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禮院士，1957年出生於浙江紹興，48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0年前的2010年，因為與柴靜在訪談節目中的“爭執”為我們所熟知。2020年12月7日，他正式登上了美國的“黑名單”。

丁仲禮1982年從浙江大學地質系地球化學專業本科畢業，此後在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讀研，並於1988年拿到博士學位。200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4年~2018年之前擔任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如今，美國宣佈制裁14名中國官員，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你還記得他為什麼在10年前怒懟柴靜嗎？你知道他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眾多看法嗎？曾經由他擔任校長的中國科學院大學如今發展的怎麼樣？讓繆老師陪你說幾句吧。

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當時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提出的多份減少排放的方案，被很多發展中國家質疑，其中就包括中國。當時，丁仲禮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也參加了那次會議。

在節目當中，丁仲禮提出了自己對於發達國家“減少排放”方案的看法。他認為，透過這種方案，發達國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比非發達國家擁有更多的人均排放權。長此以往，發展中國家無法與發達國家進行競爭，更沒有辦法在經濟上超越發達國家。客觀上拉大了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

根據丁仲禮的計算，按照中國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速度，我們的碳排放空間只能支撐大約十年的時間。如果碳排放指標不夠，就需要花錢去買。由此，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從2020年以後，中國每年花1萬億人民幣去買二氧化碳排放權，你會怎麼想？你覺得公平不公平？”

柴靜當時也提出了問題：“如果按照人均碳排放來計算，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均碳排放乘以人口基數，這個數字將相當驚人”。丁仲禮當時的回覆是：“那我就要問你了，中國人是不是人？為什麼同樣是人，中國人就應該少排放？”

在很多人眼裡，丁仲禮的這個回覆直指問題核心。雖然採訪發生在十年前，但這段名場面依然不時被我們翻出來細細咀嚼和品味。

二、中國科學院大學現狀

丁仲禮院士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期間，做了很多實事。在2014年開始招收本科生之後，實行了小班制、導師制、學分制、三段式等綜合培養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中國科學院大學脫胎於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擁有中國科學院豐富的師資和硬體資源，在基礎理學方面的綜合實力不亞於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在2017年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中國科學院大學的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大氣科學、海洋科學、地球物理學、地質學、生物學、系統科學、生態學、電子科學與技術、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農業資源與環境、環境科學與工程、水產和藥學全部排在A+。

三、丁仲禮的教育觀

與上面繆老師所講的那一段家喻戶曉的電視節目名場面不同，丁仲禮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的貢獻很少有人知道。

他提出過“目前中國的科研評價體系需要改變”。

他提出過“我們的科研經費應該向一線和年輕的科研人員傾斜”。

他提出過“社會需要更多的研究生”。

丁仲禮認為，我們目前的科學評價體系就像是計工分，按照工分把你劃分一個等級，讓你的收入與這個等級掛鉤。在我們的科學研究很落後的時候，使用這種方式還可以理解。要讓科研持續發展甚至騰飛，這種評價體系就不能用。

看看時下充斥在網際網路上的科研人員對於目前評價體系的各種吐槽，就知道多年前丁仲禮的提法其實並沒有過時。我們現在的科研評價體系，包括整個高等教育，乃至基礎教育的評價體系，都已經沿用了很多年。想要在科研上有所突破，刺激年輕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產出更多領先世界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是必須要變革的。

丁仲禮認為，跟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碩士生、博士生收入太低，應該讓他們更多地參與到科學研究工作當中來，讓科研經費從“向物看齊”轉變為“向人看齊”。

縱觀國內研究生階段的教育，有相當比例的研究生，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很低。有不少對科研毫無興趣的人，想透過提升學歷增加自己的就業競爭力，他們並不幸福。同時有很多對科研滿懷熱情的人，卻因為科學研究工作晉級難、收入低，而紛紛打起了退堂鼓，他們也不幸福。研究生最主要的就業路徑無非是做科研和走應用。現狀是什麼？前者代表著“窮和窄”，後者才代表著“賺和寬”。

丁仲禮認為，美國擁有著世界最發達的高等教育，留下了世界各國大量的高階人才。它的資訊產業、生物產業、人工智慧產業都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的。而我們的研究生教育還不夠。讓更多有才華、有想法的年輕人有機會接受到更專業的、更高層次的教育，才能形成國家競爭力。

11年前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丁仲禮曾經批駁過發達國家提出的方案，他說：“如果這些方案成為了國際協議，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在道德上是邪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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