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衛·斯坦納德的“四個範疇”兼評述心理史學
摘要：大衛·斯坦納德的《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被譽為是“敲響了心理史學喪鐘”的力作。在這部著作中，斯坦納德對心理史學進行了近乎苛刻的批判，不僅強烈質疑了作為心理史學理論基礎的精神分析學療法的有效性，更是進一步將心理史學所存在的問題歸納為四大範疇，即論據問題、邏輯問題、理論問題和文化問題。本文就以這“四個範疇”問題作為出發點，在評述斯坦納德觀點的基礎上，闡述個人對心理史學的理解和立場。
關鍵詞：心理史學;“四個範疇”;精神分析;史學價值;人性的史學
弗洛姆[①]把弗洛伊德與馬克思、愛因斯坦一起視為現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其開創的精神分析學說不僅對現代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其學說的原理與思想更是成為了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大思潮。弗氏的學說及思想自20世紀50年代起，便從理論到實踐全方位地衍生到了幾乎各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中，史學也同樣不可避免的被弗洛伊德“幾乎是外科手術式的”介入了，塞爾託認為“他的做法有幾個特點：1.他打破了個人心理學和集體心理學的界限。2.他認為‘病理’反映的是人類經驗的結構功能被激化和被揭露的結果。從這個觀點上說，正常和非正常之間的區別不過是現象；從基本上講，這種區別在科學上沒有相關性。3.在歷史性上，弗洛伊德抓住了危機和歷史的關係，危機組織並改變著歷史；他用決定性的事件（聯絡和衝突，根源、世襲和性）來揭示心理病態結構的形成環節。在心理治療中獲得了肯定後，他繼續沿著三個方向緊密地分析：a）在成人那裡尋找決定性因素，可以追溯孩童時所經歷的最初的情景，並假設孩子（蜷縮在臺後的小東西）在故事當中扮演主角；b）有必要假設人類從根源上存在一種世襲的暴力（父與子的爭鬥），它在傳統上受到壓抑（傳統掩蓋的屍體），但這種暴力週而復始的效果在不斷的掩飾中仍舊依稀可辨（留痕）；c）憑藉各種語言確保找到有關決定性時刻的‘真實殘片’、閃光和碎片，病人的遺忘演變成一種心態，而殘存的記憶又可能使我們改變心理現狀。4.弗洛伊德改變了史學的種類，將分析者對自己位置的標定（情感、想象、象徵）引入史學，這種標定是必需的。他把詮釋當成一種清醒的條件，他用‘虛構’的陳述（‘虛構’文字表現了文字和自己獨特的產生環境之間的關係）來取代‘客觀’的陳述（這種陳述的目的是表現事實）。”[②]無疑，像塞爾託是肯定了弗洛伊德對“史學”的介入和貢獻的，他和他開創的心理史學的確為史學理論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時延續著西方史學人文主義的傳統[③]。
然而上述的肯定並不能掩蓋其理論和思想所存在的極端和孱弱。弗氏的學說自問世之日起就爭議頗多，“在西方心理學發展史上，弗洛伊德是個譭譽參半、爭議最多的人物”[④]；到了歷史學領域，弗洛伊德開創的心理史學雖然一度風靡一時，但同時也遭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和批判。這當中，數大衛·斯坦納德對弗洛伊德和心理史學的批判最為全面和強烈，其著述的《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更被譽為是“敲響了心理史學喪鐘”的力作。
Ⅰ論據、邏輯、理論、文化
——從斯坦納德的“四個範疇”探討心理史學
斯坦納德對心理史學的評判是“有可能是最好的心理史學也仍然是糟糕的歷史學，這是因為其脆弱的理論根基具有侷限性。”[⑤]以此作為前提，斯坦納德在《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一書中將心理史學所存在的問題歸納為“四個範疇”，即論據問題、邏輯問題、理論問題和文化問題[⑥]。這當中，論據問題被認為是心理史學的首要問題，不僅因為它是心理史學最為明顯的缺陷，更因為它是後面三個問題的貫穿和前提。
1.1論據問題
論據問題在心理史學的開山之作《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⑦]中就已經暴露無遺。作為此書最為重要的關鍵性論據是達·芬奇日記中的一段話：“當我還躺在搖籃裡時，一隻禿鷲向我飛來，它用它的尾巴打開了我的嘴，並多次用它的尾巴撞擊我的嘴唇。”[⑧]弗洛伊德之後的論述都是圍繞著它展開的，而這也成為了最讓人詬病的地方，因為如此重要而關鍵的論據實際上卻是一個錯誤的史實——達·芬奇日記原文中的“nibio”（現在寫作“nibbio”）正確的翻譯應該是“鳶”（Milan）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引用的德文譯本里的“禿鷲”（Geier）。這讓弗洛伊德隨後的論證失去了支撐，也讓他關於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論述失去了意義。
論據的失實並不僅屬弗洛伊德一家，它幾乎普遍存在於心理史學的著述之中；並且失實不單是引用錯誤的史料或者對史料的錯誤解讀，還有對史料的誇張甚至杜撰。如弗洛伊德心理史學的直接繼承人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在其著述的《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New York 1958）一書中，便引用了路德“在唱詩班中驚厥”這一“尚未證實的事”作為自己論證的關鍵性論據[⑨]。事實上，“‘在唱詩班中驚厥’一事是來自各層次的傳聞和路德的一個直言不諱的敵人添油加醋的謠言”[⑩]，並且埃裡克森深知這一點。
限於篇幅，筆者只列舉上述兩個最典型的例子來呈現出心理史學在論據問題上的窘境。斯坦納德在《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中認為，心理史學是“以小說創作方法來‘填補’歷史記載中的‘空白’”[11]，並且這種論據的捏造：違背基本的證明規則，即不是由“原因推論出結果”而是由“結果推論出原因（而且可能是本就不存在的原因）”——邏輯問題；無法進行經驗性檢驗進而也就無法證實觀點——理論問題；“會根據歷史表象的標準硬塞入一個假設”[12]，而完全不考慮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等因素——文化問題。按照斯坦納德的話說，“論點建築在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論據之上；它們在推論中都違背了基本邏輯原則；它們都採用了經不起經驗檢驗和實驗檢查的理論分析資料。”[13]史學證據的重要性是無需多言的，從1681年《古文書學》的問世就已經制定出了客觀的標準[14]，斯坦納德等人以這個角度去否定心理史學似乎不無他們的道理。然而，這種否定的道理卻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們以一般的史學論據原則去評判心理史學的論據問題，似乎存在著有失公允的嫌疑，這就如同比較54公斤級與108公斤級的舉重技巧一樣，儘管有著廣泛的共性，但彼此的個性、區別和特點也不應該遭到明顯的忽視。
