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3天，我們連續分享了患者曉傑接受心理干預和康復經歷。

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這孩子簡直是個“混世小魔王”、“古惑仔”，是廣大父母叮囑自己孩子要是碰見了一定要繞路走的那種。他才上初中就抽菸喝酒，打架紋身，換過不少女友，最後輟學。

曉傑的父母是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本來盼著兒子可以學有所成、光宗耀祖，卻看著兒子越走越歪，根本不服管教，他們心急如焚。

而且，曉傑在家裡肆無忌憚，動不動就要動手打父母，父母越來越力不從心，更擔心孩子不懂迷途知返，犯下大錯。最後，曉傑父母狠下心，採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將曉傑強制到廣州接受我們的系統化深度心理干預。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想探討一下，曉傑這種複雜的心理、行為問題，其實很多“不良少年”都有。他們算不算患上了精神心理疾病？如果是的話，到底屬於什麼診斷？

在與曉傑深入溝通之前，我聽了其媽媽的詳細描述後，心裡曾對這孩子的症狀做過一些梳理。

曉傑有過抑鬱症狀，心情低落，萎靡頹廢，對絕大部分都不感興趣，還說活得很累、沒意思。但他每次這個狀態持續時間很短。當他出去跟女友約會、跟朋友們一起玩時，心情又非常好。在跟鐵哥們吃燒烤、喝酒的時候，他甚至有過“幸福”的感覺。

有時候，他又情緒激動，大吼大叫，歇斯底里地發脾氣，有一次差點要跳樓，還在家打父母、砸東西。在很多傳統精神科醫生的眼裡，這符合輕躁狂/躁狂的表現。而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心理創傷被啟用的激越狀態。不過，這種狀態的持續時間也非常短，經常發完火第二天就好了。

至於他有沒有典型的輕躁狂/躁狂發作，也就是狂妄自大、情緒高漲、精力充沛的症狀？似乎有，但也似乎不明顯。

他對待以前初中的同學時非常自大，認為自己家裡有錢，見多識廣、有本事，瞧不起大部分人，所以行為魯莽、輕率。但面對女友和鐵哥們時，他又有嚴重的討好心態，有求必應，一旦被女友拋棄就情緒崩潰。

如果他當時去主流的精神科就診，醫生非常有可能將他診斷為雙相障礙，但不是典型的雙相Ⅰ型或Ⅱ型，而是其它特定的雙相障礙，表現為“環性心境障礙”症狀，也就是輕躁狂/躁狂症狀、抑鬱症狀反覆交替出現，但都未達到診斷標準。

如果按照DSM-5（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的診斷標準，他不服管教，長期有攻擊行為和對立違抗行為，也可被診斷為對立違抗障礙或品行障礙。

但後來我們與曉傑深入溝通時發現，他的以上症狀雖然都有，而且明顯對社會功能造成了損傷，帶來了心理上的痛苦。但光看症狀本身，又都不是特別典型。

我們根據經驗認為，這些症狀背後的心理社會根源都是病理性記憶，而且主要是疊加性的心理創傷，符合我們提出的病因學診斷“創傷後應激反應失調（PTSRD）”。但這也是比較籠統的診斷，無法說明具體化、細分化的症狀。

所以，一時之間，我們曾經也搞不明白在現行的主流精神醫學裡，哪個診斷比較符合他的特徵。

後來我們查閱資料，尤其是國外發達國家精神科的臨床研究前沿發現，他很有可能符合目前部分美國精神心理專家提出的診斷——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有的資料裡可能也會翻譯成“青少年邊緣型人格障礙”。

01、

美國知名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治療專家、哈佛醫學院副教授佈雷斯·阿圭勒指出，邊緣性人格障礙的診斷標準包括9個方面，而如果青少年滿足了其中5個或以上，就可下診斷。

曉傑當時的症狀就符合了當中的至少5條：

第一，他極度害怕被拋棄，並可能因此作出一些極端而瘋狂的舉動。

曉傑非常擔心好朋友和女友拋棄自己，不惜用金錢和卑微的心態來換取友情和愛情。當女友提出分手時，他徹底情緒崩潰，爬上屋頂幾乎要跳樓。

第二，他有長期而強烈的空虛感、孤獨感，經常感到日子很無聊、活得沒意思。

他非常希望一直有人陪伴以減輕這種空虛感。所以這又會反過來導致他過度渴望同伴關係，害怕被同伴拋棄，而且不懂得帶眼識人，經常結識損友。

而以上這兩個症狀又會讓他不自覺地要求同伴也像自己對待他們那樣對待自己，如果同伴不能滿足自己對於親近的需求，他也容易激動、憤怒。這是他難以保持穩定的戀愛關係、頻頻換女友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他有“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簡單將父母和其他身邊人劃分為“好”和“壞”，而且這樣的劃分很容易變動。

在比較理智的時候，他說談的女友都太小了，耽誤了自己用功和時間。可與女友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恨不得傾注所有的情感。他上一秒還覺得女友很好、自己離不開她，但一旦對方決定分手，他馬上情緒波動，因愛生恨，對女孩完全否定。

