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筵的萌芽、確立及其背景、原因。經筵制度之所以在宋朝產生並得以制度化，背景是宋朝特殊的崇文抑武政治理念和強調祖宗之法的治國原則之下，形成的尚文好學的風氣，這也是必然的條件。
偶然的因素有二，一是宋仁宗幼年即位，而主持政局的劉太后又頭腦較為清醒，重視教育；二是宋朝原有的資善堂教育，直接的應用。在經筵制度正式確立之前，偶發的皇帝向臣下學習的事例，可以歸入經筵制度的萌芽期；這之後，經筵制度又經歷了金、元、明、清的發展演變。
1、先秦、西漢的御前講座。上面最後一點提到了西周初年的“師傅”，即在政權中設置天子輔助者的現象，楊寬先生將其稱為“長老監護制度”，並解釋說：“這種政治上的長老監護制度，是從貴族家內幼兒保育和監護的禮制發展起來的……具有對太子和年少國君教養監護的責任，具有輔佐國君掌握政權的職責……”。
其實說白了就是部落聯盟的遺蹟，這一點在清初滿洲八旗王公“議政王大臣會議上”也有體現，皇太極即位頭幾年，代善、阿敏和莽古爾泰等三大貝勒有權力一同坐殿理政，最為典型。
這些且不去理會，單說帝師。所謂“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師”，當然法洪這句話的意思，更多指的是皇帝的佛學老師。可反過來說，皇帝的佛學老師都要有，更別說經史等基礎文化知識的老師了。
在《帝學》的開篇，範祖禹不厭其煩地敘述了上古的帝王炎帝、黃帝、顓頊、帝譽、堯、舜的老師們：悉諸、大橈、大真、伏羲、神農、伯夷、綠圖、伯招、子州支、君疇、許由、務成昭等。現在看來這些信息屬於傳疑時代，已經不能作為事實使用，但是與《偽古文尚書》同樣的道理，奈何宋人信以為真。
時代稍後的、受了神學觀念影響而堅信血統觀的帝辛，雖然他愚昧地宣稱過：“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但當時商朝政權也設置有大師、少師。西周時代不需贅述，西周初年的周公、召公就是周成王的老師。再後面東周即春秋戰國時代，鄭國大夫子產有一句話：“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受過教育之後才能從政，春秋時代已經出現了這種認識，也就是從政者必須先具備一定的基本素質，而且此說法必然已經為政界共識，因此子皮才會接受子產的教訓。最著名的例子，還當屬鄕國國君拜會魯昭公時，為其君臣解說少嗥氏以鳥名為官的來由一事，孔子更是由此感慨道：“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到戰國時代，七國各起爐灶，自成一家制度。《呂氏春秋》記載周人白圭的話中提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幹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可知魏文侯曾經以子夏為師。這些言論、事件，表示在商周春秋戰國時代，上到天子、中間諸侯，下面大夫，都要學習而後從政，只不過學習的內容不是後世的經史知識罷了。
傳疑時代的國家治國理念如何？估計沒人敢下定語，從商代推測，大約不離神秘主義的祖先、上帝崇拜這些。這些當然不是儒家經史範疇，即便是兩週八百年，儒家也不是官方正統學說。所以先前的經筵研究將這些時代一併排除。
不過筆者以為，陋文既然已經把經筵的定義重心從“內容”（經史）轉到“目的”（教學），則商代的“帝”們、兩週的“王”們，他們的學習姑且歸入廣義經筵，即經筵的前身、萌芽，似也無可厚非。
回到經筵淵源於西漢的傳統觀點，如張帆先生的看法：“經筵的萌芽在西漢己經岀現，受學的皇帝目前可考者有昭帝、成帝二人。”朱瑞熙先生則援引清人林駒的觀點認為：“漢宣帝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下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命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宣帝自己親自"稱制臨決"。史稱這是中國古代"經筵之所始乎此，厥後遂為常制。"”
筆者目前找到的最早記錄仍是漢昭帝：“上召見（蔡）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
眾所周知，兩漢有今、古文經學之爭，皇帝屢有召集各派儒生討論爭辯之舉，甚至親自參與，做出裁定。前引漢宣帝之例即此。這種學術討論會其實不違背御前講座的一般性質，只是皇帝的身份從受教者變成了講授者，權且歸入萌芽期的非典型經筵，大約也無可無不可。
