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陳行甲。

陳行甲，那位著名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委書記。

工作幹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主動辭職下海，投身公益事業，現任深圳市恆暉兒童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他的文章，講的是，他如何闖過了抑鬱症的黑暗隧道！

一個人患上抑鬱症，是很可怕的事情，然而，有了妻子的陪伴，可怕的事情，也變得不再可怕！

陳行甲：妻子陪我共同闖過了抑鬱症的黑暗隧道

褚朝新說事

編者薦語：

在新出版的《在峽江的轉彎處》一書中，陳行甲自曝曾患嚴重的抑鬱症，是他的妻子陪他一起走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二湘的七維空間

理性思考，感性文字

我和霞在20多年的婚姻生活裡，有太多的溫暖記憶。幾十年裡我們別說動手，吵嘴的次數都屈指可數。一般的模式是，當霞有點著急上火在搶白我的時候，我就知趣地退縮，由她抱怨發洩幾句算了，哪怕她偶爾有那麼一丁點兒不講道理時我也會在她氣頭上讓著她。但是，我是一個非常善於秋後算賬的人，我會在事情完全過去，霞的心情大好之際，選一個月明風清或燭光搖曳的場合跟她開思想會，把她最近曾有過的些許不講道理之處拎出來，跟她擺事實講道理，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跟她分析，直到把她說服為止，有一次居然在深夜裡說得霞抱著我哭說我錯了，再不敢隨便發脾氣了。後來，霞漸漸地怕了我跟她講道理，有時候會在我剛擺好陣勢準備算賬的時候就認錯告饒。

我們也有一些難以忘懷的苦澀。我們倆共同經歷的人生至暗時刻是在2012年6月到7月。那是我跨地區調到巴東任縣委書記的八個月後，當時工作中面對的混亂局面給了我巨大壓力，以縣長為代表的一部分本地重要官員表面上支援我的工作，其實在暗中使絆子，招數又陰損又高明，讓我這個外來者有苦還難言，他們在州里的大領導後臺盤根錯節的勢力，讓他們有恃無恐。

從2012年4月起，我開始連續失眠，但是白天的繁重工作必須要硬撐，夜晚睡覺只能靠安眠藥維持。忌憚於縣委書記的特殊身份，我在縣內不敢聲張，又怕遠在幾百公里之外的霞擔心，也不敢跟她說。我逐漸變得著急，可是越急情況越是糟糕，關鍵是那時由於我對精神心理健康的無知讓我諱疾忌醫，總是自責自己為什麼這麼不堅強，這麼不堪大任，對不起黨組織和巴東百姓，於是咬著牙堅持強行硬撐。

陳行甲 圖片由作者提供

終於，捱到了2012年6月，我開始晚上吃了安眠藥也難以入睡了，白天越發神情恍惚，自己都能感覺到精神越來越難以集中。飯量一天天減少，身體一天天消瘦，自己明顯感覺到褲腰在變大，連鞋子都在變大，又不敢上體重秤，怕看那個數字。那一天我眼睜睜地在床上翻來覆去熬到天快亮了，慢慢迷糊了一會兒，我夢見自己被關在一個狹窄的四面像是毛玻璃的房子裡，房子狹窄到幾乎只能容納一個人，這時我聽見外面傳來清晰的敲門的聲音，接著是我去世多年的母親的聲音：“甲兒，出來；甲兒聽話，出來……”母親的聲音清清楚楚的，喊的是我童年時的乳名。我一下子驚醒，渾身大汗淋漓，躺在床上幾乎不能動彈。我摸到枕邊的手機，撥通了霞的電話，跟霞說我病了。

霞萬分著急地問我怎麼了，我幾乎沒有力氣回答她，霞說行甲別怕，你現在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馬上回家。

司機把我送到宜昌家裡的時候，霞在樓下等著接我。霞見到我的樣子沒有慌張，我那時已經瀕臨崩潰。霞的第一句話是跟我說行甲你辛苦了，你太累了，你不要怕，你這是病了，到家就好了，你現在一切聽我的啊。然後霞佈置我的第一件事，是要我和她一起給州委肖旭明書記打電話，報告我生病了，需要請假住院。然後霞馬上著手聯絡醫院，跟她單位領導請假，安排正在上高一的兒子的生活。我那時尚有自救意識，於是提出要單位司機先送我去省人民醫院精神科住院，霞安排好兒子隨後過來。

當我趕到省人民醫院時，掛了號，跟醫生說自己的病情，大概還沒說到3分鐘，那個醫生皺著眉頭斜眯著眼睛看著我，說你不用說了，你這種我見得多了，我給你開個住院手續你先住院吧。我當時徹底崩潰了，是那種絕望的崩潰感，透過這醫生的眼神，我已經知道他絕對不可能治好我的病了。我滿懷絕望地給霞打電話，霞堅定地說，行甲聽我的，馬上換醫院，我已經詳細諮詢過了，有一家很專業靠譜的醫院，是解放軍的精神衛生中心，在江蘇，我們馬上去那裡。

我和司機沒有等，直接去了江蘇。當我深夜趕到醫院住下的時候，我撥通霞的電話告訴她我住下了，霞說好的，行甲你別怕，我這就去江邊給媽媽燒紙，明天最早一班飛機我就飛到你身邊來了。