客觀地來說，相較於其它的史學流派，心理史學在論據問題上天生就面臨著巨大的困難：首先，心理史學發跡於對傳記的研究，從弗洛伊德起，“心理史學熱衷於傳記研究的傾向”[15]，傳記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即便紀實性是它的基本要求，但它也存在著藝術性的誇張手法和二次創作以及作者本人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斷。這既會讓傳記等文學作品作為心理史學的論據來源卻難以保證還原出準確和真實的歷史事件而飽受質疑，也不免會讓心理史學在研究方法特別是在提供證據方面趨向斯坦納德所說的“小說創作”；其次，心理史學研究的中心目的是探討歷史人物的童年經歷及對其成年後的影響。所以，心理史學家往往要尋找的是難以儲存甚至壓根不會記錄的某位歷史人物的童年史料，即便存有，那體現的也僅僅是記錄者的觀察和判斷，而非主人公真實的個人意願。或許日記、回憶錄也是個不錯的證據選擇，但除了和上面提到的傳記等文學作品有著相似的問題外，作為日記或回憶錄的主人公難免會下意識或者無意識地迴避對自己不利的內容，並且以一個成人的思維、閱歷和心理去追溯兒童甚至嬰兒時期的心理狀況，還原的成分又能有多少呢；最後心理史學的指導理論是精神分析，包括在研究中廣泛應用它的概念和術語。在斯坦納德看來，心理史學的實質是“精神分析歷史學的實際運用”[16]。因此，在論據的問題上心理史學與精神分析心理學有著共通性，也就有著相同的兩個問題：一是心理層面的證據無法在書面上做出客觀、精確、全面的描述和記錄；一是心理層面的證據“真假”、“對錯”的判定靠的是主觀人為的認可。前一個問題導致了心理史學會陷入一種無“科學性”證據可用的尷尬境地，後一個問題則導致了心理史學對研究物件解讀上的飽受質疑——和“不同的精神分析家面對一次分析療程的同一記錄，卻很難對那療程會有一致的解釋”[17]一樣，不同的心理史學家對同一個史料也會難以達成共識。
我的目的不是在為心理史學的論據問題尋找可以開脫的理由，而是基於上述的內容來作出對心理史學“論據問題”上的個人見解：
第一，“作為一種實踐，歷史就是文字，它既是一種自我獨立的書寫形式，又是一種關於過去作品（以及文字的衍生品）的研究。”[18]沒有史學家會去輕言否認傳記等文學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價值，甚至某些年代久遠的傳記已然被當作史料來看待。而一如《紅樓夢》這樣反映當時的文學作品，在虛構故事的背後卻是較為真實的當時社會狀況、時代特徵的寫照。這在我看來，完全具有了史學證據的性質，因為提供了足以作為參考的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環境和主流思想等歷史資訊。而恰恰這些卻是心理史學所不該遺漏掉的，也是造成斯坦納德指出的“文化問題”的論據層面的原因。
第二，相信任何人都無法反駁弗洛伊德的這句話：“一個人相信他對童年的記憶並不是無關緊要的。通常，在這些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殘存的記憶背後，隱藏著關於他心理發展重要特徵的難以估量的證據。”[19]作為人生性格最重要的塑造期，童年時代的潛在影響始終會伴隨著我們和我們的行為，這是不解自明的事實。斯坦納德先生似乎沒有注意到《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中有這樣一句論斷，“即使我們掌握的歷史資料非常豐富，並且對心理機制的運用也最有把握，這在精神分析看來是最重要的兩點，精神分析研究也不能解釋清楚，一個人為什麼必然成為這樣，而不是那樣的人。”[20]在我看來，要追溯某一歷史人物的過去，更為重要的是探索他/她成長的歷程，而不是僅僅糾結於某一次或某幾次的經歷。我們不應以具體的事實經歷來作為推論的唯一證據，也不應以某個事實證據的謬誤而完全否定心理史學的研究。
第三，正如馬克·布洛赫所言：“歷史事實在本質上是心理上的事實”[21]，任何歷史證據的背後都必然隱藏著心理層面的內容和作用。我們應當承認，史學證據是有著顯性和隱性之分的，在文字史料甚至歷史紀錄片上，呈現的只是事實的表象即史學證據所顯性的內容，但這些事實中人的想法、動機和心理狀態等即史學證據所隱性的內容卻需要諸如心理上的解讀，這是心理史學最主要的作用，它無可代替；也是心理史學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並不能為心理史學所存在的論據上的問題和困難所否定。
1.2邏輯問題
心理史學的“論據問題”直接引發了其它三個問題，而首當其衝的便是“邏輯問題”，斯坦納德稱之為“心理史學失敗的核心”[22]。在《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一書中，筆者認為最主要有三個方面的邏輯問題值得去探討：
（一）心理史學的論證違反了最根本的邏輯原則，即不是由確定或者證明了的“原因”事件去論證是否為發生的“結果”事件的原因，而是由發生的“結果”事件去論證一定存在著尚未證明或者無法證明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的“原因”事件。按照斯坦納德的闡述，心理史學的論證邏輯是“現在不再有必要在史學上確立甲的存在。既然乙被發現是存在的，就能推測甲一定發生過，因為乙經心理分析後被斷定為甲之結果。一旦被確定，那麼（透過推測），甲尚待證明的存在，即乙存在的原因便昭然若揭：它因為有甲而存在——哪怕絲毫沒有甲真正存在過的證據”[23]。
導致心理史學存在這方面的邏輯問題，其首要原因仍是前文所論述的論據問題。心理史學在論據上的孱弱和不嚴謹，造成其觀點因缺少足夠的論據支撐而難以有說服力。對於這種自身明顯的漏洞和不足，從論述邏輯上的彌補自然會成為心理史學的選擇，就會用“在此之後，因而”這樣的邏輯論述來服務於論證立足的需要，也就不免產生“小說創作”、“杜撰”以及由此而來的這樣或那樣毫無根據的論據。斯坦納德應該也注意到了這樣的關聯，所以他評述道，心理史學家“為他們的論點捏造了眾多關鍵性論據，從而違背了基本的證明規則；而且他們這種最常用的方法恰恰違反了一條最根本的邏輯原則。”[24]不過，對於此問題的看法和認識上，筆者從根本上與斯坦納德先生存有著不同的理解，斯坦納德更偏向認為這是心理史學主動性的錯誤，而筆者則更偏向認為這是心理史學被動性的選擇。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心理史學的研究是在追溯童年的經歷，這本身就會促使心理史學在論證過程中產生“在此之後，因而”的邏輯傾向。