秦代不設地位崇高得匪夷所思的“弗臣”師傅。西漢則顯得小心翼翼，最早是高後元年以王陵為太傅，之後幾度廢而再置，到平帝時，太師、太傅、太保始齊備，且位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上，號稱上公。不過很少除授，甚至空缺廢除，其原因不外是地位太高，極容易成為權臣專權的臺階，如東漢獻帝時董卓為太師。
如前述，秦、西漢初年的統治者，認識到了“弗臣”地位的師傅對皇權的牽制，因而不設或減少人數，但都只是治標的手段，反而缺失了制度化的皇帝教育手段。既要加強皇帝的權威不被分散，防止西漢末外戚王莽的鬧劇；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東漢統治者做出了初步的嘗試。
2、東漢的“侍講”。東漢飽學之人被選作帝師後，常加“侍講”之差使，如“詔長樂少府桓鬱侍講禁中”、“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徵拜議郎，侍講禁內”，這些人都不是專職老師，而是以本官兼職，甚至也不能稱他們為帝師，因為有“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一句，將師傅與侍講並列。
其作用只限制在諮詢顧問，與後世經筵講讀官的身份大是不同。簡單來說，這種用法相當於宋代“勾管”、清代“行走”等，標示具體差事而已，卻不是官階等級。
侍講制也擴展到了三國時偏居一隅的吳國：“（韋昭）侍太子和講在東宮……景帝立，進中書侍郎，領國子祭酒。帝好學，詔令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延入侍講。”並且，三國魏晉時代的侍講制不區分是皇帝還是太子：“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
這說的是庾亮，他擔任了晉元帝太子司馬紹的侍講。這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後文還將有涉及。毋庸置疑，東漢出現的侍講形式就是經筵的直接原型。不過在東漢還沒有成為官銜，只表示臨時性質的職司，學界的看法是在唐朝才進入國家官職序列。至於侍讀目前還無人論及。
現據小子考證，侍讀之名進入官制序列是在南北朝，而且直接就成為了正式的官銜，具體時間是南朝劉宋，名稱是“侍讀學士”，史載：
“高祖始踐陣，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關於南朝宋的侍讀學士，後面另文詳述，這裡且置一說。關於東漢的侍講，最後還有一點補充，雖然最初的“侍講禁內”、“侍講禁中”應該是指侍講皇帝，可事實上並不細分受教者是皇帝還是太子，如：“遂令入授皇太子。醯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這一點特徵也綿延到了後世，甚至還有女子入後宮，教習后妃知識：“世祖以（韓蘭英）為博士，教六宮書學”、“嘗詔範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應該算是經筵制度的特殊外延。
3、唐“有侍講學士無侍讀學士”、“有太子侍讀無太子侍講“說。前引資料顯示，執經包括皇帝、太子，而侍講、侍讀範圍更大，還包括諸王。也就是說，萌芽期的經筵，不存在純粹的帝王御前教育。
由此太子侍講、侍讀的設立或可看做皇帝侍講、侍讀之官的先導，試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無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為侍講學士”。按褚無量早先就是太子李隆基的侍讀，按常理太子即位就成了皇帝，侍讀太子就變成了侍讀皇帝，這或許就是歷朝不加細分的原因。
又《新唐書》載：“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此處之“侍讀直學士”又是孤例，不見他書，唐代實無此職。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別置翰林學士院，集賢殿書院遂罷，故此後又稱“翰林侍講學士”。
關於唐代翰林侍講學士，岑仲勉和傅璇琮兩位先生還各持有一說，岑仲勉先生認為：唐代翰林學士院只有翰林侍講學士，而無翰林侍讀學士；傅璇琮先生則認為：唐代翰林學士院曾經並置翰林侍講學士和翰林侍讀學士。筆者認同岑仲勉先生的觀點，即唐代有翰林侍講學士，而無翰林侍讀學士。待下文述及宋代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淵源時，再作詳盡闡述。
結語
總之，唐代出現過“侍講學士”、“太子侍讀”、“皇帝侍讀”、“諸王侍讀”，但是無“侍讀學士”、“太子侍講”。入宋以後，方才出現太子侍講和太子侍讀、翰林侍講學士和翰林侍讀學士並置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