑具有強烈的軍事防禦色彩，並且開始注重軍事防禦體系的建設。
戰國初期，秦國仍居雍地，由於內政混亂實力較弱，被因變法強大的魏國佔據了河西之地。秦魏兩國戰爭頻繁，各自於本國邊界周圍修築軍事防禦城邑。秦靈公將都城從雍城遷至關中中部涇陽，秦簡公時期“塹洛”長城，開始在獻公即位，內政革新，遷都株陽，欲收復河西之地。有學者認為涇陽和株陽是秦國為了抵禦魏國的侵擾而修建的臨時性都城，其目的純粹是為了對東方的戰爭,也有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但不可否定的是，涇陽、株陽兩個城邑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處於軍事上的需要。
孝公即位後，任用商鞅變法，國力日益增強，並將都城遷至咸陽，秦魏戰爭不斷取得勝利，收復部分河西之地；至惠文王時,又收復了陰晉、少梁等剩餘河西之地，佔領了崤函古道和晉南豫北通道；並在秦楚之戰中佔領了商洛、南陽道，分別修建了函谷關、臨晉關和武關，三關作為一個整體守衛關中地區，構成了強力有效的防禦體系，來阻擋其他列國的入侵。此後至秦始皇時期，秦國國力強盛，對外戰爭中一往無前，主戰場都在關外地區，關中及周鄰地區並無受到戰亂侵擾，政治軍事環境較為穩定，促進了城邑的發展，初步建立了以咸陽城為中心的軍事防禦體系。
在以咸陽城為中心的軍事防禦體系，由於關中及周鄰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山川、河谷較多，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所以導致關隘數量較多且非常重要，關中的名字也由此而來。關隘一般居於交通要道或扼守戰略要地，爭奪價值大,秦魏、秦楚戰事頻發，關中地區各關隘都是守衛都城咸陽的門戶，軍事防禦意義重大。除此之外，修築長城也是秦國軍事防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秦簡公時期沿洛河西岸“塹洛”長城以防魏國；秦惠文王時期“築上郡塞”以防趙國；秦昭襄王時期，在北地、上郡等地修築的長城抵擋義渠；秦始皇時期在燕、趙、秦北方長城的基礎之上，進行修復、連接和增築，築起了一道萬里長城。這四段長城的地理位置，明確地體現出長城本身的軍事防禦功能。
反映在城邑分佈上，秦都咸陽城是當時秦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以規模為第一等級的咸陽城為中心，半環繞其周圍城邑分佈較多，特別是咸陽城的東部，例如株陽城、夏陽故城、陰晉故城、商邑故城、重泉故城，沿著三條東出通道通往函谷關、武關、臨晉關等三大重要關隘，西部的邰縣故城、美陽故城以及雍城，是秦都咸陽軍事防禦體系外圍最重要的城邑。北部的長城沿線的大量的軍事堡壘及邊城，如米家園城址、思家塘障城、石刻峁城址、墩渠城址、袁家砭城址，城邑軍事防禦職能十分顯著。
秦國在對外戰爭中不斷攻佔其他國家的城邑，然後將其作為本國軍事重鎮，逐漸擴大都城的防禦範圍，當其他諸侯國進攻咸陽，首先需要攻克都城外圍交通線路上的一個又一個城邑，這些城邑在守衛首都咸陽發揮的作用十分顯著。“秦國雍城以及株陽、咸陽等都城的防禦體系主要是由人工設置的城市城垣、周邊軍事重鎮、長城以及自然存在的關中盆地之山脈、黃河等屏障組成。這種防禦體系有效、可靠，面對中原諸侯的進攻常常立於不敗之地。”
三、秦漢時期。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認為列國名城大都也是一種軍事防禦設施，為穩定政權，全面推行郡縣制，下令“墜名城”拆毀關東諸國的名城大都。西漢建立之初，立都關中，新建長安城，雖然西北雍地偶爾受到匈奴犯邊的侵擾，但整體上並無較大戰亂，政治、軍事環境相對穩定，除了一些地處交通要道的軍事防禦城邑，其他地區的城邑軍事職能漸漸弱化。至武帝時，開疆拓土，西北地區軍事威脅逐步解除，城邑間的軍事職能也逐步轉變為維護地區維定的職能。
西漢時期關中及周鄰地區城邑部分沿襲了秦時舊城以及以都城為中心的防禦體系,同時也繼承了秦朝的陵邑制度，雖然在功能上主要以政治管理為主，但是也有出於對匈奴的進攻防範於未然的軍事考量，如西漢長安城周邊的新豐故城、長陵邑、高陵等這些陵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保衛長安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