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燕雲十六州，北宋歷代皇帝都是念茲在茲。
宋太祖討平南方諸國後，設立封樁庫，其目的是“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
宋太宗時期，又兩次派兵北伐，企圖收復燕雲地區。神宗即位後，“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每與大臣論及北邊之事，感嘆：“北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
其後，不管是經略河湟，抑或是出兵伐夏，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與遼爭鋒，收復祖宗以來唸念不忘的燕雲十六州。
崇寧以來，宋軍在河湟一帶，收“唃廝囉之地悉為郡縣”；在橫山地區，築城銀州，完全控制橫山地區，迫使西夏遣使求和。
恰恰相反，此時的遼國已經逐漸走向衰落，內部，契丹貴族出現分崩離析之勢；外部，金人崛起，嚴重威脅大遼的統治。
這就給“紹述”父兄事業、高舉“變法”旗幟的宋徽宗君臣，收復燕雲十六州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親信宦官、統帥西軍的童貫自請使遼。
童貫此行以賀遼主生辰為由，實際肩負有刺探遼國虛實的任務。他是否刺探到遼國情報，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在他返宋的途中，燕人馬植（後改名趙良嗣）趁夜求見，並獻上平燕之策，從而揭開收復燕雲的序幕。
以專治邊事以及軍食等等。然而，遲至宣和四年（1122），宋軍才正式派兵北伐，中間歷經十餘年的大好時光，徽宗也數度動搖，其原因何在呢？
事實上，關於是否收復燕雲，宋廷就從未停止過爭論。宋徽宗、童貫曾數次徵詢沿邊將帥的意見，“手詔諸路將帥，虜政不綱，各條上備禦之策、施設之宜”，得到的反饋意見也各不相同，有人支持出兵，有人反對出兵，這無疑加劇了朝廷軍事決策的停滯與困難。
對於是否收復燕雲，北宋西北三路的將帥並沒能保持一致。有的人贊成收復，如和詵、侯益，他們在北宋滅亡後，被認為是燕山之禍的首倡者。
而反對出兵的趙隆，卻在史書中留下“不敢啟寡幹賞”、“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的高度評價。
支持收復燕雲的武將，主要從兩方面來論述可行性。一方面，遼國面臨統治危機，即侯益提到的“胡中衰亂”局面。
侯益尚是籠統的說法，趙良嗣在入宋投書中詳細論述：“比者國君嗣位以來，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盜賊蜂起，攻陷州縣……度其事勢，遼國必亡”，為宋廷描繪了一幅遼大陸憂外患的畫卷。
另一方面，燕雲漢人有思宋之心。趙良嗣在初次拜訪和詵的時候，就強調：
“族本漢人，素居燕京霍陰，自遠祖以來，悉登仕路，雖披裘食祿，不絕如線，然未嘗少忘堯風，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欲舉家貪生，南歸聖域。得服漢家衣裳，以酬素志。”
趙良嗣表達了自己作為漢人的種族屬性，以及這種族屬身份與中原王朝之間的密切聯繫。
除了趙良嗣以外，這一時期尚有諸多燕雲漢人南下，如王師中“全家來忻、代”，因為主張收復燕雲，被委任知登州。
而反對收復燕雲的武將，也從諸多方面闡述他們的觀點。其一，不應該背棄宋遼合約。
如种師道認為“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進而強調“師出無名，事固無成”。
其二，遼國實力尚存，宋軍不一定能取勝。如劉延壽認為“矧祖宗盟誓一旦敗之，恐有不測之變”，趙隆進一步指出：“異時寡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
其三，保存遼國，作為宋金之間的屏障。持這種觀點的是趙遹、任諒等人。他們認為朝廷“唯當示之安靜，致其懷服”，同時，“取虜酋之所愛，華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虜眾”。任諒甚至主張將遼國分為五、六個小國。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所有的陝西路武將對收復燕雲皆持反對態度；而與此相反，大部分河北、河東路武將都贊成收復燕雲，即所謂“諸路帥臣皆不知兵情，而執燕雲不根之語云……若興弔民偏師，不獨簞食壺漿，當以香花樓子，界首迎接也”。
