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天生都有追求快樂的能力，追求快樂也是造物主賦予人類的本能傾向，我們很難想象人類沒有快樂那還會有什麼意義。但確實，很多人天然存在的追求快樂、享受快樂的能力被嚴重的干擾了，追求快樂的行為會讓他們產生心理衝突：一方面需要它，另一方面反對它。

比如，有些人無法投入地玩樂，玩讓他們感到罪惡。嚴重一點的，哪怕是去運動一下，或者散個步，跟朋友聊個天，這些在醫生建議下有助於心身健康的行為，都會讓他們產生心理牴觸。這些人內心總有強烈的緊迫感，每天腦海裡懸掛著諸多待解決的任務，如果有幸完成了任務，放鬆才被允許，如果在沒有完成任務的情況下放鬆，便會陷入持久的心理衝突中。有時候，在這種心理衝突的作用下，本來具有放鬆意義的玩耍變成了另一件強迫性的任務：不斷地玩耍，明明很痛苦了，想結束了，但仍然會繼續玩下去。此時，我們不得不去猜想，這種玩耍已經變成了一種自我懲罰——因為沒有完成任務而對自己施加的懲罰。

人只有在安全放鬆的情況下才可以投入的玩耍。在嬰兒依戀的研究中，那些不安全依戀的小孩，只有在母親在場的情況下才可以去玩耍，即使在玩的過程中，他們也會時不時地看看母親在不在，他們被一種母親會不在的恐懼所左右著，這種恐懼阻礙著他們去享受遊戲。而安全型的兒童在母親在場的情況下，會投入於玩耍，玩好之後才會跑過來跟母親親近或交流一下。在母親不在場的情況下，安全依戀的兒童仍然在較長時間內繼續投入地玩耍，而不安全依戀型別的兒童，則會放聲大哭或者心不在焉，根本無法開心地玩耍了。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那些無法投入玩的人，或者對玩耍施加了諸多限制的人，內在存在著強烈的不安。這些人之所以要完成一項又一項的任務，其實是尋求安全感的操作：完成了任務，才能給予他們安全感，因此才可以放鬆和玩耍。任務處於未完成狀態，內在的不安會被啟用，在這種不安的驅使下，他們根本無法去享受快樂。

為了應對內心深處的強烈不安，有些人會試圖實現很高遠的目標，諸如建構一個哲學體系，成為國家的上層領導，建立最偉大的企業，或者在任何事情上都要達到最優等等，在這些目標的壓力之下，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諸如聊天、吃飯、走路、按別人要求做事等等，都成為了沒有意義的事情，與目標實現相沖突的事情，即使他們在做這些事情，也是被迫的，無奈的，不快樂的。這些人始終被內在的缺陷感所左右著，不斷地要自我增殖，每次停下來放鬆，都會產生強烈的不安和罪疚。內心深處無所不在的壓力感受，讓他們無法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平凡的樂趣。

以上從安全感角度做了一個解釋，下面從父母對孩子影響的角度做一個理解。

我發現很多父母，特別是那些經濟狀況不太好的父母，夫妻關係糟糕的父母，經常是愁眉苦臉，心情抑鬱。由於內在的壓抑，這些人對於生活過度嚴肅，每天都心情沉重地忙於生計，他們也希望孩子早點“懂事”。比如，父親回到家，看到孩子在看電視，就會板著個臉一臉不高興，如果看到孩子在做作業，就表情鬆弛和藹。假設這樣的情景重複無數次，那麼孩子當然會習得這樣的信念：追求快樂是不被允許的，只有認真嚴肅地做作業，父親才會對我滿意。每當做那些快樂的事情時，父親那種嚴肅的表情就會無意識地呈現，也許沒有清晰的畫面，但那種壓抑的感覺還在，此時，罪惡感就產生了。父親作為一個對快樂禁止性的形象，干擾了這個人追求快樂的能力。

“悲傷著你的悲傷，快樂著你的快樂”，孩子的悲傷需要被父母所理解，孩子的快樂也需要被父母所共鳴。當孩子驕傲地向父母展示其新搭好的玩具，或者快速又結巴地向父母分享他當閱讀到的有趣故事，如果父母能夠開心的共鳴著孩子的快樂，那麼這種共鳴的態度會激發孩子追求快樂的行為，並體驗到充分的滿足——這樣的孩子具有享受生活的能力。相反，抑鬱的父母面無表情，挑剔的父母不斷地指出了孩子的發音錯誤並加以責罵，久而久之，追求快樂不免要跟懲罰或罪惡感聯結在一起了。那麼這些人可能會有兩種極端的態度：時而過度嚴肅，時而放縱自己。無論是嚴肅，還是放縱，都不是在享受生活，裡面存留著很多對自己的破壞性東西。

很多人“有福不會享”，什麼興趣愛好都沒有，整天要麼是工作，要麼就是學習，而缺乏生活樂趣的空間。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項又一項待完成的任務，他們總是被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左右著，無法放下它們而快樂地玩耍。生活中長久沒有快樂的體驗，抑鬱就會來敲門。這些人需要經歷自我成長，讓自己逐漸地獲得安全感，從那些嚴肅的事情中走出來，去享受事件本身。也需要跟那個對於快樂的禁止性形象做一個和解，走出它的控制，認同那個快樂玩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