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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是個正常人,但是陰差陽錯的進了精神病醫院,如何向心理醫生證明你是正常人?一個有趣的心理學小實驗差點讓一個時代心理學家們的努力一蹶不振。心理學家如何把精神病科醫生耍得團團轉,以惡作劇的方式揭示一個嚴肅的事實?看看“假精神病人實驗”就明白了。

在心理學領域,有一種現象被稱為“貼標籤效應”,也叫做“暗示效應”。所謂貼標籤效應具體是指,當一個人被某個詞語、名稱貼上標籤時,他就會自動進行自我印象管理,從而使自己的言行與所貼的標籤相一致。就像有人被貼上了慈善家的標籤,從此便越發高調地做慈善,各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訊息層出不窮一樣。

心理學家認為,貼標籤效應之所以會起作用,主要是因為標籤具有定性導向的作用,這個標籤會對當事人的個性意識和自我認同產生巨大的影響。當然,這種導向是中性的,可能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也有可能會朝著壞的方向發展。當一個人被貼上某種標籤後,往往會朝著標籤所暗示的方向發展。除了會對當事人產生影響外,還會讓周圍的人以標籤的定義去看待當事人。比如一個人被貼上了“精神病人”的標籤,那麼不管這個人多麼正常,也會被看成精神病人,即使是最專業的精神病科醫生和護士也不例外。

這不是假設,而是一項著名心理實驗所得出的結論。這個假病人的實驗與其說是一項心理實驗,倒不如說是一場惡作劇,導演就是著名心理學家戴維·羅森漢。當然,羅森漢之所以選擇做這個實驗並不是為了搞什麼惡作劇,而是受到了當時一種社會現象的啟發。

1972年,美國在對越作戰過程中深陷戰爭泥潭,開始在國內進行大量徵兵。許多年輕人為了逃避參軍入伍,捲入戰爭的厄運。就開始各種裝病,其中就有以患有精神病為藉口逃避徵兵。羅森漢身邊的許多朋友也是這樣。這讓羅森漢不禁懷疑,偽裝成精神病並不困難,那麼究竟有多容易呢?羅森漢決定做一個實驗看看。

羅森漢一共招募了8名被試,其中還包括他自己。這8名被試由3名女性和5名男性組成。其中包括1名大學的研究生、1名兒科醫生、1名畫家、1名家庭主婦、1名精神病學家以及3名心理學家。在這3名心理學家中,除了羅森漢自己以外,還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馬丁·塞裡格曼,也就是著名的習得性無助實驗的實施者。

但是,讓塞裡格曼沒有想到的是,假扮精神病人是一件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塞裡格曼和所有被試都需要在參加實驗的前五天就開始練習,他們需要不洗澡,不刷牙,蓬頭垢面地去精神病院。其次,他們還需要進行一項練習,這項練習十分重要,關係到被試的身心健康,那就是學會怎樣不吃精神病院護士給的治療精神病的藥物,而且要不被發現。被試首先需要把藥物藏到舌頭下面,然後趁著護士不注意的時候,把藥物吐到馬桶裡並沖走。當時的塞裡格曼還很年輕,所以假扮精神病人時十分緊張,有時候會不小心真的把藥物吃到肚子裡。不過幸運的是,這種藥物的副作用不大,否則塞裡格曼後來也不會做出著名的習得性無助實驗了。

之後,這八個人出現在不同的精神病醫院內,告訴精神病醫生自己有嚴重的幻聽。除此之外,這八個人的言語和行為都表現得很正常,而且他們除了對自己的姓名和職業保密外,其他所有事項都會如實向醫生陳述。

於是,這八個人被理所當然地送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他們在精神病院中所有言行都表現得和正常人一樣,而且之前假裝的幻聽也沒有再出現過。總之,他們沒有任何精神病理學上的症狀,完全屬於正常人。八個被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出去,按照要求,他們只有到醫生認為他們精神正常的時候才可以出院。而且在此期間,他們需要做筆記,把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當然,這八個被試也會得到醫生給的專門治療精神病的藥,但都被被試偷偷扔進廁所沖走了。

令人驚訝的是,八個被試一個也沒有被放出精神病院。即使他們的表現十分正常,依然沒有一個醫護人員提出異議,醫護人員認定這八個人就是精神病人。之所以會這麼認為,是因為精神病院中的所有患者都被貼上了“精神病”這個標籤,自然會往精神病人的方向去看待他們的行為。