放下霞的電話，我號啕大哭，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這麼痛快地哭了。後來醫生說，霞雖然從來沒學過心理學，但是她在我生病後最關鍵的時候每一步都是對的，特別是在我筋疲力盡接近完全崩潰的時候，她提到媽媽，可以說是在懸崖邊挽救了我，因為那個要命的時刻我在精神上已經氣若游絲，媽媽是我精神上的一根稻草，霞在借天堂裡婆婆的力量營救她的丈夫。

第二天不到中午，霞已經來到我的身邊。霞瘦弱的身體裡那一刻展現出強大的力量，她是那麼平靜，她微笑著看我的樣子滿是堅強，我就那麼乖乖地接受霞對我的一切安排，我把手機交給霞，她讓我聽醫生的話我就聽醫生的話，讓我打針我就打針，讓我吃了藥睡覺我就吃了藥睡覺。

當我住了4天醫院以後，仍然有明顯心神不定的焦慮感，那天我開始懷疑這個醫院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嚷著要出院，霞很堅定地跟我說行甲咱們不能急，你自己可能沒感覺到，但是我從旁邊看你每天都在進步，我陪著你，你住多久我陪多久，咱們安安心心的好不好。

精神衛生中心住院需要封閉管理，病人不能隨便進出，霞就挽著我的手在醫院的走廊上散步。我們走過來又走過去，霞說這麼挽著你這會兒終於不怕你走快了，當年上大學出去跟你散步總覺得你腿長走得快，跟得好吃力。霞讓我小聲地唱歌給她聽，我也就小聲地給她唱《閃亮的日子》。

第二天霞又跟主治醫生申請，她簽字擔保帶著我出去逛附近的公園，霞一路挽著我，小鳥依人。第三天，我非常準確地記得就是第三天，我一早起來覺得自己的心定下來了。我馬上喊霞，說我的心定下來了！那一次在醫院總共住了17天，從瀕臨崩潰到逆轉，再到恢復到可以出院的狀態，霞陪伴著我這期間的每一分鐘。

出院後醫生叮囑我堅持吃一段時間的藥，這種藥叫帕羅西汀，是一種抑鬱患者需要長期服用的藥物。我一度有點急於早點扔掉藥物，這時差點再度陷入負迴圈，我後來才知道對於患過精神疾病的人來說，一個鐵律是越想扔掉藥物越是扔不掉。這時霞再度站出來充當了力挽狂瀾的角色，她給我配了藥盒，放在我的包裡，要求我像吃飯一樣把吃藥當成必須完成的事，她說一定要相信醫生說的那句話，這種藥一定要吃到有一天你忘記它為止。霞說生活中有太多太多人必須終身服藥，像高血壓，像糖尿病，都要服藥到生命中最後一天，他們都能做到，咱們為什麼做不到呢？

我後來聽從霞的安排完全接受了吃藥這件事，當感覺很好很穩定的時候，就在諮詢主治醫生的意見之後切成半顆半顆地吃，過了一段時間，仍然覺得很好很平穩，就切成四分之一顆吃，總之不停。

一年多之後，我開始出現偶爾因為工作忙忘記了吃藥的現象，於是我欣喜地給主治醫生打電話，說我終於忘記吃藥了呢，醫生笑著說可是你這會兒又想起來了呀，我恍然大悟地笑了，說我知道了。

於是，我又開始吃藥，即使偶爾忙起來忘記了吃藥，第二天想起來了我還會把頭一天忘記的給補吃回來。

就這樣又過了將近一年，一次我又吃空了藥盒，夜晚在燈光下拿出新的一板藥，一顆顆摳出來準備用小刀切成四分之一，這時，望著眼前的藥和小刀，我笑了，發自內心地笑了。我終於明白了出院時我問醫生“一段時間”到底是多長，我到底要吃多長時間的藥的時候，醫生說過的那句話“不要急，事實上當你真的不用吃藥了的時候，你自己是知道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終於不用吃藥了。但是，我還是慢慢地把那一板藥一顆一顆切分完，裝進了包裡，雖然我不用吃它了。

作者和妻子合影 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次共同闖過黑暗隧道的經歷，讓我和霞的生命更緊密地連在一起。但是這次生病也帶給我們倆生活模式的一個變革契機，就是在這之前從來都是我讓著霞，我生病那兩年霞開始凡事讓著我了，以至於我在完全好了之後仍然很享受霞凡事讓著我、仰我鼻息的那種感覺。

霞有一次說我們倆像是韓劇《愛情是什麼》裡的那對夫妻，結婚幾十年，開始是老婆脾氣差，老公脾氣好，結果過著過著老婆脾氣慢慢越變越好，老公則脾氣越來越差，霞提醒我千萬別學那個老公啊。這話我可聽不進去，就好比一個已經醒過來的人，因為享受旁人伺候著自己睡覺的感覺是多麼舒服，而不願意醒來假裝還在睡，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對霞偶爾頤指氣使。

一直到2019年底，一次在關於我創立的恆暉基金會發展理念爭論時，霞指出我是在急於求成，這樣要不得，我又一次惱羞成怒地吼了霞。這一次，已經忍受了幾年的霞寸步不讓紅顏一怒跟我硬槓，結局是我很快慫了。不光是這一次慫了，霞學著過去的我開始秋後算賬反攻倒算，歷數這幾年我跟她發過的幾次脾氣，順勢跟我明確提出從此收回我的亂髮脾氣權。

眼看著裝睡敗露了，我也只能沒脾氣地乖乖答應交回權利。

本文節選自陳行甲新書《在峽江的轉彎處》，噹噹，京東全面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