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重要還是感覺重要？似乎很多人會選擇前者。然而在塑造我們對經驗問題的信念方面，事實遠不如感覺重要，這似乎是個新的觀點。至少在過去的一年中，世界很多地方的各種現象顯示了這一點。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真理本身會受到公開挑戰，並最終服從於現實的策略。這可以被稱為“後真相”，意思是指真理已經被意識形態等不那麼重要的事情掩蓋了。
後真相的根源後真相最深層的根源並不是剛剛出現的，因為在人類進化史上，它一直與我們的大腦相連，這就是認知偏見。幾十年來，心理學家一直在進行實驗，證明我們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理性。其中一些工作直接關係到我們在面對意料之外或令人不快的真相時的反應。
心理學的一箇中心概念是：人類會努力避免精神上的不適。把自己想得不好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一些心理學家稱之為“自我防衛”（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但無論我們是否在這個正規化中構建它，這個概念是清楚的：認為自己是聰明的、見多識廣的、有能力的人，總比認為自己不是聰明的、見多識廣的、有能力的人感覺好。
當我們面對的資訊表明我們相信的事情是不真實的，會發生什麼？它會造成心理緊張。我怎麼可能是一個聰明的人卻相信一個謊言呢？只有最強大的自我才能在自我批評的殘酷打擊下堅持很長時間：“我真是個傻瓜！”答案一直就在我面前，但我都懶得去看。我一定是個白痴。因此，這種緊張往往透過改變其中一個人的信念來解決。
然而，信仰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人們願意認為，應該永遠是被證明是錯誤的信念。如果我們在一個經驗現實的問題上是錯誤的——而我們最終面對的是事實證據——透過改變我們現在有充分理由懷疑的信仰，似乎最容易讓我們的信仰迴歸和諧。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有很多方法可以調整信念，有些是理性的，有些不是。
費斯廷格的實驗1957年，利昂·費斯廷格出版了他的先驅著作《認知失調的理論》。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我們尋求信念、態度和行為之間的和諧，當它們失衡時，我們會經歷心理上的不適。在尋求解決方案時，我們的首要目標是保持我們的自我價值感。
在一個典型的實驗中，費斯廷格給受試者一項極其無聊的任務，其中一些人得到1美元，另一些人得到20美元。費斯廷格發現，得到1美元報酬的受試者報告說，他們的任務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受試者要有趣得多。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自尊岌岌可危。沒有人會為了一美元去做一件毫無意義、毫無意義的工作，除非它真的很有趣。為了減少這種不一致，他們改變了他們認為任務很無聊的想法（而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對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沒有任何異議)。
在另一個實驗中，費斯廷格讓受試者為他們實際上並不相信的事業舉著抗議標語。而結果是，這樣做之後，實驗物件開始覺得這項事業實際上比他們最初認為的更有價值。這可以看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都患有認知失調。
“尋求者”的認知失調但是，當我們的投入遠遠超過完成一項無聊的任務或舉著一個標牌時，會發生什麼呢？如果我們在某件事上公開表態，甚至為之投入一生，後來卻發現自己被騙了怎麼辦？費斯廷格在一本叫做《末日崇拜》的書中分析了這一現象。
他研究了一個名為“尋求者”的組織，該組織相信他們的領導人多蘿西·馬丁可以向即將拯救人類的外星人傳達資訊。 在世界於1954年12月21日終結之前，在賣掉所有財產後，他們聚集在山頂上等著。而這時他們才發現外星人從未露面，並且世界也沒有終結。他們面對的認知失調一定是巨大的。 他們是如何解決的呢？ 桃樂絲·馬丁很快向他們發出了一個新資訊：他們的信仰和祈禱是如此有力，以至於外星人決定取消他們的計劃。 尋求者們拯救了世界！
在外界看來，我們很容易將這些人視為容易上當的傻瓜而予以駁斥。但費斯廷格等人的進一步實驗工作表明，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都患有認知失調。當我們參加了一個離家很遠的健身俱樂部時，我們可能會為自己的購買辯解，告訴朋友，健身強度太大了，我們一週只需要去一次；當我們的成績不達標時，我們告訴自己，我們其實並不想上醫學院。
