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把康德視為研究人們心理“判斷本能”的嚮導，但阿倫特卻告訴我們，她並不是要理解和分析康德的“判斷”，而是嘗試重建一種新的基於社會學、政治學、大眾心理學的判斷理論，她所研究的恰恰是康德生前並未展開過的一系列理論。

阿倫特把“判斷”視為一種獨特的力量，希望這種力量能夠解救今天所面臨的社會困局。就如《判斷力批判》讓康德能夠打破前兩大批判中的某些定律，阿倫特也希望透過對人們“判斷本能”的探究，解決《思考》與《意願》所引發的重重困惑。

阿倫特曾對“理解”下了一個定義，認為這是一種無法避免、無法停止的心理感官活動，透過這個心理活動，讓我們與現實世界妥協，與他人和解，讓自己儘量融入到這個世界，最終獲得一種特定的結果——價值和意義。

然而，現代世界極權政治的出現，以前所未有的恐怖統治，讓人們喪失了“理解”的工具，再也沒有能力創造出價值和意義，我們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的探尋不僅被這種面對現實的“無能”所激發，同時也被這種無能所挫敗。

極權主義是一個抗拒被人理解的現象，他們以史無前例的罪惡，讓人類文明的各種範疇和道德判斷的各種準則紛紛破產。

在極權主義創造的混亂、黑暗的世界裡，人們難以用“常識”去判斷如何生活，過去積累的經驗和智慧被徹底摧毀，只能依靠“服從”惶恐度日。

斯大林、希特勒、波爾布特……這些人創造出的惡魔政治，讓20世紀的人類世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和智識的危機，人們賴以生存的思考和判斷能力也遭遇強大的挑戰。

這些極權主義者的惡行與犯罪分子的罪行不同，因為惡魔政治家的一切行為都受本國憲法保護和認可，並且他們還自認為一切“惡行”都會被國內歌頌成“無量功德”。

在極權主義的社會，人們衡量真理、道德的咫尺徹底被扭曲變形。在對“民族主義、烏托邦社會”瘋狂的鼓吹下，人們早已喪失了“理性的判斷力”，整個人類社會遍佈著恐怖的陰影，面臨著巨大的浩劫。

二戰結束至今已七十餘載，在此期間，全世界的社會輿論、民族情緒幾乎傾盡全力地斥責著德國、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所帶來的人類苦難。當然，德國、日本所負有的戰爭責任的確應當受到懲罰，然而，在其之外，是否也應當反思自身的問題，就像漢娜·阿倫特思索猶太人被屠殺的根源中，除了納粹黨以外，還有猶太民族自身的因素。

《反抗平庸之惡》將要出版之時，漢娜·阿倫特遭到了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警告和威脅，當出版之後，又被猶太同胞斥之為叛徒和猶太民族的“漢奸”，甚至多年的好友也與之劃清界限。出版幾十年後，喧囂逐漸沉寂，讚歎逐漸響起，她深刻的思想、敏銳的洞察力、堅持獨立思考的勇氣無不為人所敬佩。

阿倫特說：“惡徒中不一定只有惡魔，還會有無知、愚昧的人。”

這句話不僅僅適用於德國納粹、日本東條英機統治下的國度，也適用於被他們侵略的國家和民族。即使在和平的今天，也會發現一個赤裸裸的惡徒所帶來的破壞和災難，遠不及無知愚昧之人。

因為惡徒在作惡之時是清楚認識所作所為的，在外界存在反抗時便會收斂或退場，而無知、愚昧之人在作惡時並沒有真正認識自己的所作所為，也不會承認自己在作惡，所以就會持續不斷地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