那麼，何以會出現如此弔詭的現象呢？原因大概在於爭奪軍功。
自神宗變法以來，宋與西夏、吐蕃之間就開始了無休止的戰爭。對於武將來說，他們對戰爭無疑是喜聞樂見的，有戰爭就有獲得軍功的機會，而軍功就意味著“驟富貴”。
也正是通過這些戰爭，陝西路誕生了一大批軍功世家——將門。種氏、姚氏、王氏皆為其中的代表。他們繼世為將，依靠軍功維持家門不墮。
而河北、河東路的情況卻完全無法與陝西路比較。自從雍熙北伐失敗之後，北宋與遼國維持了百餘年的和平局面，兩國邊境雞犬相聞，貿易往來不斷，這不僅導致河朔軍備缺乏，更直接使得武人無用武之地。
故而，收復燕雲對於河朔將帥來說，是一個建功立業的絕好機會。更何況太祖曾強調收復燕雲的人將被授予王爵，可見賞賜之優厚。
而對於陝西將帥來說，河朔並非他們的主戰場，軍備、地形、後勤以及敵我情況都不像陝西路一樣瞭然於胸、信手拈來。一言以蔽之，陝西將帥在河朔用兵存在很大的失敗風險。
實際上，西北將帥對於收復燕雲的分歧，主要還是受到廟堂之上黨爭的影響，而一部分武將也從屬於這些政治勢力。
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貫出使遼國，欲圖謀燕雲。而當時身在杭州的蔡京曾秘密上奏，反對童貫經略燕雲：
貫實無大能，偶以青唐事，遂竊威名，宜深藏之，以懼外夷。今遣使虜，豈不為所窺乎。
徽宗即位之初，蔡京與童貫就相互交結、相互扶持。崇寧時期，蔡京能夠出任宰相，“貫力也”。而蔡京也投桃報李，力薦童貫為熙河路勾當公事，讓他與王厚一起經略湟、鄯地區。
然而，時間來到政和時期，蔡京與童貫已經產生齟齬。故此，蔡京才反對童貫經略燕雲。
應該注意的是，整個政和時期，他們兩人並非單打獨鬥，都有諸多同道中人。童貫的支持者主要有王黼、蔡攸。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今河南開封）。
《宋史》本傳將他描述為一個極端的投機分子，先後依附於何執中、蔡京、鄭居中以及梁師成門下，從而躋身宰執行列。
政、宣之際，王黼與蔡京因為權力分配產生諸多矛盾，“王、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嗾，徼功挑患”。
而收復燕雲的態度，成為他們爭權的武器，所謂“蔡京經營北虜不就，去位。王黼作相，欲功高於京，遂結女真以伐大遼”。
而另一位主要支持者蔡攸為蔡京長子，但他與蔡京卻勢如水火，“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蔡京上書請求嚴懲童貫時，也是蔡攸力救解之。
此外，河北將帥中薛嗣昌、侯益、和詵等人與童貫等人，也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蔡京的支持者比較駁雜，既有此前的政敵，也有自己的親信，甚至連一些與他並沒多少聯繫的人也被他網羅其中，加以利用。
此前的政敵包括鄭居中以及陝西武將种師道。鄭居中在蔡京第二次入相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此後卻與蔡京漸行漸遠，“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
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在收復燕雲態度上，鄭居中與蔡京還是有一致性的。
“昔章聖皇帝與大遼昭聖立誓，至今幾二百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也”。
與鄭居中類似，崇寧時期，蔡京大興黨禁，种師道被編入黨籍，屏廢十年，所以种師道也並非蔡京的黨羽，但不能否認在收復燕雲態度上兩人的一致性，從而為蔡京所利用。
蔡京的親信則包括餘深、鄧洵武以及河北帥臣趙遹等人。餘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京奸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為首”，而鄧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在收復燕雲問題上，鄧洵武多次上奏乞守誓罷兵，保境息民。真定帥趙遹是依靠蔡京拓邊從而脫穎而出之人。
崇寧時期，蔡京主持拓邊，“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
而一些事實上與蔡京並無多少關係之人，由於主張相似，也為蔡京所利用，以打擊自己的政敵。
實際上，此時宋軍已經出兵，但李邈等人反對後，北伐被暫時中止。作為賀正旦副使，李邈雖出言反對，但觀其地位、說辭似乎不足以動搖徽宗收復燕雲的決心。而導致徽宗決定暫緩北伐，很可能是由於蔡京的反對。