（二）心理史學需要判斷他人而且是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這使得本來在邏輯上就廣受非議的命題顯得愈加的不可能和不現實。“‘他人心理’的哲學問題——即魏特根斯坦以來一直困擾著眾多分析哲學家的關於心理的哲學推論”[25]，也是心理學各派之間永恆爭論的焦點之一。似乎唯一可靠的方法是“透過對那狀態的直接、共同的經歷”[26]。不過這隻能存在於一種理想之中，而被哲學行為主義所代替。在這個問題上，心理史學和它的理論基礎精神分析學提出的“無意識”理論更是被斯坦納德等批評家在邏輯上所質疑和不能接受：“對所謂無意識之類東西存在與否的沉思不過是——也只能是——沉思而已，這類沉思被行為主義理論認為是毫無必要的。”[27]
“史學與心理分析學有一個相同得驚人的目標：‘幫助人類瞭解過去，從而讓他們從過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28]但這也卻詮釋出了心理史學研究的首要困難——它的研究物件，嚴格意義上說，這應當被闡述為精神分析療法作用於歷史學的首要困難。儘管，史學與心理分析學存在著某種相似，但無論是弗洛伊德的理論還是後弗洛伊德學派的學說，其研究物件滿足於起碼的兩個條件：1.他/她是活著的人；2.他/她願意並積極參與相關研究，因而可以成為像斯坦納德描述的那種“窺探內心、克服抵抗、使‘無意識有意識化’、最後治癒病痛的一項基本合作過程。”[29]但歷史學則不然，它所面對的是“早已不在人世的（因此，毋須多言，也是非積極、非參與性的）研究物件的殘缺不全的文字材料”[30]。而心理史學要在這之上去捕捉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依賴“無意識”這樣廣受爭議的邏輯和理論或許是它更為可行的辦法。
論及此問題的出發點個人認為應從歷史學角度來討論“無意識”的邏輯是否需要並且是否可行。筆者在此以“夢”作為引子——因為它是典型的並被廣泛認同的“無意識”——來闡述個人的兩個觀點：一、包括心理史學在內的史學研究都需要“無意識”的邏輯和理論加以補充和豐富，“如果夢告訴我們的是某些夢者的個別資訊，那麼歷史學家就有必要對這些夢給予更多的關注。它們成為了一種潛在的史料，像其他史料一樣，可以進行考察，而且像弗洛伊德本人曾經指出的，需要謹慎地進行考察。歷史學家需要時刻牢記這樣一個事實，他們自己不可能進入別人的夢境，充其量只能得到有關的書面記錄，而這些記錄在回憶和寫作過程中在前意識或意識的頭腦中做了修改。然而，這種‘二次校正’可能會像夢本身一樣清楚地揭示出夢者的性格和問題。”[31]馬克·布洛赫在論及中世紀歐洲黑死病歷史的時候，曾有過這樣的觀點，“黑死病的病毒是使西歐人口驟減的主要原因，但正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疫情才會如此迅速的蔓延。所以，從內在的本質看，這也是由思想條件造成的，只有透過研究集體情感的特殊傾向，才能解釋它的道德後果。”[32]正如筆者前文所論述的，心理史學作用和價值在於探索歷史事實中人的想法、動機和心理狀態等史學證據中的隱性內容一樣，“無意識”的作用和價值在於提供了研究這些隱性內容的思路和方法，儘管它不應作為唯一的邏輯和理論；二、“精神分析理論是由內省而來，至今仍不能由實驗加以驗證”[33]，作為其核心概念和邏輯的“無意識”，同樣因為無法驗證而難以判定它是否具有可行性，但這也不能表示我們對此真的就毫無辦法。依舊從“夢”的史學角度而言，我們雖然無法完全把握研究物件某一個夢的資訊，但我們可以做到彼得·伯克所說的“對同一個人所做的一系列夢進行研究，並藉助於其他的夢來相互解釋。”[34]這與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35]的原理一樣，以鄙人之淺見，我們的確不能對“無意識”的邏輯地位和可行程度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不過透過比較的分析和相互釋證的方法，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心理史學存在的論據問題和邏輯問題上的不足與缺失。
（三）心理史學在邏輯上不能作出相似或相同背景下為何會存在個體差異的合理解釋。一如斯坦納德在書中質疑的那樣，“如果心理史學家不能解釋相似背景的個體之差異是如何產生的，他或她的詮釋就毫無價值。”[36]這方面邏輯問題的典型例子是由同樣研究列奧納多·達·芬奇的雅克·巴爾贊針對弗洛伊德的研究提出的，“弗洛伊德認為李奧納多（即列奧納多·達·芬奇——筆者注）中途擱筆的習慣，直接源於他（史學上有爭論的）兒時被父親遺棄一事，這也是（尚待證實的）同性戀的主要原因……那麼，我們將如何解釋歌德？‘他也有工作上有頭無尾的毛病，儘管他跟隨雙親長大，是個相當活躍的異性愛者’。”[37]然而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取決的不是他們相似或者相同的經歷，而是取決於他們在人生歷程中的點點滴滴的不同，哪怕是完全一樣的經歷，也會因為細微的差別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結果。所謂的細微的差別，這在史料中是難以存在的，因為它本身就難以被捕捉和記載。這樣的論據問題以至影響到了論證的邏輯，不只存在於心理史學，而這也僅僅是這些質疑者所忽視的問題之一。
巴爾贊等人更大的忽視在於他們並沒有以一種動態的眼光去對待這一問題，畢竟人“並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38]，相同的習慣未必出於相同的原因，甚至是同一個人同一個行為也未必就是出於同一個原因。對於弗洛伊德對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論證和觀點，筆者同樣持有質疑和否定的態度，但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列奧納多·達·芬奇與歌德童年的經歷和成長的歷程以及在各自生活中所面對的人、環境等各種主客觀元素都存在著差別，因此相似的行為而相異的原因，這在邏輯上並非如質疑者們認為的那麼講不通。而假如某一歷史人物，他/她同樣擁有著和列奧納多·達·芬奇、歌德一樣的習慣行為，那造成他/她有這種習慣行為的原因就一定要與列奧納多·達·芬奇或者歌德相似嗎？人與人之間本身就會存在著差異性，哪怕是雙胞胎，都一定會存有著不同，更何況人作為一種主觀意識體，更普遍的是一種意識上的交流和回饋，這就造成了更大更雜的差異化。在筆者看來，對這種差異化的研究遠遠比質疑不能合理解釋差異化的邏輯問題更有意義和價值。
