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心理史學是當代西方史學流派的一個重要分支，是新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交叉學科之一，心理史學不僅豐富了歷史學的研究內容，還拓展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和轉變了西方史學的治學思維，使其在20世紀60、70年代風靡一時。然而由於本身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和弊端，加之其核心理論精神分析學說是由內省而來，不能由實驗加以驗證，因而自誕生之日起，就飽受眾多的質疑和批評。上世紀70年代以後心理史學的影響力逐漸衰弱，其學說和理論的發展也隨後陷入到了一種停滯狀態。但是不可否認，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仍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併為現今的史學研究所借鑑和運用。進入到了新世紀，在後現代主義的背景下，西方史學界在語言轉義學的研究上重拾對心理史學的認識和評估。本文將對國內心理史學研究的發展和國外心理史學研究的發展做一個整體上的脈絡梳理，以達到對當前心理史學研究狀況和程度有一個明晰的瞭解。
關鍵詞：心理史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
1910年，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發表了名為《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①]的著作，標誌著心理史學的誕生。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論述的“心理史學”僅指由弗洛伊德開創、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繼承和發展，在奧地利確立、在美國興起並繁盛，以精神分析學說為其應用理論的交叉學科，以此為界定而區別於法國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學以及歷史心理學等。
心理史學以精神分析學說作為核心理論，透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來探索相關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背後的心理激勵作用。自弗洛伊德以後，在20世紀新史學擴大研究範圍的背景之下，到了50年代經過埃裡克·埃裡克森等心理史學工作者的努力，心理史學逐步在西方史學界佔據一席之地，更為美國史學界的一個新的發展：“迄至1970年代以來，約有三十多所大學開設有心理史學的課程，影響所及，藉助精神分析學說撰寫歷史人物傳記蔚然成風，也成為心理史學研究的主要形式之一。美國《心理史學評論》（The Psychohistory Review）系其主要的發表重鎮，為目前重要的心理學學術刊物。”[②]
本文將從介紹心理史學定義的界定入手，在此基礎上對國內心理史學研究的發展和國外心理史學研究的發展做一個整體上的脈絡梳理，以明晰當前國內國外對於心理史學研究是怎樣的狀況、到達了怎樣的程度。
一、心理史學的定義
關於心理史學的定義，最主要的為三種：新學科說、史學流派或分支學科說、史學研究方法說。
（2）史學流派或分支學科說，即認為心理史學是當代西方史學的一個流派或者一個分支學科。我國著名史學家羅鳳禮支援這種觀點：心理史學就是“自覺應用現代西方心理學理論來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程序的史學”[⑤]，屬於一種跨學科學術研究。
（3）史學研究方法說，即認為心理史學是將歷史學與心理學相結合的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是按照現代西方史學研究方法劃分出來並利用現代西方心理學理論、方法、手段對各種歷史現象進行分析研究的一種新史學方法。美國心理史學泰斗埃裡克森就贊同這一定義，他在其著作《新同一的範圍》一書中就闡述道：“從根本上講，心理史學就是用精神分析學說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個體和群體生活的。”[⑥]
對於心理史學的定義，中國國內學術界普遍認同史學流派或分支學科說；而在西方學術界，則較為認同其它兩種觀點，相比較而言，更多人偏向於認為心理史學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中西方學術界在心理史學定義上的見解有著一定的分歧，而在心理史學的發展歷程和狀況上也是相去甚遠。
二、心理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發展狀況
目前，心理史學在中國史學界大致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即20世紀上半葉的接觸和介紹（主要是譯介）階段和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理論實踐階段。
（一）接觸和介紹階段（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
早在190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被譯介到中國，國內學者便開始接觸到了近似心理史學的學術觀點——在該書中，浮田教授認為，“個人心理學成立，並社會心理學亦成立，則歷史成為完美科學也。”[⑦]到了1924年，何炳松譯介了“新史學派”的代表人物魯濱遜的著作《新史學》，作為最早意識到歷史學要與心理學相結合的史學家之一，魯濱遜在該書中提出了“史學家要想使歷史成為科學，就不能僅僅依靠自然科學，也應該依靠社會心理學這樣的‘人類的新科學’”[⑧]的觀點，對當時中國的史學家影響巨大。在這之後，中國的歷史工作者開始注重對西方心理史學以及與歷史學有聯絡的心理學方面的著述的譯介，代表的有：董之學譯介的巴恩斯的《心理學與史學》、蔡斯譯介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發展》、高覺敷譯介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等。