後來,這八個人向醫護人員提出出院的請求,並告訴醫護人員,他們是正常人,來這裡不過是配合一位心理學家的實驗而已,現在實驗已經結束了,他們應該回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中。正是因為這一請求,讓醫護人員認為這些精神病人的“妄想症”更加嚴重了。由於這八個人的情況從來沒有見到過,醫護人員專門發明了一些精神病理學上的新術語,用來描述假病人的病情,例如把假病人與他人之間的交流命名為交談行為;認為假病人做筆記的行為是精神病病情的新發展,並命名為做筆記。其實,八名被試在早期做筆記的時候還會隱藏,但是後來他們發現根本無需隱藏,因為醫護人員會認為這也是一種精神不正常的表現,甚至還會專門記錄在案。結果,這八個假病人引起了精神病院的重視,每天都會有醫護人員專門記錄這八個假病人的具體行為,也就是病情記錄。

在精神病院的日子讓羅森漢感到格外苦惱,由於醫生的堅持,羅森漢都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患有精神類疾病了。所幸的是,就在這時羅森漢突然被告知,他可以出院了。

出院後的羅森漢立即恢復了實驗之前的活力,他開始和散佈在各地的被試聯絡,結果發現所有被試都成功進入精神病院。包括羅森漢自己在內,其中有七名被試被精神病科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而那個唯一倖免的被試,則有趣的被精神病科醫生診斷為患有狂躁抑鬱型精神病。經統計,八名被試平均住院治療時間為19天,時間最長的為52天,最短的時間為7天。

羅森漢博士驚奇地從被試的筆記中發現,在精神病院裡,病人與醫務人員之間的交流非常少,交流的方式往往也很古怪,被試表示自己無法理解這種交流方式。甚至可以說,精神病人與醫護人員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的交流。

羅森漢還發現在精神治療中,精神病院往往會濫用精神類藥物。據被試的記錄,住院期間精神病院一共發給八個被試2100片藥物。要知道,精神類藥物吃多了肯定會對身體產生非常大的副作用。而且被試還發現,就連精神病院中的真病人也會偷偷把藥片扔到廁所中用水沖走。

甚至有的女護士會當著男性精神病人的面換衣服。根據被試的觀察,這並不是女護士在故意挑逗男性精神病人,而是因為在這些女護士的眼中,精神病人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自然不能當作人來對待。

後來,羅森漢把這項實驗及其結果寫成一份研究報告,發表在赫赫有名的《科學》雜誌上,論文的名字就叫做《精神病房裡的正常人》。

在這篇論文裡,羅森漢尖銳地指出,在精神病院這樣的環境中,精神病科醫生並不能把正常人與精神病人真正區分開來。因為過於強大的外在環境,會讓醫生在看待精神病患者的時候帶著頑固而強大的心理定勢,進而會忽略精神病患者的個體性。一旦一個人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這裡的醫生通常都會依據病人之前的診斷結果而給病人貼上一個標籤,例如“精神分裂症”、“抑鬱症”的標籤等。然後,醫務人員的一切言行與安排都會圍繞著這個標籤進行。這都是因為偏見與環境對人類行為產生了誤導作用。因為一旦被貼上某種標籤之後,就沒有人再去懷疑這是否是誤診。

羅森漢的研究除了可以提醒精神病醫生在確診過程中要格外小心以外,還使人們認識到給一個人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籤是多麼危險。羅森漢這篇論文的發表直接導致了精神病院病人數量的下降。當然,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不單單是因為羅森漢的研究,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抗精神病藥物的發明與廣泛應用,這種藥物可以減輕許多患者的症狀,從而使許多患有輕微精神疾病的患者可以生活在一個相對正常的環境中,有利於精神恢復健康。

羅森漢的這篇論文一經發表,立刻在精神病學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猶如炸彈一樣,精神病學的科學性受到了嚴峻挑戰。羅森漢與精神衛生界也因此結下了樑子。

一家研究機構的附屬精神病院在得知羅森漢的這個實驗之後,立刻向羅森漢宣戰:“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任由羅森漢派來假病人,我們醫院可以非常準確地分辨出來。”而羅森漢也樂於接受這個挑戰,他提前通知這家精神病院的醫生:“接下來三個月內,會有一個或多個假病人到你們的醫院就診。”