心理史學的邏輯問題可以說是其論據問題的一種衍生，就像弗洛伊德為自己辯解說的那樣，“精神分析的資料來源於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因素和環境的影響，另一個方面是個體對報道後的反應。以對心理機制的認識為依據，從個體的反應中去積極研究他的本性，去發現他原始的心理動機以及他後來的轉變和發展。如果做到了這一點，並對這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以及內外力量的共同作用加以考慮，那麼就可以解釋這個人物的生活方式。如果這樣做還不能得到任何確切的結果——可能像列奧納多的情況那樣——那麼責任不在於精神分析學錯誤或不完善的方法，而在於流傳下來的、有關這個人物資料的不準確性和不完整性。”[39]但它終究是不免遭受廣泛質疑的，其根本原因是在於心理史學從邏輯到理論上都不可驗證，成為了斯坦納德口中“原則上不易接受反駁”和“在科學上甚至邏輯上也都不可靠”[40]的學說和理論。
1.3理論問題
心理史學被定義為：“是一門研究在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裡，背後所引起的心理激勵作用的研究”[41]，理論論證是它的特點之一。但正如我們之前一再提到的其理論無法驗證的問題，使得心理史學更易遭到這方面的攻擊，斯坦納德在心理史學的理論問題上首先質疑的便是精神分析學的科學地位。
（一）斯坦納德對精神分析學科學地位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精神分析療法的評價機制；二是精神分析治療的有效性。
在第一點上，斯坦納德認為精神分析病人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精神分析的病人非但根本不能代表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年齡、不同收入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一般民眾，他（她）也不能代表接受這種或那種療法的全體病人。這是因為在篩選病人時有極高的選擇準則。”[42]另外，治療的成功與否也是有精神分析家來判定，這在斯坦納德看來，屬於一種“作弊”行為——“不成功的分析後中斷治療的病人‘當作是過早中止治療而非一個失敗的病例’。”[43]
在第二點上，斯坦納德列舉了包括漢斯·J·艾森克[44]在內的一些心理學家針對精神分析療法的觀點和實驗[45]，得出“精神分析並未被證明它（對於任何型別的病人）比其他心理療法都更為有效”[46]的結論。
（1）不同的療法具有著相對的有效性，例如行為主義的條件反射療法針對治療的是特定的行為問題方面。“正如，內科醫生針對具體的內科疾病提出具體的治療方案一樣，心理治療師也是針對具體的心理問題做具體的治療。”[47]從這一點來說，精神分析療法需要挑選病人並無什麼不妥，且無論是生理疾病還是心理疾病，都需要病人的積極主動的配合，才能更有效的獲得治癒；此外，越對治療方案瞭解和熟悉的病人也就越會積極配合相關的治療。所以精神分析療法“篩選病人的選擇準則”並不能說明它是非科學的；
（2）在斯坦納德看來的所謂“作弊”行為，也許確實是精神分析療法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對於患者是否康復，在醫療的任何領域基本上都是治療者去做出相應的判斷——患者是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的，這項工作必須由專業的從業人員來完成，並且優選直接治療者，因為他/她最瞭解情況，這不是隻有精神分析療法才獨有的狀況；
（3）根據“史密斯及其同事（1977，1980）的元分析結果表明，沒有哪種治療方法是特別出眾的。”[48]換言之，精神分析療法也不能被認為比其他心理療法的有效性差。事實上，“只有1/4接受過心理治療的患者和1/6接受過藥物治療的患者能在恢復後的18個月內不復發（Shea&others，1992）”，[49]而精神分析療法相對會更降低治療的成本和藥物的風險。
（二）塞爾託說，“心理分析圍繞的核心是弗洛伊德理論：壓抑的迴歸。”[50]縱觀心理史學論證所應用的理論，集體無意識、固定觀念傾向的遺傳、生本能與死本能以及歐狄浦斯情結、壓抑的防禦機制等，都“超出了經驗檢驗的範圍，但卻是精神分析實踐的基礎”[51]。
“歷史學科被視為對連續性、經驗的和給定的秩序的保守強調”[52]。因此，斯坦納德有理由對上述所說的心理史學的理論提出這樣的疑問，“問題倒不在這類實體本身能否被發現，而在於它們作為其中基本部分的理論，能否被實際經驗所證實。”[53]可以說，這樣的質疑，是心理史學最為棘手的問題，也是它自20世紀70年代之後再無發展的最大阻礙。對於史學研究的核心，斯坦納德等倡導的是邏輯、經驗與合理，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學則倡導的是轉換的體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經驗主義與直覺主義的碰撞與對抗。
不過，即使斯坦納德也不能否認，行為者的行為方式的一個取決，是他/她的處境動機和意向，如下圖[54]所示：
那麼史學研究就必須搞清楚這些“處境的動機”和“意向”，顯然它們屬於心理層面上的，或者進一步說它們屬於直覺主義的。因此，就像加德納認為柯林武德陳述的那樣，（需要）“歷史學家擁有額外的領悟力，使他們能深入他們研究的主體的心靈，並且攝取所謂心理的X光照片。然後，在某種程度上，這張X光照片被研究者重新啟用。”[55]
我必須承認，確實還未能找到解決心理史學的理論能被經驗檢驗或者其它驗證的方法，但我並不將此定義為心理史學的一個“失敗”。引用康德的話說，“我們的知識來自於內心的兩個基本來源，其中第一個是感受表象的能力（對印象的接受性），第二個是透過這些表象來認識一個物件的能力（概念的自發性）；透過第一個來源，一個物件被給予我們，透過第二個來源，物件在與那個（作為內心的單純規定的）表象的關係中被思維。”[56]我們不應去排除對那種暫時還無法驗證的理論的研究和應用（但需要謹慎和相互詮釋），因為“直觀（注：直觀｛perceptual intuition｝透過對客觀事物的直接接觸而獲得的感性認識。）和概念構成我們一切知識的要素”。[57]
1.4文化問題
“瞭解文化背景是史學著作的基本和首要任務之一”[58]，在我看來，文化問題才是心理史學真正“糟糕”的問題，糟糕到讓弗洛伊德鬧了不該有的笑話：“在確定利奧納多（即列奧納多·達·芬奇——筆者注）矛盾性格的形象時，弗洛伊德把利奧納多買鳥放生的習慣當作他性格溫柔的證據。然而，弗洛伊德並未指出，這一行為據說是能帶來好運的、非常古老而普遍的民間風俗。”[59]
弗洛伊德的失誤在於對於當時文化環境的全然不瞭解，或者進一步說他只是單元地就列奧納多·達·芬奇的精神世界進行考察和研究，而完全漠視了歷史文化對人的影響和作用。這一點上，埃裡克森做出了一定的修正，“1958年，埃裡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New York 1958）一書，這部著作的特點是，它將路德個人的心路歷程與生活經歷同歷史社會環境結合起來考察，既摒棄了只強調童年性經歷重要性的弗洛伊德的主張，又不僅僅以心理因素來決定青年路德的一切”[60]，但似乎也並沒有完善（如相應的論據問題造成了對文化因素的誤讀），而諸如芳·勃羅迪等的著作，文化問題依舊非常嚴重[61]。