此階段，國內史學界對於心理史學大多隻是作相關的理論介紹，並且絕大部分都是譯介，而鮮有自己對心理史學的理論概括和評述，一些相關的實踐嘗試也因本身的不成熟未產生實質上的影響和關注。
（二）理論實踐階段（20世紀60、70年代的開始到80、90年代的發展再到新世紀的繼續深入）
這一階段，對於國外著述的譯介仍然是國內心理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組成部分，如馮剛、關穎譯介的大衛·斯坦納德的《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等。但相應的，國內學者對於心理史學理論的研究和實踐也逐漸成形。
臺灣學者殷海光在他著述的《中國文化展望》中嘗試運用了文化心理學分析方法被認為是國內最早應用和實踐心理史學理論的學者。國內史學家在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了心理史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的新階段，並在80、90年代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1992年，國內的歷史學術界誕生了第一部心理史學著作——彭為著的《歷史的心境——心態史學》。在此作中，作者不僅介紹了國外心理史學研究的狀況，還應用了心理史學的相關理論、方法對歷史人物進行了學術探索並歸納了心理史學研究實踐的方法，提供了正規化的參考，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在他之後，羅鳳禮著的《歷史與心靈——西方心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更是奠定了我國心理史學研究的基礎，促使90年代末到新世紀國內史學界出現了更多的對於心理史學研究和實踐的著述。
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樂正的《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王躍的《變遷中的心態——五四時期的社會心理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張廣智的《心理史學在東西方的雙向互動與迴響》（《學術月刊》2002年第12期）、皺兆辰的《近年來我國心理史學發展趨勢》（《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4期）、宋學勤的《心理史學的發展與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深化》（《河北月刊》2008年第4期）等。
（三）國內心理史學研究和實踐的特點以及優缺點
中國心理史學的發展是構建在對西方心理史學的介紹和學習的基礎上的，同時保留了中國傳統史學在治學上的規範、嚴謹等精神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因而具有自身的特點，筆者將其歸納為兩點：
1.中國的心理史學偏向於對心態的研究——無論是對歷史上國家、地區的群體，如周曉虹的《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變遷》（三聯出版社，1998年）、居閱時的《論社會心態對北洋歷史程序的影響》（《史學月刊》2004年第4期）等；還是對單獨的歷史人物，如歐陽躍峰的《義和團運動時期慈禧太后心態剖析》（《史學月刊》2003年第4期）、邢照華的《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心態分析》（《史學月刊》2004年第9期）等，研究方向都是“心態”上的探析。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心理史學研究更類似於一種心態情感的研究，而與弗氏的心理史學有著較大的區別；
2.中國的心理史學的研究強調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緊密相聯。這一點尤見於羅鳳禮的《心理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表述的那樣：“在史學研究實踐中，既要著手於對人的行為與動機的考察，又要謹守經濟狀況制約著歷史發展這一唯物主義基本觀點”[⑨]。
中國心理史學獨具的特點也使得其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
中國心理史學的優點在於恪守史學規範的傳統，論述以大量的文獻資料作為依據和論證支撐，使得中國的心理史學避免了西方心理史學因為史學證據的問題和不嚴謹而飽受質疑和詬病；
同時中國心理史學也有略顯過於保守而鮮有大膽的嘗試和理論上的突破的弱勢。由於大環境的影響，心理史學在中國被受到更多的人為制約，比如要囿限於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不能深入涉及敏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領袖），以及對於弗氏學說中“泛性論”等內容的避諱，極大地限制了心理史學的發展。這也是心理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一直在國內學術界難以產生大範圍影響的主要原因。
三、心理史學在西方史學界的發展狀況
較之於在中國的發展狀況，心理史學在西方史學界的發展歷程則全面且頗為複雜，筆者在此概括為四個階段，即20世紀初到50年代的誕生和史學地位確立階段，20世紀60、70年代的繁榮和輝煌階段，20世紀80、90年代的對抗和衰退階段以及新世紀以來的史學價值重新評估階段。
（一）誕生和史學地位確立階段（20世紀初到50年代）
弗洛伊德的觀點和學說大都爭議頗多，“在西方心理學發展史上，弗洛伊德是個譭譽參半、爭議最多的人物”[⑩]，同樣其開創的心理史學在歐洲起先也是無人問津，直到傳入美國才引起了西方史學界的關注。1913年，普里澤夫德·史密斯發表了《以精神分析觀點看路德的早期發展》被認為是心理史學及其精神分析理論在美國史學研究中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實踐，以此心理史學在美國找到了發展的空間和土壤。