第四，他的情緒非常不穩定、易怒、焦慮，但往往只持續幾個小時，很快就緩解了，一般不會超過幾天。

第五，他有別人難以理解的、自己難以控制的憤怒，頻繁地大發脾氣。

這一點曉傑在家裡時更加明顯，他常常因為一點小事父母未能滿足他的要求，他就怒火中燒，曾把家裡所有的傢俱都砸了，還差點把母親掐到窒息！

這種暴怒的表現和行為，在大部分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他自己也說，當極端的負性情緒上來時大腦一片空白，根本控制不了。

所以，如果按照DSM-5的標準和哈佛佈雷斯教授的觀點，曉傑完全符合青少年邊緣性（型）人格障礙的診斷。

而另外4條典型症狀還包括：

- 持續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意識不穩定，他們的三觀和身份認同總在變化，在不同的場合或情境中，其形象便隨之發生改變；

- 至少有兩種自我傷害的衝動行為，比如過度消費、危險的性行為、藥物濫用、魯莽架勢、暴飲暴食等；

- 反覆出現自殺行為、姿態或威脅，或者自殘；

- 短暫的與應激有關的偏執觀念或嚴重的分離症狀。

02、

我們在以往的文章曾提及，在傳統的精神科觀念裡，不足18歲的患者不能診斷為人格障礙。因為絕大部分精神心理衛生從業人員都認為，人格障礙往往意味著其人格偏離已經非常固化，一般的心理諮詢、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和物理治療都難以起效。換言之，一旦被貼上這個標籤，就很難摘下來了。

而18歲以下的青少年、兒童仍處於心身成長和發展階段，人格即使有所偏離，但也不是十分嚴重，而且可塑性較強，所以不宜診斷人格障礙。

而現行的DSM-5將這個限制放寬了。這個診斷體系認為，如果相關症狀和特徵持續超過1年，那麼18歲以下也能被診斷為人格障礙。但反社會人格障礙是例外，仍不能在個體18歲之前作出診斷。

即使DSM-5放低了診斷門檻，但無論在國內和國外，精神科醫生對青少年、兒童的人格障礙診斷都是非常謹慎而保守的，一般不下診斷。而國內外、尤其是國內精神科醫生對人格障礙的識別能力、診療能力較弱，該領域長期不受重視。

佈雷斯·阿圭勒教授也指出，在美國，關於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診斷充滿爭議。大部分精神科醫生認為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症狀與很多青春期的特徵有相似之處；而且，青少年人格未健全，貿然診斷人格障礙會給孩子、父母帶來極大的心理負擔。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時，美國很多精神科醫生會將孩子診斷為雙相障礙或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因為“看起來更好些”。

可佈雷斯教授並不認同這種觀念和做法。他認為，如果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不及時作出診斷和相應干預的話，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患者有10%的自殺風險。他強調只要青少年符合邊緣性人格障礙的診斷標準，就應該儘早確診、儘早治療。

而且，佈雷斯教授不是“光說不做”。他是經過豐富的臨床經驗，發現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可以被有效緩解的前提下，才提出如此大膽的觀點。

他發現，在整體上，第3代認知行為治療中的辯證行為療法（DBT）可以有效緩解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症狀，尤其對患者的情緒波動和人際關係問題很有幫助，從而減少他們的自殺風險，令其逐漸回到生活的正軌。

什麼叫辯證行為療法？它的主要關注點是先深刻理解青少年患者的痛苦和改變指南，然後再引導多方加入辯證，達成共識，找到解決現實困難的辦法。

佈雷斯在他寫的書裡面打了個比方。比如父母認為孩子的自殘、自傷行為很危險，對身體有很大損傷，父母看到之後會非常痛苦、心疼，所以這個行為是個很大的問題，必須禁止、消除。

但如果從青少年患者的角度去理解的話，因為他們當時實在太痛苦了，而自傷、自殘可以暫時地緩解嚴重的負性情緒，讓他們稍微獲得安慰。所以對他們來說，這是某種特殊情境下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而辯證行為療法就是幫助父母和孩子都要看到對方觀點和感受的合理性和真實性。講得通俗一些，可以說是引導他們“互相理解”。

一旦雙方可以深刻地互相理解了，他們就不要去爭辯誰對誰錯，而是轉變新的思維方式，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逐漸改變自己的觀念和行為。

比如父母看到孩子非常痛苦時，應該給予更多的理解和安撫，如果孩子一時難以完全停止自殘、自傷，那父母甚至可以在某個短暫階段、在保證孩子的生命不受到威脅的前提下，適當允許孩子透過這種方式來解壓。

而孩子也會意識到這個行為帶來的風險，願意逐漸減少自殘、自傷的頻率，並學習更積極的方式來釋放負性情緒。

應該說，辯證行為療法確實意義重大。首先，它對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療效確切，尤其是對自殘和自殺行為效果顯著。而且，它的出現給臨床和大眾帶來了希望：原來人格障礙並非不可矯治，我們完全不需要這麼悲觀！