心理史學的文化問題造成的後果在於它極易並完全曲解歷史，因為“歷史的過去在基本的方面都完全不同於現在”[62]，因此，不能以現代人的認識和心理去釋義歷史人物的認識和心理。但僅僅對心理史學的文化問題做到這樣的認識，在筆者看來，還顯然不夠。
心理史學的文化問題實質詮釋的是心理史學研究中存在的一元化、單一化和片面化的問題，正像弗洛伊德總是用“泛性論”來探討人的心理問題一樣，心理史學對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研究，目光也只盯在其背後所可能存在的引起它的心理激勵作用，卻極度忽視了其它可能存在的因素和文化環境的潛在影響。筆者在肯定心理史學研究價值的同時，必須要否定這種單元化的研究方式和思想——只研究顯形的史學證據而不屑探討那些史學證據下的隱性內容是無法探索到歷史真正意義上的“真相”的；但若一開始就拋棄了對那些顯形的史學證據和文化環境的因素研究，只是僅僅去靠追溯那些隱性的內容來探索歷史，則會離“真相”更加遙遠。“歷史學就是要探索錯綜複雜的原因，它並不害怕發現原因的多元性，因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63]
筆者更傾向於將《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視為史學批評[64]的性質，大衛·斯坦納德對於心理史學的質疑和批評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正是為心理史學對自身問題的修正和本身的完善提供了參考。
“史學家的職責在於經常檢驗自己的分類歸納是否正確，以便證明其合理性，有了錯誤，則加以訂正。儘管歷史學家同樣力圖概括現實，卻可以站在各自不同的有利角度去看待問題。”[65]西方史學正是在這種既堅持自我又不斷對自身糾錯的過程中發展的，這種史學性質的反思是史學理論靠近完善的前提。弗洛伊德也許是一種失敗，但就像《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譯序所指出的那樣，“弗洛伊德的《李奧納多》一文其意義並不在於它所提供的結論是否有效，而是在於它所提供的方法是否可行。”[66]
Ⅱ作為人性的史學的價值和前景
——心理史學為什麼被需要和存在
“弗洛伊德在諸多個案分析的基礎時上，發現了俄狄浦斯情結，但當需要為不同的個案找出適用於它自身的解決方案時，卻無法斷定這一情結是否具有普遍意義”[67]，這是心理史學的價值被掩蓋、前景遭遇黯淡的癥結。但我們僅以此和斯坦納德的“四個範疇”來討論心理史學的史學價值和前途顯然也不夠全面。因此，我還需要用一個小的篇幅，跳出史學論證規範的囿限，來陳述對心理史學的另一部分史學價值和它的前景的思考。
2.1心理史學對當今史學在內的學科建構的一種警醒和作用
心理史學被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68]，這乃是針對當今史學建構的一個問題——跨學科的史學界定的一種警醒。“弗洛伊德基於歷史基礎上的‘澄清’，是不是界定我們所謂的‘跨學科’的一種科學模型呢？這種結合也許可以確定自然科學間的以及歷史和精神分析間的差異和對比的條件。這樣一來，就有機會來對‘弱’跨學科進行廓清，如今的‘弱’跨學科，它悄悄鑽進了學科領域間的縫隙之中，它僅是‘利用’學科間的空閒的、不確定的以及不可言明的空間，在它們之間遊走，或者說，它給每個學科都創造了把自身無法解釋的交給其他學科來解決的便利條件。”[69]跨學科作為學科發展的潮流，似乎時髦到了任何學科都有交叉的可能和“意義”，但對於諸多交叉的科學或者說邊緣的學科，它的界定又該怎麼設定呢？就像心理學“對於穆勒而言，理論的心理學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對於柯林武德而言，它卻由於特殊的方法和主題而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70]那樣，某一個交叉學科的（某一種）“身份”，對有的學者而言就可能是肯定的，但對有的學者而言則就可能是持疑的。
2.2後現代主義下心理史學的重新定位
杜維運先生認為，“屬於歷史人物的史學家，是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上去的，以自己的想象，印證古人的想象，以自己的情感，印證古人的情感，以自己的行為，印證古人的行為。”[71]後現代主義對於西方史學理論的強烈衝擊，像“建構、想象和比喻，這些曾經都是傳統歷史學家排斥的東西，卻被懷特用來充當其史學理論大廈的基石。”[72]
於是當今的西方史學，已是以新敘事史為一個風向標、以轉義學研究為一箇中心，深入歷史描述方法的探索。這對於心理史學來說，或許是一個轉向而步入新的前景——漢斯·凱爾納便肯定了心理史學會具有這方面的意義：“弗洛伊德發現，我們以一種統一的——即敘述的——方式來理解一切的思想習慣反過來與我們敵對，因此，我們被我們最信賴的盟友、我們的敘述理解誤導了。”[73]
但同時，這還必需一個前提，即心理史學必須要首先保證其嚴格地遵循史學規範，簡言之，它必須修正和改善斯坦納德等人提出的包括“四個範疇”在內的不足和缺陷，其中最為首要更正的是在挖掘史學證據上的不嚴謹。“考證涉及心理狀況，它是一門微妙的藝術，絕沒有訣竅可言，而它又是一門理性的藝術，有條不紊地運用某些基本的思維程式”[74]，馬克·布洛赫所說的“基本的思維程式”，隱喻的便是史學規範——必須做到的“要確認一份史料的真實性，就要證明它與其他有關史料存在著某些一致之處。”[75]
2.3作為人性的史學之需要
馬克·布洛赫說：“科學的實踐需要兩件東西：論題和人。”[76]也正是因為，歷史的主題是“人”，才有了後現代主義對新史學的反抗，也才有了筆者對心理史學不會是“退縮的”歷史、不會是“被敲響喪鐘”的歷史的肯定。
心理史學本質上是在史學內的一種人的需要——人若是“沒有關於自己的某種認識，他關於其他事物的知識就是不完備的；因為要認識某種事物而並不認識自己在認識，就僅僅是半-認識，而要認識自己在認識也就是要認識自己。自我-認識對於人類是可願望而又是重要的，這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的緣故，而且是作為一種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沒有其他的知識能夠批判地被證明是正確的並且牢固地被建立起來。”[77]何況，我們對一個人或者說一位歷史人物的心理解讀，得到的將不僅僅是他/她個人的經歷，還能進一步透過他/她的視野來解讀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的主流意識，並反觀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的主流意識對於當時人的影響。