阿希的實驗但認知失調還有另一個不應被低估的方面，那就是當我們周圍的人與我們的想法相同時，這種“非理性”傾向往往會得到加強。如果只有一個人相信“世界末日邪教”，他或她可能會自殺或躲藏起來。但是，當一個錯誤的信念被其他人分享時，有時即使是最難以置信的錯誤也可以合理化。
在1955年發表的開創性論文《觀點與社會壓力》中，所羅門·阿希論證了信仰的社會層面，以至於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的信仰與周圍的人不和諧，我們甚至可能會對自己感官的證據打折扣。簡而言之，同輩壓力起了作用。就像我們尋求與自己信仰的和諧一樣，我們也尋求與周圍人的信仰的和諧。
在他的實驗中，阿希召集了7到9個實驗物件，除了一個之外，其餘的都是“同謀者”（也就是說，他們“參與”了實驗中可能發生的欺騙）。那個沒有“參與”的人是唯一的實驗物件，他總是被安排在桌子的最後一個座位上。這個實驗包括給受試者看一張有一條線的卡片，然後再給他們看另一張有三條線的卡片，其中一條和另一張卡片上的一樣長。第二張卡片上的另外兩行在長度上“本質上不同”。然後，實驗者繞著一圈，讓每個被試大聲報告第二張卡片上的三行中哪一行和第一張卡片上的一行一樣長。
在最初的幾次試驗中，同謀者的報告準確無誤，實驗物件當然也同意他們的看法。但後來事情變得有趣了。同謀者開始一致報告說，其中一個明顯錯誤的選擇實際上等於第一張牌上的線的長度。當這個問題出現在實驗物件身上時，他們的精神上出現了明顯的緊張。正如阿希所描述的:
他所處的地位是，雖然他實際上給出了正確的答案，卻出乎意料地發現自己是一個人的少數，被一致而武斷的多數所反對。我們在他身上發現了兩股對立的力量：他感官的證據和一群同輩的一致意見。
在宣佈他們的答案之前，幾乎所有的發生認知失調的受試者都很驚訝，甚至懷疑這個結果。但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最終37%的人同意了大多數人的意見。為了保持與團隊的一致，他們會對眼前的事物打折扣。
沃森的數字實驗另一項關於人類非理性的重要實驗工作是在1960年由彼得·卡斯卡特·沃森完成的。在他的論文《關於在概念性任務中排除假設的失敗》中，沃森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來識別人類在推理中經常犯的邏輯錯誤和其他概念性錯誤。在第一篇論文中，他介紹了一個觀點，在後真相辯論中，幾乎每個人都可能聽說過這個觀點：確認偏誤。
彼得·卡斯卡特·沃森
沃森的實驗設計很優雅。他給29名大學生布置了一項認知任務，要求他們在經驗證據的基礎上“發現一條規則”。沃森向受試者展示了一個由3個數字組成的序列，如2、4、6，並說他們的任務是試圖發現生成這些序列的規則。實驗物件被要求寫下他們自己的一組三個數字，然後實驗者會說他們的數字是否符合規則。實驗物件可以重複這個任務，想重複多少次都可以，但被要求在儘可能少的試驗中發現規則。對於可以提出的數字的種類沒有任何限制。當他們覺得準備好了，他們可以提出他們總結出的規則。
實驗結果令人震驚：在29名非常聰明的受試者中，只有6人提出了正確的規則，之前沒有任何錯誤的猜測；13人提出了一條錯誤的規則，9人提出了兩條或兩條以上的錯誤規則；還有一個實驗物件根本無法提出任何規則。發生了什麼事？
正如沃森報告的那樣，任務失敗的受試者似乎不願意提出任何可以測試他們假設規則準確性的數字組，而是隻提出那些可以證實它的數字組。例如，給出2，4，6這三個數，很多被試先寫下8，10，12，然後被告知“是的，這遵循這個規則。”然後他們繼續按每次增加2的規律列出偶數。他們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來驗證他們的直覺規則“增加2”是否是正確的，而是繼續提出證實的例子。當這些受試者宣佈他們找到的規則時，他們震驚地發現它是錯誤的，儘管他們從未用任何否定的例子測試過它。
當一個錯誤的信念被他人分享時，有時即使是最難以置信的錯誤也可以被合理化。
有13名受試者最終得出了正確答案：任意三個升序數字（而不一定是偶數）。一旦他們打破了“確認”的心態，他們就願意接受這樣一種想法：可能有不止一種方法可以得到最初的數字序列。然而，這不能解釋給出兩個或更多不正確規則的9名受試者，因為他們得到了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們的建議是不正確的，但仍然找不到正確的答案。沃森推測，“他們可能不知道如何修改測試規則，或者他們可能知道怎麼做，但仍然發現從實驗者那裡得到一個直接的答案更簡單、更確定或更讓人安心。換句話說，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認知偏見根深蒂固，他們只想拼命地尋找正確答案。
事實vs直覺所有這三個實驗結果（1）認知失調（2）社會整合和（3）確認偏差-顯然與後真相相關。因此可以看到，人們似乎傾向於在理性和道德規範之外形成自己的信念，支援他們自己或同伴的直覺。
然而，在1950年代甚至1960年代都沒有出現後真相，它在等待著其他一些因素的完美風暴，例如極端的黨派偏見和2000年代初期出現的社交媒體“孤島”。 同時，還有更多令人震驚的認知偏見證據，尤其是“逆火效應”和“鄧寧-克魯格效應”，兩者都植根於這樣一個觀念：我們希望的事實會影響我們對實際的判斷。
