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露絲本尼迪克特(Benedict)對文化的看法也與她的老師博厄斯一致，即所有不能歸為自然環境的都可被稱作文化，人類的心理和行為自然也作為文化的一種成為她的研究對象之一。身為一名治學嚴謹的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文學家，本尼迪克特十分重視對文化特性的整體化研究。她反對文化單一論，將文化視作具有不同價值體系的整合體一一是各具特色的內部模型的總和，且不一定為其他社會所有(Benedict,1988)。

(1) 文化整合論

文化整合思想是本尼迪克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觀點，亦是其文化分析理論的主腦性思想。在本尼迪克特看來，只有將文化看作整體，才能理解文化所表現出的特殊性質。文化整合的唯一路徑是選擇：文化特質經由人類的不斷選擇得以被改造及修正；無用特質被捨棄，有效特質被接納吸收，以重新建立一個全新的文化整體。一個國家的文化整合能力代表著其民族的生命力，民眾依據所屬文化的主觀標準，通過這一創造性的力量來對文化特質進行前瞻性的選擇。不同文化特質不斷衝突與整合，最終導致了多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2) “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於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PatternsofCulture)一書被稱為20世紀第二季最偉大的著作之一。本尼迪特克在書中深度概括了她的文化整合思想，主張在進行文化研究時，要將文化視為一種流動的整體化結構，而不能僅關注個別的文化特質，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正在於此。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本尼迪克特在祖尼、多布及克瓦基特爾三個原始部落開展了長期的田野調查。其中，祖尼文化重視禮儀，繁複的儀式充斥著部落的日常。

祖尼人對生死具有一種神奇的平和態度，他們認為“生且時時在即，死亦時時在即，死並非生之否定"(Benedict,1988),體現出一種天人合一的深邃哲學觀點。這裡的文化表現出順從、中庸、節制的特點，即便是愉悅也都極為拘謹(Benedict,1988)。與此相反，多布人的文化更多表現出“妒忌、懷疑以及所有權的強烈排他性”(Benedict,1988),部落的整體生活呈現岀激烈的競爭特質，為了獲取更多利益，人們不惜傷害其他居民(Benedict,1988)。

普韋布洛人則因為對金錢非比尋常的興趣，十分擅於利用財富和地位對外展現優越感，甚至於當地的經濟體系都在為充分展現優越感這一意願而服務。這種莫名的優越感表現在普韋布洛人的生活各處，譬如他們在重要場合吟唱的讚美詩就充滿了毫無理由的自我迷戀和對敵人的嘲弄及諷刺(Benedict.1988)。

本尼迪克特將祖尼人、多布人和普韋布洛人所表現岀的文化模式分別歸類為遵循秩序的阿波羅型(Apollonian),殘忍善妒的妄想狂性，以及愛好幻想的狄奧尼斯型(Dionysian)o她認為正是各部落間迥異的文化導致了其成員對生活的不同態度——人們從誕生之日開始即受到文化風俗的影響，當其能開口說話之時，已成為其所屬文化的造物(Benedict,1988)O本尼迪克特提出，若一個人的性格與其所屬文化的風格相一致，那這個人無疑是幸運的。一個與自身文化相悖的人通常被視為“異常者”，但這種異常也是相對的，或許在另外一種文化環境中又會被視作正常現象。因此，個人化的差異應該被鼓勵，那些社會行為有稍許偏離的越軌者理因得到寬容。

(3) “菊與刀”

在本尼迪克特又一力作《菊與刀》中，她釆用新精神分析法探討了日本人的社會基礎、人際關係、人格形成等內容，其真實細膩程度讓許多日本本地學者驚歎，祖文江孝男(1987)就讚歎道，本尼迪克特雖然從未親臨日本，卻似乎比日本的原住民更瞭解自身的人格特點。

在《菊與刀》中，本尼迪克特將等級制度觀念視為日本的社會基礎。並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作為對日本人基本心理狀態的解讀(Benedict1990)o在日本人所渴望建立的秩序井然的理想化世界中，等級制度是最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Benedict,1987)。這一深入骨髓的等級觀點來源於日本家庭生活內部。在日本的傳統家庭中，輩分、年齡甚至於性別都可以形成權威，外部表現為妻子對丈夫、孩子對父母幾近無條件的順從。這一等級制度延續了數個世紀，不可不畏根深蒂固。

日本人在家庭治理之外，亦將其應用到世界秩序的管理之中。在軍隊、政府，甚至於國際交往中，日本人也展現出嚴苛的等級制度，通過確定自身在世界等級中的“適當位置”來建立對極致秩序的追求。

等級制度的另一突出表現就是日本人對從屬關係二等極致追求，而維持從屬關係的關鍵就是日本人的“報恩”理念。日本人對報恩懷有相當複雜的情感，他們往往無法欣然接受一段自然產生的恩情，而是以“受辱”和“感激”的雙重情感來被動面對這段經歷(Benedict1990:Boigeretal.?2013)o在榮譽感和自尊心的雙重影響下，日本人必須對他人賦予的恩情給予同等回報，以此實現自身價值觀的圓滿(Benedict,1990)。

在針對日本人性格的研究中，本尼迪克特發現“恥感文化”足以概括日本人的絕大多數行為模式(劉毅，關丹，2001)。恥感文化來源於個體自身的內部標準，是一種被持續強化的情緒宣洩。處於恥感文化下的個體對社會評價極度敏感，且無法通過消除罪惡行為(懺悔或具體的贖罪行為)實現人生的解脫，反而會陷入無邊無際的懊悔情緒之中(Benedict,1990),這無疑導致了日本自殺現象的盛行。

本尼迪克特將“菊”和“刀”視為對日本人矛盾性格的註解。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徵，代表著日本人對等級制度的極端迷戀；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徵，代表日本人隱藏在溫和表象下的暴戾性格。在本尼迪克特看來，日本人擁有極其矛盾的人格，在他們彬彬有禮的外表下可能埋藏著倨傲的自我；善變的性格中又隱含著內在的頑固不化；表面的順從與馴服是為了遮掩內心的堅韌；雖然保守卻又十分願意嘗試新的生活方式，這些矛盾點讓日本人看起來神秘又富有魅力(Benedict,1990)。

受限於當時的客觀因素，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的創作過程中無法進行實地考察，而是通過釆訪日裔美華人、觀看日本影片與戲劇、閱讀相關文學作品來收集資料來構建日本文化的深層結構(和少英，姚偉，2012)。因為本尼迪克特本人對心理學的興趣，《菊與刀》也同時呈現出以個人心理和行為研究預測社會文化發展的新取向(遊國龍，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