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是改革開放前期一塊非常難啃的“骨頭”，因為“在中國，封建專制實行了兩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還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帶頭實行幹部退休制度，是鄧小平踐行他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舉措”。

鄧小平等老一代領導人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改革開放中堅持一切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的原則，表現出充分的理論自信和實踐自覺。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談到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時候說：“要向前看，就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否則我們就不可能順利前進。各方面的新情況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問題都要解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領導幹部退休成為制度，既是管理方法問題，也是管理制度問題。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尤其深刻，特別是黨內權力過於集中，會導致以集體領導的外表掩蓋個人專斷的實質，就會給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破除封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家長制作風，成為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迫切要求。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從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著手，從改革制度、完善制度著力，有效化解各類矛盾，取得了比較圓滿的結果。“在注重制度建設方面，鄧小平有一個非常獨到深刻的見解，就是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制度的改革。”鄧小平認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存在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的色彩，因此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他指出：“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1980年8月，鄧小平兩次接受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採訪，講到領導職務終身制就是封建殘餘，必須克服，必須解決。當法拉奇問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時，鄧小平堅定地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中共十二大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選舉產生的還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從設立顧問委員會以後的一系列有關人事幹部制度的完善，到中共十四大決定不再設立顧問委員會，高層領導幹部的任期制度形成並且能夠真正地推行實施，直至最後成熟定型。1993年9月，鄧小平再次講到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這個曾經對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發揮過重要影響的問題：“沒有退休制度，我們的事業難以為繼。長久下去，會背起一個大包袱，一堆老人。不僅是數量問題，更重要的是活力沒有了，戰鬥力沒有了……要創造一種風氣，一代一代傳下去，讓國家逐步興旺起來。”

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基本遵循了頂層設計、重點突破、自上而下、合理推進的有效方法。1980年4月，鄧小平在談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講了兩條最重要的意見：“現在我們正在總結建國三十年的經驗。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採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第二，不管你搞什麼，一定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用了十年的時間，實施了三個步驟：第一步，提出退休制度的設想，在幹部隊伍中尤其是一大批共和國的元勳、元老以及功臣中間取得基本共識，形成由中央制定的符合階段性發展要求的幹部退休方案；第二步，設立一種過渡性質的組織機構即顧問委員會，這是由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是積極穩妥地處理好領導幹部隊伍吐故納新的長久之制與權宜之策所作的戰略抉擇，這樣一個過渡性質的組織機構的存在為這項制度的改革留出了時間和空間；第三步，在條件基本具備的情況下，特別是中央領導層幹部新老交替的各方面條件基本成熟的時候，堅決地取消中央顧問委員會和地方顧問委員會，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有條不紊地實現從第二代到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平穩過渡和順利交接。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我們有意識地採取這個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利。

鄧小平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從理論到實踐都表現出堅定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信心和決心，不遺餘力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前途命運考慮，80年代初，堅決地表明任何領導幹部的任期都不能是無限期的態度；90年代他在會見外國記者時講，如果把黨和國家的命運寄託在一個人身上是不正常的。民主政治要求淡化和弱化個人作用，形成集體領導制度，減少決策中的隨意性與重大失誤。他從自己做起，為實現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在中共十三大之後的幾年裡，每年有近百萬幹部按照規定離休退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後，鄧小平表態要退出中央領導崗位，並反覆說明，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信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