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雀”到飲酒禮器的“窮"。“爵”在漢語裡有三層含義：（1）爵位；（2）作為飲酒禮器的爵；（3）通“雀”。目前，學界注意到了作為飲酒禮器的爵與爵位之間的生成關係，但大都忽略了作為“雀”的爵與爵制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從誕生時間上看，與“雀”相通的爵最早產生，其次才有作為飲酒禮器的爵，最後才誕生了表示身份等級的爵位。“雀”與飲酒禮器的爵在形體上具有相似性。這一點，《說文解字》言之甚明。

《說文》將“爵”列為“留”部，其字體為膚，許慎解之曰：“禮器也。象雀之形，中有囹酒，又持之也。所目飲器象雀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作為飲酒禮器的爵在器型上象“雀”，這一點向來無異議。古文“爵”又作冊，段玉裁注：“首尾喙翼足具見，爵形即雀形也。”

段氏進一步引程瑤田《通藝錄》雲：“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器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程氏將“爵”的造型與“雀”的形體相對照，論述極為精當。西周早期“爵”的形象在金文中常作寫、篇。

確切一點說，這兩個“爵”字不是字而是圖畫，仿照的對象就是飲酒器爵。從形體上看，它像極了作為鳥的“雀”。這也印證了許慎、段玉裁以及程瑤田解釋的正確性。

上世紀四十年代，石璋如先生就提出殷墟文化的陶爵與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鬻“有密切的關係”且“形制都相似”的觀點氣鄒衡先生對爵與鬻之間的關係論述最為詳細：標準的陶爵最早見於夏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中只出過類似爵形器然而爵最早的形態，也是從雞彝（即所謂“鬻"）中分化出來的。

河南登封玉村發現的一件夏文化白陶爵，就是最早的一種形制。其特點是：流狹短而上翹。無尾。無柱。流後貼兩小泥餅，以加固流與口的交接處；稍晚的爵柱大概就是這樣產生的。體瘦長，橫斷面呈橢圓型，束腰，平底，有寬鑿，扁圓錐狀足。

鑿和口唇上都有斜行劃紋，象徵羽毛按其形狀，與山東濰坊出兆官莊龍山文化的II式鬻非常相似，顯然玉村爵是從姚官莊一類鬻演化來的。因為姚官莊篇是雞彝中的一種，本像雞，所以玉村爵也像禽類。”。

鄒衡先生指出，陶爵由陶鬻發展而來，而鬻的造型像雞。雞雖屬於禽類，但從字形上以及物種分類上看，算作“鳥”類大概沒有異議。雀即鳥，也就是說，爵的前身一一鬻的造型是在模仿了“雀”的形象後製作而成的。

劉敦願先生也注意到，龍山文化中像鳥全身的鬻形器，“流部斜向上指，流長而尖端，這在實用方面完全沒有必要”，但陶鬻作鳥狀，“可能與鳥為圖騰崇拜是中國古代東夷族的習俗之事有關”。

依照劉先生的觀點，仿鳥的形象製作的陶鬻，應該與遠古圖騰崇拜有關。有學者從仿生學的角度進行考察認為，原始的仿生陶器之所以最早出現，其原因不外乎有三：（1）人本能的對自然物的模仿；（2）有機生命的曲線形狀在使用過程中不至於造成傷害；（3）仿造生物具有原始崇拜的目的。

從人類發展進程上看，史前人類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都有待於提高。這種情況下，古人制造物體的靈感大都仿照大自然中現有的物體而作。作為最原始的爵，陶鬻的製作仿照了鳥雀的造型，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古人在創造仿生造物可能還有一層目的，即高進、張亞林二位先生所指出的，“仿造生物具有原始崇拜的目的”。這應該屬於原始自然崇拜的範疇。馬新先生認為，“動物崇拜也是自然崇拜的內容之一，它以動物為崇拜對象，是人類漁獵時期社會意識的反映”。

她進一步指出，“動物的許多特性，如虎豺的威猛、鳥禽的飛翔、魚類的潛水，為人力所不及，故產生敬畏崇拜之意"‘氣原始人將飲酒禮器的爵製成鳥雀形，大概就是對鳥雀飛翔本領的崇拜。

換句話說，古人之所以將爵製作為鳥狀，是自然崇拜的表現。隨著社會的發展，爵的實用性雖然越來越強，但爵承擔的原始崇拜色彩卻並沒有完全減退。

再從功能上看，爵在商周時期也一直是宗廟祭祀禮器。爵作為酒器已為學界共識，但其具體用途上卻仍有爭議。

容庚、朱鳳瀚先生持煮酒器說，傅曄先生主張慮酒說，杜金鵬先生又提出爵兼具溫酒、飲酒的功能氣賈洪波先生主張曽酒慮酒說氣之後，李少龍先生從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與商代以鳥雀為圖騰的史實出發，認為銅爵的功用在於“亦溫亦祭，先溫後祭"，兩大功用中，前者應從屬於後者，“溫而不祭”的情況當不會存在。