心理史學在西方史學界地位的確立得益於兩個方面：一是50年代一批有力度的心理史學著作發表併產生了空前的影響，這當中最具代表的有，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愛慾與文明——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學探討》（1955年）、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的《青年路德——對精神分析學與歷史學的研究》（1958年）、諾曼·布朗（Norman O.Brown）的《生與死——歷史中的精神分析含義》（1959年）等；另一是美國史學界對於心理史學的重視和推崇，特別是在1957年，新任的美國曆史協會主席威廉·蘭格在就職中發表了呼籲倡導精神分析理論應用於史學研究的《下一個任務》的報告。此舉，將心理史學的價值和意義予以世人的矚目，標誌著心理史學的正式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史學在這一時期能夠得到如此大的發展，不僅是來自外界有利環境的推動，更在於它本身的改善和變化，例如“1958年，埃裡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New York 1958）一書，這部著作的特點是，它將路德個人的心路歷程與生活經歷同歷史社會環境結合起來考察，既摒棄了只強調童年性經歷重要性的弗洛伊德的主張，又不僅僅以心理因素來決定青年路德的一切。”[11]
（二）繁榮和輝煌階段（20世紀60、70年代）
20世紀60、70年代是心理史學極具發展的時期，並被學者視為是心理史學最為繁榮和輝煌的時代，這在著述方面體現最為明顯：一是著作數量的龐大，“從20世紀初到1979年，整個西方主要用英語出版的各種心理史學著作有近1800種，其中包括書400多部，文章1000多篇，同一時期內還出版了400多種有關心理史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著作”[12]；一是有關心理史學博士論文篇幅超高的增長率，“1965年-1969年間有關心理史學的博士論文有12篇，到1975年-1979年間則為65篇，增長率為400%。而在大體同時期的10年內，整個歷史學科的博士論文數量僅增14%（從1968年754篇到1978年862篇）”[13]，從一個側面反應出對於心理史學研究的火熱。
在研究內容上，心理史學從傳記、個人到群體心理、歷史事件都有著廣泛的涉獵，而相應的幾乎任何史學著述都或多或少地借用心理史學的理論或者方法。按照傑弗裡·巴勒克拉夫的說法，“70年代後，心理史學成為一種時髦。”[14]
（三）對抗和衰退階段（20世紀80、90年代）
心理史學在誕生之初，就有了對它的質疑和批判，如梅厄·夏皮羅在1956年便發表了針對弗洛伊德的《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存在失實的史料問題的《李奧納多與弗洛伊德藝術史學研究》（《思想史雜誌》第ⅩⅤⅡ期）一文。其實在70年代的時候，心理史學就已經暴露出了更多的問題和弊端，而它的理論基礎“精神分析理論是由內省而來，至今仍不能由實驗加以驗證”[15]也被廣為詬病。於是到了80年代，越來越多的質疑聲湧現了出來，並且質疑的力度也越來越強烈。
這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夏威夷大學教授大衛·斯坦納德在1982年發表的著作《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該書對心理史學進行了近乎苛刻的批判，不僅強烈質疑了作為心理史學理論基礎的精神分析學療法的有效性，更是進一步將心理史學所存在的問題歸納為四大範疇，即論據問題、邏輯問題、理論問題和文化問題，使得其論證更有力度；其“有可能是最好的心理史學也仍然是糟糕的歷史學，這是因為其脆弱的理論根基具有侷限性”[16]的觀點也更讓人信服，因此被譽為是“敲響了心理史學喪鐘”的力作。
針對各方面的批評和質疑，心理史學工作者本能地做出了迴應。然而由於無法克服學科本身的缺陷——邏輯上由結果匯出原因（並且可能是不存在的原因）的錯誤和理論上無法驗證為普遍意義，使得心理史學家的抗爭越來越無力；同時心理史學的這些缺陷也進一步制約了自身的發展，進入90年代心理史學的頹勢盡顯，陷入到了一種停滯的狀態。
不過，我們不能以此就去盲目和武斷地對心理史學進行評判。那些提出質疑的著述，一如斯坦納德的《退縮的歷史》在指正出心理史學的問題時，不免也陷入到了一種機械主義。因此我們在評述心理史學的時候應以一種辯證的眼光，就像馬克·布洛赫說的那樣：“考證涉及心理狀況，它是一門微妙的藝術，絕沒有訣竅可言，而它又是一門理性的藝術，有條不紊地運用某些基本的思維程式。總之，如果要加以定義的話，那它本身就是一種辯證的東西。”[17]
（四）史學價值重新評估階段（21世紀至今）
當今的西方史學界，在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下，其研究的重心之一，以海登·懷特的元史學為代表，是探索歷史的描寫和語義的轉向，這使得一部分史學家以這個角度重新評估了心理史學的史學價值。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漢斯·凱爾納，他肯定了心理史學具有這方面的意義：“弗洛伊德發現，我們以一種統一的——即敘述的——方式來理解一切的思想習慣反過來與我們敵對，因此，我們被我們最信賴的盟友、我們的敘述理解誤導了。”[18]在他的代表作《語言和歷史描寫》更是提出了心理史學的理論之一——“無意識”的“修辭”性質並輔以著名語言學家埃米爾·本維尼斯特的文章《評弗洛伊德學說中語言的功能》為之佐證。[19]
西方史學理論研究的一個轉向是否會成為心理史學“重生”的曙光，現在還不得而知。但清楚不過的是，心理史學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克服和修正自身的缺點、昇華自身的優勢與特點，即真正做到既要嚴格遵循史學規範，又能準確地應用精神分析理論。
四、結語
“就史學理論而言，精神分析學的滲入表明歷史學家們的興趣已不再停留在滿足於歷史事件的表面現象；不再把追逐那種‘準確可靠的無知’視為歷史研究的目的。相反，他們開始把探索的觸角伸向事件的背後，伸向人物和社會的心理層面，並試圖代為歷史陳述它所不願或沒能敘述的東西。”[20]