因此，對心理史學的價值和需要是不容置疑的，“就史學理論而言，精神分析學的滲入表明歷史學家們的興趣已不再停留在滿足於歷史事件的表面現象；不再把追逐那種‘準確可靠的無知’視為歷史研究的目的。相反，他們開始把探索的觸角伸向事件的背後，伸向人物和社會的心理層面，並試圖代為歷史陳述它所不願或沒能敘述的東西”[78]；更為重要的是，就人性的史學而言，心理史學最終探索的是“一部真正的人類歷史就必須是一部人類怎樣變成為目前狀態的歷史。”[79]
弗洛伊德說，“個人症狀的外在形式或內容，正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起點，精神分析首先承認症狀具有某種意義，並與病人的經歷有關。”[80]把精神病治療的心理學理論應用於史學，本身就易引來非議，但任何歷史時期的任何人——無論他/她是歷史長河中的旗幟還是不起眼的一葉扁舟，他/她終歸是要在生活和環境中生成出相應的心理狀態去與人互動或者獨自排洩，並蘊含出一定的資訊和意義值得去解讀與研究。
心理史學是真正意義上“人”的史學，儘管它需要更多的有待完善。但就如同休·特雷弗-羅珀[81]評價的那樣，“在人文科學的研究中，一個新的錯誤往往比一個古老的真理要來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個有成果的錯誤去和一個沒有成果的準確性相比也是如此。”[8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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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漢斯·凱爾納/著 韓震 吳玉軍/譯《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北京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
[①] 弗洛姆，全名艾瑞克·弗洛姆（Erich·Fromm,1900年3月23日- 1980年3月18日）,美籍德國猶太人，國際知名的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
[②] [法]米歇爾·德·塞爾託/著 邵煒/譯《歷史與心理分析 科學與虛構之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8頁。
[③] 關於“西方史學人文主義的傳統”筆者參閱了[英]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 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第1版的相關觀點。如第50頁：“歷史學對於希羅多德來說乃是人文主義的”；第78頁：“希臘羅馬歷史編纂學作為一個整體，至少是緊緊掌握了以上《導言》所列舉的四個特徵之一：它是人文主義的。它是人類歷史的敘述，是人的事蹟、人的目的、人的成功與失敗的歷史”等。
[④]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彭舜/譯 彭運石/校 車文博/審《精神分析引論》，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譯序”第3頁。
[⑤]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1頁。
[⑥] 斯坦納德這“四個範疇”的相關闡述見[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2頁至53頁。
[⑦] 《Eink Kindheitserinnerungdes Leonardo Da Vinci》一書在國內有諸多譯名，如“列奧納多·達·芬奇——一個對童年的記憶”、“李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童年的一個記憶”等。本文為論述方便，在涉及到此書譯名時，均採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的譯名“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來表述。此外，“Leonardo Da Vinci”在本文也都統一譯為“列奧納多·達·芬奇”。
[⑧]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李雪濤 任仲偉/譯《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59至60頁。另附60頁腳註①：“以上一段話的原文系義大利語，現依據德文翻譯出。——中文譯者。[在上面提到的這段話中，弗洛伊德引用了赫爾茨菲爾德從義大利原文翻譯過來的德譯本的內容。其中有兩處翻譯上的錯誤：“nibio”應當是“鳶”（Milan）而不是“禿鷲”（Geier，見德文版的編者按，第89頁），而“dentro”這個詞並沒有被譯出來，它的含義應該是“在嘴唇之間”（zwischen die Lippen），而不應該是“撞擊嘴唇”（gegen die Lippen）。”
[⑨] 有關埃裡克森的路德“在唱詩班中驚厥”論據的評述，見[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2至43頁。
[⑩]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3頁。
[11]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2頁。
[12]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73頁。
[13]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53頁。
[14] 參見[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70頁。原文：“當人們從‘懷疑’發展到‘考證’時，歷史考據學才有了長足的進步。也就是說，人們已漸漸制定出一套辨別真偽的客觀標準……1681年《古文書學》的問世，標誌著檔案文獻考據學的創立，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15]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譯序”第2頁。
[16]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58頁。
[17]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59頁。