蔡京十分清楚，僅憑自己一個人，抑或少數親信是不可能影響徽宗意志的。
那麼，只有團結朝中眾多與自己意見一致之人，哪怕並非自己的親信，以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徽宗改變初衷才是可取之道。
蔡京雖然利用輿論暫時壓制了童貫等人的北伐行動，甚至一度將童貫逼迫到“令致仕而罷所領”的局面。
然而，此時的國際局勢已經發生顯著變化，女真崛起，隨之而來的是遼金政治新格局的形成，而這種新格局使得徽宗再次堅定了收復燕雲的決心，他改變了伐遼策略，放棄風險較大的獨立伐遼行動，轉而尋求聯金滅遼的可能性。
同時，這一時期（宣和）蔡京也遭遇到了徽宗的信任危機。先是“童貫密遣人使海上，約女真，而京不能遏……於是京告老，詔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其後不久，“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京萬壽宮使，仍朝朔望”。政、宣時期，蔡京雖然備受榮寵，但明顯可見其職權受到限制。
一個顯著的現象是，政和末至蔡京致仕的這幾年，其參與最高層決策的頻率顯著下降，由每日入朝到三日一朝，再到五日一朝，可以說逐漸被邊緣化。
宣和四年（1122）四月，童貫為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蔡攸為宣撫副使，种師道為宣撫司都統制，率軍十萬出兵攻遼。
然而，就在大軍彙集於雄州，商議出兵事宜的會議上，以种師道、楊可世為代表的陝西武將與以和詵為代表的河北武將發生衝突。
种師道再一次強調出師無名，明確的表明反對出兵的態度。而副將楊可世也贊同种師道的意見，並進一步表示收復燕雲計劃，他們陝西武將“毫髮未嘗預”，如果中間出現什麼紕漏，他們擔責事小，“辱國為重”，希望暫緩伐遼。
童貫似乎並不在意手下將帥的矛盾，反而任命和詵為副都統制，以牽制种師道等人。出兵之前，屬下將帥就明顯表現出紛爭，這為伐遼之役的前景蒙上了一層失敗的陰霾。
果不其然，此後不久，楊可世與和詵又在用兵策略上出現了巨大的分歧。
和詵認為燕人有思漢之心，所以他們必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希望宣撫司不要妄行殺戮，以持重待之，為童貫所採納。
而楊可世並不買賬，他不甘心功勞為和詵等人所奪取，於是違反宣撫使命令，擅自“將輕騎數千直欲取之”，在蘭溝甸為耶律大石所敗。
五月，遼宋兩軍對壘於白溝，楊可世又擅自率軍出戰，其餘陝西諸將也規勸种師道“若不血刃，使和詵坐受其賞，則我輩何故而來？”於是一場小規模戰爭演變為宋遼決戰，可惜宋軍敗北。
其後，和詵要求种師道斬殺楊可世以號令諸軍，“以明宣撫司出旗榜本意”。
种師道以童貫愛將為由，拒絕斬殺楊可世。此時，宋軍兩度敗北，种師道不顧和詵的反對，率軍退回雄州，為遼軍所襲而損失慘重。六月，燕王耶律淳病逝，徽宗又萌生出兵念頭。
他仍然想用种師道為帥，但“師道力辭，又造堂曰：‘太祖嚐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捲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敢望翰？今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再次表達反對出兵態度。
於是，种師道責授右衛將軍致仕，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時人還為种師道鳴冤“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強委任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而在此之前，和詵就因為揹負第一次收復燕雲失敗的責任被散官安置。
不幸地是，第二次收復燕雲也不順利，宋軍統帥的紛爭仍然是重要原因，劉延慶也以喪師辱國之罪，將他“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
於此，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受困於朝堂黨爭，以及武將群體內部的紛爭，對外戰爭往往以失敗告終。古語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是收復燕雲行動失敗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