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12 月 8 日，諾貝爾頒獎典禮如期在斯德哥爾摩舉行。

一個月前，馬丁・查菲、錢永健與下村脩因為在綠色熒光蛋白（GFP）的開創性研究，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作為麵包車司機，普瑞舍是幸運的，因為他有幸出席彙集了全世界最優秀大腦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三位獲獎人也無一例外都表達了對普瑞舍的感謝。

但作為一個前生物學家，綠色熒光蛋白的獲獎，足以讓普瑞舍成為最倒黴的一名學者。

向光而行

2007 年，美國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的豐田專賣店裡迎來了一位新的員工。他的工作，是每天接送不同的人穿梭在這個小鎮，幫助他的僱主更好的賣車。

普瑞舍的乘客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時薪 8・5 美金司機的研究成果，會在一年後獲得科學界最耀眼的獎項。

1979 年，年僅 28 歲的普瑞舍獲得了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初出茅廬的普瑞舍滿懷壯志，決心在學術界闖出一片天。

機緣巧合之下，普瑞舍來到了喬治亞大學，作為博士後開始了水母素的研究。

水母素是一種生物發光蛋白，水母透過這種蛋白能呈現出夢幻般的藍色。它的發現可以追溯到 1962 年。

那一年，下村脩首次從水母的發光環中分離出兩種能夠發光的蛋白質，其中一種就是水母素。

當時的生物學研究方法非常有限，生物學家們甚至無法知道基因的具體序列。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下村脩發現水母素的十多年後，關於水母素的研究並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這個領域也淪為一個非常小眾的領域。

普瑞舍的出現，讓水母素的研究出現了轉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生物學界，生物學家們已經可以透過多種方法知道 DNA 的序列，而普瑞舍到達喬治亞大學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對不同的水母素進行測序，這讓他與生物界的光結下了不解之緣。

經過多年的努力，他成功了獲得了 5 種水母素的序列。在這篇論文發表的 1987，普瑞舍靈光一閃，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克隆 GFP

20 多年前，下村脩不僅發現了水母素，還發現了與水母素協同作用的綠色熒光蛋白（GFP）。水母素在鈣離子的啟用下會發出藍光，而這個藍光能夠啟用 GFP，使後者發出綠色的熒光。

研究水母素多年的普瑞舍認為，綠色熒光蛋白被藍光啟用的特性，使得它會使一個絕妙的追蹤分子。如果能把綠色熒光蛋白和其他蛋白結合起來，生物學家就能有效的追蹤他們感興趣的蛋白在生物體內的位置。

普瑞舍離開喬治亞大學後來到了位於美國麻省的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開始為他的終身職位奮鬥。而使用 GFP 標記蛋白這個天馬星空的想法，也成為了他最重要的課題。

但不幸的事，普瑞舍的本子沒有獲得美國最大資助機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青睞，評審人員認為他的理論太過超前，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就算實現，也沒有太大的價值。

最後，普瑞舍只能退而求其次，申請了美國癌症協會的資助額僅為 20 萬美元的基金。這個為期 2 年的小基金，只足夠支援 GFP 的克隆工作。

儘管經費有限，普瑞舍還是出色的完成 GFP 的克隆工作，相關工作 1992 年得以發表。但論文發表後，普瑞舍還是沒有申請任何基金來進行後續 GFP 應用的研究。

也許是得知自己申請終身職位無望，也許是單純的樂於助人。當馬丁・查菲與錢永健，以及其他實驗室發來郵件向他討要 GFP 克隆時，普瑞舍絲毫沒有猶豫地寄出了一份又一份的質粒。

然後，他離開了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

照亮生物學界的光

馬丁・查菲與錢永健在獲得了 GFP 克隆之後，GFP 的應用開始騰飛，並在短短十多年內成為了生物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GFP 照亮了生命科學。