三個月很快過去了,這家精神病院的醫生從前來就診的病人當中找出了193名假病人。其中,有41名病人被至少一個精神病醫生確定為假病人;23名病人被至少一個精神病專家懷疑是假病人;19名病人被一個精神病專家和一個精神病醫生確認為假病人。結果,羅森漢狡猾地宣佈,在這三個月內,他從未派出一個假病人去醫院。

這個實驗結果說明,當精神病醫生改變對前來就診的患者的看法之後,那麼診斷一個人是正常還是異常則可能出現反轉的結果。同時還說明,在任何一種精神疾病的診斷過程中,本身就很容易出現錯誤,很難得出一個讓人信服的診斷結果。在羅森漢發表《精神病房裡的正常人》兩年後,一部與此相關的電影出現了,名字叫做《飛越瘋人院》,主要講述了一個人為了逃避監獄裡的強制勞動,而偽裝成精神病人併成功被送進了精神病院,這部電影還獲得了奧斯卡獎。

《飛越瘋人院》·劇照

之後羅森漢在1973年到1975年期間,在12家精神病院重複了這項實驗,並且得到了相似的結果。除了羅森漢本人之外,許多心理學家的實驗與研究也得出了與羅森漢相同的結論。這充分說明,儘管精神病醫生有一套十分嚴格的診斷程式來區分“正常”與“病態”,他們也一直在改進自己的診斷方式,但是不論怎樣,診斷精神疾病無法像診斷心臟病等生理疾病一樣,透過客觀的指標來確診。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精神病科醫生斯皮策不得不承認,羅森漢的實驗一度讓精神病學一蹶不振。但是同時也促使精神病學界在診斷過程中,引入更為確切的病理學證據,並且還制定出了更加量化的診斷標準。

不過,斯皮策依然對羅森漢的研究提出了質疑,並且認為雖然羅森漢所採用的方式表明精神病學界所使用的心理診斷系統是無效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也就是說,羅森漢的研究並不能說明精神病診斷系統有問題,畢竟羅森漢所派出的假病人在自述上就存在問題。一個人想要透過說謊來進入精神病院實際上並不困難,因為醫生在對其做診斷並且准許其入院接受治療的時候,是建立在病人陳述的口頭報告的基礎上。對於精神病醫生而言,他們不是為了測謊,而是為患者進行治療,而且哪個精神病醫生會想到居然會有人花費心思,使用欺騙的手段進入精神病院?另外,就算是一個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也不會時時刻刻都處於精神疾病的狀態,有時候也會表現得和正常人一樣。總而言之,斯皮策認為,羅森漢的研究不能說明精神病學界的診斷系統無能。

不過,精神病院的醫務人員對精神病患者存在著歧視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最新研究發現,如果一個人被貼上了精神病的診斷標籤後,除了本人會感到羞辱以外,還會感受到來自許多人的歧視。在這項調查研究中,一共有1300多名精神病人參與了調查,他們均表示在被確診為精神病的時候,都會經歷侮辱與歧視。這種侮辱來自各方面,例如親人、朋友、同事和其他普通大眾,甚至還會被從事精神病治療的專業人員所歧視。而且大多數被調查的精神病人還表示,他們都會隱藏自己的疾病,以免被其他人發現從而給自己帶來不利的影響。總而言之,被診斷為精神病是一種十分沮喪、痛苦、憤怒和傷自尊的體驗。

羅森漢的實驗研究表明了貼標籤效應所具有的強大導向作用。其實,這種貼標籤效應在現實生活中十分常見,心理學家克勞特還對貼標籤效應進行了科學的實驗研究。

1973年,克勞特進行了如下實驗。克勞特要求被試為慈善事業做出金錢方面的貢獻,然後根據被試是否做出捐獻,而貼上“慈善的”或“不慈善的”標籤(事實上,被試被貼上某種標籤是隨機的)。當然,還有一些被試作為控制組存在,沒有用貼標籤的方式。後來,克勞特再次要求被試對慈善事業做出捐獻。這個時候,貼標籤開始顯示出影響力。那些在第一次捐獻中被貼上“慈善的”被試比那些沒有貼標籤的人要捐得多。而在第一次捐獻中被貼上“不慈善的”被試則比那些沒有貼標籤的人捐得少。

好標籤與壞標籤

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我們被貼上了好的標籤,那麼就要促進自己朝著標籤的方向發展。如果標籤是消極的,那麼我們要儘量避免自己被影響。貼標籤效應在教育上顯得尤為重要。父母和老師在對孩子進行教育的時候,一定要避免給孩子貼上不良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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