[18] [英]西蒙·岡恩/著 韓炯/譯《歷史學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50頁。
[19]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李雪濤 任仲偉/譯《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62頁。
[20]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李雪濤 任仲偉/譯《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64頁。
[21] [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65頁。
[22]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5頁。
[23]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6頁。
[24]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45頁。
[25]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87頁。
[26]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88頁。
[27]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89頁。
[28]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93頁。源引：H·斯圖亞特·休斯：《作為藝術和科學的史學》（紐約：哈潑出版社，1964），第47頁；參考漢斯·梅厄霍夫的“論精神分析學和史學”，《精神分析學和精神分析評論》，第49期（1962）。
[30]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4頁。
[31] [英]彼得·伯克/著 豐華琴 劉豔/譯 楊豫/校《文化史的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31頁。
[32] [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65頁。
[33] “戰後心理史學發展概況”，精尚網，http://www.jst-cn.com/7908-show-article.html。
[34] [英]彼得·伯克/著 豐華琴 劉豔/譯 楊豫/校《文化史的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31頁。
[35] 二重證據法：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陳寅恪後來將二重證據法概括為：“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36]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16頁。
[37]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17頁。“他也有工作上有頭無尾的毛病，儘管他跟隨雙親長大，是個相當活躍的異性愛者”源引：巴爾曾：《克萊奧與大夫們》，第51頁。
[38] [英]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 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第1版，第135頁。
[39]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李雪濤 任仲偉/譯《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64頁。
[40] “原則上不易接受反駁”和“在科學上甚至邏輯上也都不可靠”見[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03頁。
[41] 摘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8F%B2%E5%AD%B8。
[42]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1頁。
[43]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3頁。“當作是過早中止治療而非一個失敗的病例”源引：斯坦利·拉赫曼：《心理療法的作用》（牛津：佩爾加蒙出版社，1971）第46頁。
[44] 漢斯·J·艾森克（1916—1997），英國心理學家，主要從事人格、智力、行為遺傳學和行為理論等方面的研究。他主張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待心理學，把人看作一個生物性和社會性的有機體。在人格問題研究中，艾森克用因素分析法提出了神經質、內傾性—外傾性以及精神質三維特徵的理論。
[45] 詳見[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9至79頁。
[46]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74頁。
[47] [美]戴維·邁爾斯/著 黃希庭 等/譯《邁爾斯心理學》（第七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81頁。
[48] [美]戴維·邁爾斯/著 黃希庭 等/譯《邁爾斯心理學》（第七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81頁。
[49] [美]戴維·邁爾斯/著 黃希庭 等/譯《邁爾斯心理學》（第七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80頁。
[50] [法]米歇爾·德·塞爾託/著 邵煒/譯《歷史與心理分析 科學與虛構之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5頁。
[51]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26頁。
[52] [英]西蒙·岡恩/著 韓炯/譯《歷史學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49頁。
[53]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97頁。