它還有兩個明顯的優點：第一，它特別強調患者康復中的心理社會因素和社會支援系統，認為必須進行家庭治療，促進患者父母的改變，改善家庭關係和親子關係；

第二，它注重於解決青少年在現實中遇到的困難，緩解他們的痛苦，打破惡性迴圈。當有些問題得到改善後，孩子的心理、行為就更容易進入良性迴圈，症狀改善，甚至逐漸恢復心身健康。

因此，佈雷斯·阿圭勒教授認為，辯證行為療法已經成為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一線療法。事實上，對於很多常見的精神心理障礙或精神心理問題，這種方法都能起到作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多多學習、瞭解。

03、

不過，從我們多學科診療模式（MDT）的角度，尤其是結合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TPMIH）的臨床實踐來看，辯證認知療法仍難以觸及症狀背後的根源。

上面提及，曉傑符合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診斷標準。我們透過系統化深度心理干預發現，其種種症狀的根源也是病理性記憶，尤其是來自於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的、疊加性的心理創傷。

比如，他為什麼非常害怕被同伴、女友拋棄，還為此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行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父母對其一直採取粗暴的教育方式，他無法與父母建立親密的關係。而且，父母也沒有引導他樹立積極的三觀、學會正確的人際交往技巧，所以他在學校裡容易被同學孤立。

但人是社會型動物，尤其是有壓抑、焦慮等負性情緒時，特別需要來自同類的陪伴和慰藉。父母無法給予曉傑這方面的心理滿足，他自然就非常渴望來自於朋友、女友的親密關係，特別恐懼被拋棄。

而其它症狀如難以控制憤怒情緒、感到空虛無聊、“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透過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發現，這些問題的背後也是疊加性的心理創傷；當創傷得以修復後，他的症狀明顯有所緩解甚至消失。

所以，我們初步認為，所謂的“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主要根源也是病理性記憶，尤其是疊加性的心理創傷。

當我們利用深度催眠找到患者內隱記憶層面裡的心理創傷，再告訴他們父母時，父母往往會非常震驚！因為這些事件大多發生在孩子兒童、甚至幼兒、嬰兒時期，父母根本沒有想過這些事對孩子造成了心理創傷。

在巨大的心理衝擊和觸動下，這些父母會更加容易理解孩子的疾病和問題，更加有針對性地加強自我反省、改變和提升。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們的系統化深度心理干預能更快地達到辯證行為療法的效果，而且更深入、更精準化。

而且，我個人認為對18歲以下的患者診斷人格障礙仍然需要慎之又慎！

人格障礙患者有3個典型的特徵：嚴重缺乏同理心、嚴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行為明顯超出社會規範。所以對於這類患者進行心理治療或心理干預往往起效甚微，因為他們沒有自我反省能力，認為全都是別人的錯，自己不需要改變。

但曉傑明顯不是如此。佈雷斯·阿圭勒教授書中的青少年患者也不是如此。他們情緒穩定時，仍具備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可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而對於他們認可的人，比如同伴、情侶，他們也具備同理心，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照顧對方的感受。

而且，目前國內外對於人格障礙的有效臨床治療還沒普及，在絕大部分大眾和心理衛生從業人員眼裡，人格障礙仍是一個非常嚴重、幾乎等同於“不治之症”的疾病。所以對於青少年並不適合下此類診斷。

關於“青少年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更多細節和應對方法，後續我們再專門撰文展開分析。

04、

最後，曉茜、曉傑這姐弟倆的嚴重精神心理障礙能得以緩解、甚至康復，他們必須感謝媽媽。

確實，他們的媽媽以往對一對兒女造成過不少心理創傷，但當意識到孩子患病後，她當機立斷，決定讓孩子接受高效化的心理干預。

而且在這過程中她付出了很多心血，一方面要跟曉茜、曉傑鬥智鬥勇，引導他們積極接受心理干預；一方面又要及時向丈夫反饋孩子的情況，極力爭取丈夫支援和配合。丈夫、家人對她有過不解、甚至責備，她都承受下來了。在我們不具備住院部的情況下，她為了兒子毅然克服困難，創造了強制隔離的條件。

還有，因為曉茜、曉傑的心理干預都進行得不算非常徹底；尤其是曉傑，有很多症狀還沒涉及。所以他們回去之後還是冒出了不少問題，有過情緒波動，但媽媽的改變很大，懂得與他們共情、積極傾聽，積極引導他們調整心態。

現在，曉傑、曉茜與媽媽的親子關係很好，這極大地降低了後續再出現嚴重精神心理問題的風險。

所以，這姐弟倆的康復過程再次印證了我們總結的規律：當孩子罹患了精神心理障礙，父母之中至少要有一個人及時加強自我反省、改變和提升，爭取成為有智慧的家長。

這不但可以加快孩子的康復，甚至可能超過精神科藥物的療效，令孩子比患病前更加優秀、理性和成熟！

而臨床經驗告訴我們，擔當起這個角色的往往是母親。曉傑、曉茜的媽媽就是我們接觸過的、最有智慧的患者母親之一。

希望廣大患者父母能從這幾天的文章中得到深刻的啟發，不斷加強自我反省、改變和提升，積極學習科學的精神心理知識，為了孩子，成為更有智慧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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