今天的西方史學界對心理史學的研究已經跨越了單純地從質疑或者爭論其正確與否的定性上而是進入到了對其歷史描寫的語義價值判斷和借鑑上。這也許更能正確地去認識心理史學、更能辯證地去看待它的問題和特點，也就更能應用其精華去服務於史學的研究和探索。就像《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一書譯序評述的那樣，“弗洛伊德的《李奧納多》一文其意義並不在於它所提供的結論是否有效，而是在於它所提供的方法是否可行。”[21]
參考文獻：
1. 鄭劍虹、陳勁：《再談歷史心理學》，《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
2. 羅鳳禮：《心理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
3. 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
4. 馬金科、洪金陵：《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5. 魯濱遜/著 齊思和/譯：《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彭舜/譯 彭運石/校 車文博/審：《精神分析引論》，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李雪濤 任仲偉/譯：《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8. 魯尼恩：《心理學與歷史的解釋》（William Mckinley Runyan，ed.，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牛津出版社，1988年。
9. 羅鳳禮：《歷史與心靈——西方心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10. 傑弗裡·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11. 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 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13. 漢斯·凱爾納/著 韓震 吳玉軍/譯：《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北京出版社，2010年。
[①] 《Eink Kindheitserinnerungdes Leonardo Da Vinci》一書在國內有諸多譯名，如“列奧納多·達·芬奇——一個對童年的記憶”、“李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童年的一個記憶”等。本文為論述方便，在涉及到此書譯名時，均採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的譯名“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來表述。
[②] 摘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8F%B2%E5%AD%B8。
[④] 鄭劍虹、陳勁：《再談歷史心理學》，《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第93頁。
[⑤] 羅鳳禮：《心理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第72頁。
[⑥] 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48至349頁。源引：埃裡克·埃裡克森：《新同一的範圍》，諾頓出版社，1974年，第13頁。
[⑦] 轉引自馬金科、洪金陵：《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97頁。
[⑨] 羅鳳禮：《心理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第76頁。
[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彭舜/譯 彭運石/校 車文博/審：《精神分析引論》，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譯序”第3頁。
[1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李雪濤 任仲偉/譯：《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頁。
[12] 魯尼恩：《心理學與歷史的解釋》（William Mckinley Runyan，ed.，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牛津出版社，1988年，第20、23頁。
[13] 羅鳳禮：《歷史與心靈——西方心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70頁。
[14] 傑弗裡·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01頁。
[15]“戰後心理史學發展概況”，精尚網，http://www.jst-cn.com/7908-show-article.html。
[16] 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頁。
[17] 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4頁。
[18] 漢斯·凱爾納/著 韓震 吳玉軍/譯：《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59頁。
[19] 詳見漢斯·凱爾納/著 韓震 吳玉軍/譯：《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54頁。
[20] 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譯序”第7頁。
[21] 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譯序：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