在過去，我們的認知偏見可能會透過與他人的互動而得到改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我們的祖先被迫與其他部落、村莊或社群成員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時候相比，在如今媒體氾濫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會與相反的觀點更加隔絕。那時，人們不得不相互交流以獲取資訊。當我們相互交談時，我們不得不接觸到各種各樣的觀點。甚至有實證研究表明這對我們的推理有價值。
卡斯·桑斯坦
當我們把自己的想法開放給群體審視時，這就為我們提供了找到正確答案的最佳機會。
在一項研究中，J·C·沃森和他的同事們把一組受試者召集到一起，解決一個邏輯難題。這是一個很難的題目，很少有人能自己完成。但當這個問題後來交給一組人去解決時，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人們開始質疑彼此的推理，思考那些與他們的假設相悖的事情。
互動群體效應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似乎無法用自己的想法去做。結果，研究人員發現，在相當數量的情況下，一個小組可以解決問題，即使它的成員中沒有一個能單獨這麼做。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因為出現了“房間裡最聰明的人”的現象，也就是有一個人想出了答案並告訴了大家。同樣，這也不是單純的“群體智慧”效應，它依賴於被動的多數意見。只有當小組成員相互作用時，才會發現這種效果。
而且，互動性、商議性的團隊比被動的團隊表現更好。當我們把自己的想法開放給群體審視時，這就為我們提供了找到正確答案的最佳機會。當我們在尋找真理的時候，批判性思維，懷疑主義，讓我們的想法接受別人的審視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有效。
然而，如今我們有了更多的選擇，更多的互動。無論我們的信念是什麼，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都可以生活在“新聞筒倉”裡。如果我們不喜歡某人的評論，我們可以解除他的好友關係或在社交媒體上遮蔽他。如果我們想飽餐一頓陰謀論，也許有很多地方適合我們。如今，我們身邊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一旦我們這麼做了，難道不會有進一步的壓力來調整我們的觀點以適應群體嗎?
所羅門·阿希的研究已經表明這是可能的。如果我們是自由主義者，在移民、同性婚姻和稅收問題上與大多數朋友意見一致，但在槍支管制問題上卻不那麼肯定，我們可能會感到不舒服。如果是這樣，我們可能會付出社會代價，改變我們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這不是批判性互動的結果，而是不想冒犯朋友的願望，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互動群體效應”的陰暗面，這在西方陪審團制度中經常出現：當我們的觀點與其他陪審團成員的觀點一致時，我們會感覺更舒服。但如果其他人錯了呢？任何人都不可能壟斷真理。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發現真理過程的敵人。也許研究人員是對的，自由主義者比保守主義者有更大的“認知需求”，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者應該自鳴得意，或者相信他們的政治本能是事實證據的代理。在費斯廷格、阿希等人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危險。
結果是，我們都有一種內在的認知偏見，同意周圍人的看法，即使我們眼前的證據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重視群體接受，有時甚至超過了現實本身。但如果我們在乎真相，就必須與之抗爭。為什麼？因為認知偏見是後真相的完美前兆。
如果我們已經被激勵去相信某些事情，那麼不需要太大的努力就能讓我們相信它們，尤其是當我們關心的其他人已經這樣做了的時候。我們固有的認知偏見讓我們很容易被那些圖謀不軌的人操縱和利用，尤其是當他們能詆譭所有其他資訊來源的時候。正如我們無法逃避認知偏見一樣，新聞孤島也無法抵禦後真相。危險在於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有聯絡的。我們都對自己的資訊來源心存感激。但當他們說的正是我們想聽的話時，我們尤其容易受到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