[54] 該圖式以及相應的內容觀點引自[美]雷克斯·馬丁/著 王曉紅/譯《歷史解釋：重演和實踐推斷》，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64頁。
[55] [美]雷克斯·馬丁/著 王曉紅/譯《歷史解釋：重演和實踐推斷》，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42頁。
[56] [德]康德/著 鄧曉芒/譯 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頁。
[57] [德]康德/著 鄧曉芒/譯 楊祖陶/校《純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51頁。
[58]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51頁。
[59]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51頁。源引：夏皮羅：“利奧納多與弗洛伊德”，第75頁。
[60]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李雪濤 任仲偉/譯《達·芬奇畫傳 一個對童年的回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9頁：“《達·芬奇畫傳——一個對童年的記憶》與心理史學”
[61] 見[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51至53頁的相關論述。
[62]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75頁。
[63] [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65頁。
[64]所謂史學批評又叫史學評論，是指各個歷史時期史學發展的利弊得失在社會上所引起的迴應與反響。它既是對史家、史書或某一史學現象、史學成果的評論，也是對特定時期史學思想和史學發展總體趨勢的評論，而不同於對歷史事件或一般歷史人物所作的歷史評論。有關史學批評的相關內容，還可參見白雲/著《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論綱》，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緒論·第1頁“一、史學批評的性質和作用”。
[65] [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64頁。
[66]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譯序：第4頁。
[67] [意]喬瓦尼·萊維/著 尚潔/譯：“三十年後反思微觀史”《史學理論研究》2013年第4期（總第88期），第106頁。原文題目是30 anni dopo. Ripensando la microstoria，後以英文版收錄於論文集《歷史的認知：探尋理論、方法與證據》（S. Fellman，M.Rahikinen，eds.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Quest of Theory，Method and Evidence，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2，pp. 121-132.），英文版標題改為《微觀史與複雜性的復甦》（Microhistory and the Recovery of Complexity）。——譯者注
[6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8F%B2%E5%AD%B8。
[69] [法]米歇爾·德·塞爾託/著 倪復生/譯《歷史書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73頁。
[70] [美]雷克斯·馬丁/著 王曉紅/譯《歷史解釋：重演和實踐推斷》，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7頁。
[71] 杜維運/著《史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46頁。
[72] [美]海登·懷特/著 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譯林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譯者的話”：第3頁。
[73] [美]漢斯·凱爾納/著 韓震 吳玉軍/譯《語言和歷史描寫——曲解故事》，北京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59頁。
[74] [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94頁。
[75] [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02頁。
[76] [法]馬克·布洛赫/著 張和聲 程鬱/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21頁。
[77] [英]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 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第1版，第290頁。
[78]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譯序”第7頁。
[79] [英]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 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第1版，第135頁。
[80]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彭舜/譯 彭運石/校 車文博/審《精神分析引論》，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59頁。
[81] 休·特雷弗-羅珀（Hugh·Trevor-Roper ，1914–2003），德國右翼歷史學家。
[82] [美]大衛·斯坦納德/著 馮鋼 關穎/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譯序”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