李先生的觀點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尤其難得可貴的是，他將爵的造型與商代以鳥為圖騰結合起來，認為爵界既是溫酒器，又是祭祀禮器。後者的提出，更顯出了爵的宗教文化意味。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等禮儀中凡是涉及到用爵飲酒的例子，都在飲酒之時有祭的舉動。這說明上古的爵還存祭祀的功能。《禮記禮器》更是簡明扼要的說：“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質言之，具有鳥雀之造型的爵既是飲酒器，又是祭祀禮器，早期可能還具有溫酒器的功能。

總之，作為飲酒禮器的爵與祭祀活動密不可分。作為實物的爵，正是在祭祀活動中被賦予了神聖性。

爵在祭祀中的功能：溝通天地的法器。前文己交待，作為飲酒禮器的爵，最初的誕生，是仿照鳥雀之形而創造的。原始人的仿生造物，本是一種自然崇拜。隨著社會的發展，爵的實用性加強，但它包含的宗教色彩卻並未完全減退。

爵從有形的器皿到無形的爵位轉變，必須承載一種文化信號。也就是說，作為實物的爵需要通過一定場合，將文化信號演繹成形而上的觀念或信仰。觀念或信仰在實物的應用過程中，往往能夠形成一種慣例，而慣例再進一步得到“法則”的約束，就形成了制度。

李少龍認為，爵之所以仿照鳥形而作，是商人以鳥為圖騰的觀念在“物質文化上的絕好反映”。爵在祭祀祖先和鬼神中已經具有圖騰的文化信號，而爵發揮效力的場合就在祭祀活動當中，這一點至關重要。但是爵在祭祀祖先和鬼神過程中是如何發揮效力，並在人腦中形成一種觀念和信仰的，李少龍先生卻沒有交代。

張光直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致力於中國古代的藝術、宗教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研究。張先生首先注意到商周青銅器銘文中上的動物紋樣，具有宗教文化意味，這使得這些青銅器充當了巫豌通天工具的角色。

其後不久，他又在《新亞學術季刊》發表了《中國古代藝術與政治一一續論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一文。該文在吸收《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一文結論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了中國古代藝術、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張光直先生敏銳地發現，商周時期的統治者，通過具有動物紋樣的青銅彝器與天神或祖先交通。

“絕地天通"事件之後，通天的巫術成為統治者的專利，巫術成了統治者施行統治的工具。青銅彝器及其上面的動物紋樣是巫覲通天的一項工具，而這種工具通過巫術在政治上發揮了效力。張先生這一高明的的見解，為探究爵在祭祀鬼神和祖先的過程中如何發揮效力，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張光直先生強調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是巫現溝通天的工具的同時，又進一步指出，“商周的青銅彝器以及其它質料的彝器如木漆玉石骨牙等器，都可以做巫現的法器，它們上面的動物紋樣便是巫現的助手、使者”。爵既是飲酒器，也是祭祀禮器，前文已有詳述。

我們認為，同樣具有雀鳥造型的爵不僅僅是巫覲通天的法器，它也是巫現的“助手”或“使者”。正如李少龍先生所提到的，具有雀鳥造型的爵，乃是商人以鳥為圖騰的物質反映。商人以玄鳥為圖騰的典故源自《詩經》。

《詩經商頌玄鳥》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代有濃厚的祖先崇拜的傳統，翻檢甲骨文材料，商代祭祀祖先的卜辭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也是學界的共識。而具有雀鳥造型的爵，無疑在商王祭祀祖先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換句話說，神靈的神聖性常常寓於祭祀物品上。以雀鳥造型的爵享神，爵則就有神聖性。若這個推測不錯，則爵就擁有了通天的神性。這可能是由於鳥雀是最接近天空的動物，古人可能也有鳥最接近天神的觀念。

如張光直先生在《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一文中所列舉的插圖二十二左圖。該圖描繪了薩滿教秋祭海神的場景，帳篷內是行祭儀的薩滿，祭器在地上，祭器的左上方是正在升起的一隻鳥和一隻狐狸，海神及其妻子在天空的右上方。令我們饒有興趣的是，圖中正在升起的鳥。

這隻鳥很可能因為擁有翅膀，經常在天空飛翔，最接近神的緣故，故而也成了祭祀神的犧牲。事實上，張光直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從上週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中就提到“鳥也是巫師通天的一個重要助手”氣這樣看來，爵被用於祭祀場合，其最早的宗教意義可能就是因為擁有雀形，人們才相信它有通天的作用。

結語

然而我們又有這樣的疑問：擁有通天功能的祭祀彝器一一爵，是如何演變成具有表示身份等級意義的爵位的呢？這才是要解決的實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