但與 GFP 的應用一路高歌猛進截然不同的，是普瑞舍的命運。

離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後，命運女神再也沒有眷顧過這位曾經與光為伍的生物學家，他的工作也永遠和「生物光」斷開了聯絡。

普瑞舍先後為美國農業部植物保護中心進行了一些遺傳學的分析工作，雖然又被調往馬里蘭州進行植物相關的研究。

好景不長，普瑞舍新研究所所在地的就業市場很快惡化，他又不得不前往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為一家 NASA 的供應商公司工作，工作內容是研發監控艙內環境與宇航員身體狀況的晶片。

為 NASA 做研發的這份工作，讓普瑞舍找回了實驗室的感覺，普瑞舍也真的享受這份工作。但壞運氣從未離開，NASA 突然取消了該部分研發的預算，普瑞舍失業了。

此時的普瑞舍已經 50 多歲，他無法再像年輕時那樣頻繁更換工作地點。他需要供兩個孩子上大學，每個月要交 750 美金的家庭醫療保險。

如何吃飽飯，成為這位曾經站在生命科學研究前沿的學者眼前最為迫切的問題。

萬般無奈之下，普瑞舍在當地豐田經銷商找了一份工作，工作內容是開面包車，時薪 8.5 美金。普瑞舍每週能賺 300 美金，勉強足夠維持著自己家庭的生活。

在綠色熒光蛋白獲得諾獎之後，媒體蜂擁而至，採訪了很多普瑞舍在當地工友。

當普瑞舍的工友向媒體吹噓他們「教會」了普瑞舍很多東西之後，媒體問道：「普瑞舍有教你們一些什麼嗎？比如 DNA。」，普瑞舍的工友反問道：「DN 什麼？那是什麼東西？」。

普瑞舍的工友不能理解普瑞舍對人類所作的貢獻，在他們眼裡，普瑞舍只是一個時薪 8.5 美金的小老頭。

榮譽與釋然

普瑞舍是很多人的縮影，因為生物學界根本不缺少那些極具天賦卻不得不離開學術界的人。但也許從未有人像普瑞舍一樣，曾經如此接近諾貝爾獎，卻過得如此不順心。

他是第一提出 GFP 能用於標記的人，也是第一個克隆出 GFP 基因的人，最後卻淪落到開面包車的境地，的確讓人唏噓。

錢永健後來在接受 The Scientist 的採訪中表示，自己從 2004 年開始，就不停的向各種學術獎項提名下村脩和普瑞舍，其中就包括諾貝爾獎。

至今為止，錢永健本人還認為普瑞舍應該取代他的位置，因為普瑞舍的論文發表的更早，而諾貝爾獎更該發給真正做出偉大發現的人，而不應該成為是自己的「終身成就獎」。

而另一位獲獎者馬丁・查菲也在公開場合表示「普瑞舍比我更值得諾爾貝獎。」

但造化弄人，各種機緣巧合，使得普瑞舍成為了眾人眼中最不幸的生物學家。各大媒體紛紛為其喊冤，要求學術界為其正名。

唯有普瑞捨本人，將一切都看得很輕。

生活中的普瑞舍是一個極度謙遜和幽默的人。對於三人因 GFP 獲獎，普瑞舍由衷為他們感到開心，也絲毫沒有悔恨與嫉妒。

他對媒體說到：「我最主要是因為要照顧家庭而沒有堅持下去。」;「他們三個人把一生都獻給了科學，而我沒有。他們比我更值得諾貝爾獎，」;「如果我繼續了我的學術道路，也許我會獲得一個很好的工作，但我對家庭的付出一定會減少，這是我不想要的。」

離開學術界的十多年中，普瑞舍從家庭中找到了安寧。

在孩子長大成人後，安頓好了家庭的普瑞舍在他 59 歲的時候回到的學術圈。

2010 年，他終於接受了錢永健給他提供的職位，重新開始了關於熒光蛋白的研究，再次踏上了追光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