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萬物眾生，行於其間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物種間關係,從捕食和腐食關係到寄生和互惠共生關係。雖然主流思想仍將詩歌和科學視為宿敵，然而，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同有機界複雜多樣的物種間關係作個類比的話，或許能更好地理解這兩個學科間複雜的相互關係。
第一，我們就詩歌與科學間純粹寄生關係的觀點著手討論。當然，目前我們看到的很多詩歌都是從公認的科學發現中汲取概念，對它稍加修飾，簡單描述而成。這類頌詩勉勵我們去關注土星環的數量，去研究蝌蚪和青蛙的關係。確實，這些作品讚美了科學，但是這好比家庭聚會上淚眼婆娑的遠房親戚執意要重述登月一樣，他們的見解實際上平淡無奇，都是陳詞濫調，目的不過是竭力吸引注意，或者更不堪地想要賺些快錢。這些詩總是著眼於對自己有利的機會，自然會歡歡喜喜地將倫敦橋轉售給我們。這類詩嚴重依附於另一學科，跛行其後，它們讚美的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它們自己。它們很少涉及科學理論前沿，或敢於用全新的比喻重新構想科學資料。它們從科學那裡吸收了語言和意象，卻沒有回饋多少東西。
然而，我們也可以積極地來看待詩人從科學中汲取靈感這件事。很多詩人在努力理解非科學領域時都會藉助於科學的語言和影象，並賦予它們新的寓意。因此，在詩《自殘》中，維斯拉瓦·辛波絲卡就挪用了海參的形象和海參遇襲時會自動防禦、自斷為兩部分的事實。這首詩探討的是一個人的生活和創作會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狀態，並且對任何一個狀態能否在周圍黑暗環境下長久保持下來提出質疑。詩人利用科學發現併為己所用的優良傳統由來已久，辛波絲卡只是其中之一。柯勒律治聲稱去英國科學研究所聽漢弗萊·戴維的科學講座就是為了“更新我的詞彙庫”。濟慈完成了六年的醫學培訓，似乎很樂意利用所學來創作詩歌。安·湯森特曾在對濟慈作品如《心靈頌》的分析中寫到，一次神經解剖學研究揭示了一組意想不到的構造，濟慈深受啟發，創作了關於身份和記憶的作品，影射那些精細的蔓延的神經脈絡。
當然，也有人反訴說，事實上如果不是直接的，那麼至少間接的都是科學在迫害詩歌，就像桉樹的葉子會分解出毒素防止其他物種在其周圍生長一樣。科學透過破壞詩歌賴以生存的環境進而摧毀了詩歌，類似的假說有以下幾種：第一，有人認為科學傳播一種知識霸權，灌輸單一思維模式，扼殺所有其他的話語權，這其中就包括詩歌。學者們如簡·魯伯特告誡我們：“經驗科學的暴政和單一的理性哲學對其他推理模式的合法性置若罔聞，這導致那些同樣偉大的思想越來越少。”詩人們如切斯瓦夫·米沃什哀嘆：“（詩人們）……代表全人類發出呼聲，渴望從二二得四這種如算數一樣冷酷無情的世界獲得解放。”這些評論家或許都忽略一個事實，那就是詩歌本身也同樣會被用來限制那些知識探索的真正模式。普利莫·李維在他的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中寫道，在他的年輕時代，義大利的詩歌如此堅決地大肆宣傳法西斯體制思想以至於扼殺其他所有思想的可能性。這迫使李維和他同時代的大部分人在數學和科學領域找到知識和創作的庇護所，因為那裡是唯一保留了知識自由空間的地方。
第二，有人認為科學的簡化主義架構對幻想不留餘地。在其冗長的詩篇《耶路撒冷》中，威廉·布萊克一度譴責培根和牛頓的理性主義立場，指責他們葬送了精神美感：
培根和牛頓，他們的恐怖，在於用陰冷的刀劍，橫掃了大不列顛的溫情；理性如同巨蟒，纏繞著我們的肢體。
然而，相對於每個譴責科學“毀壞了彩虹”的詩人，總是有其他人支援科學事業。華茲華斯和謝里丹都曾為各自時代的科學突破高唱讚歌，布萊克本人在《耶路撒冷》結尾描繪的天堂的樣子也是培根和牛頓站在莎翁和彌爾頓的身側。那些聲稱科學和詩歌絕對對立的人常常爭辯說，為了解釋我們周圍的世界，科學會使世界失去神秘色彩。然而，正是科學展示了遠在莎士比亞提筆寫作之前，北極星散發的光開始了自己的旅程。科學發現遠非傳說的那樣使整個世界毫無奇蹟可言，從太空的暗黑能量到人體細胞的重複密碼，這些科學發現反而向我們證明了，即便是科學發現的最普通的結構也只有在夢中才會呈現。如果詩歌是要把我們所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正如雪萊所說，那麼它就與科學的精粹相差無幾。
第三，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至少在西方文化裡，認為詩歌充滿想象力的精神不可避免地會被“冰冷的”、量化的、程式化的科學所毀滅掉。但是，這樣的控訴並不是建立在對同類事物進行比較的基礎上的。他們將方法論與創造力，規章與靈感進行比較，好像科學就完全沒有模式轉 換和橫向思維，詩歌就完全不受限制，不必精雕細琢一樣。科學或許憑藉的是一絲不苟的觀察，小心謹慎的記錄，和對細枝末節的關注，但為了不斷髮展，科學同時也需要吸納新奇的觀點和革新的模式。因此，伊凡吉利斯坦·托里拆利的研究，用他1644年一句激進的言論作為總結，那就是“我們是生活在大氣組成的海底之下的”。他的研究不僅幫助催化了氣壓測定法和化學研究領域的迅猛發展，而且引發了對血壓性質的重新思考，最終推動了對迴圈系統認知的根本性進步。反之，我們看到不同文化的文學中都有明顯的例子可以說明詩歌寫作要遵循嚴格的規定，更不用說某些當代美國學術期刊常常強調如何小心恰當地運用抑揚格和行內韻的手法。（有意思的是，那些譴責科學毀掉了詩歌“自然”環境的語調同樣也經常被用來譴責形式詩歌的寫作方法。）
不管怎樣，在判斷詩歌和科學之間的聯絡時，我們不必把自己侷限於資源競爭或寄生的模式中。更仔細地研究下有機界就會發現不同物種間存在多種形式的互惠共生的關係，比如地衣類。兩個物種間關係如此錯綜複雜，像藍藻細菌就生長在真菌裡那樣，以至於被誤認為一種有機體。海藻透過光合作用把單糖轉化成更復雜的化合物，這種化合物可以被二者吸收；同時外圍的真菌利用自己廣泛蔓延的菌絲吸收更多的礦物質，而這些礦物質更多的是被海藻細胞吸收了。
撇開當代西方文學來看，我們發現有很多科學和詩歌互惠互利關係的例子。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抓住了希臘原子論者的突破性觀點——物理世界的所有物體都是由極微小的肉眼不可見的粒子組成的，在無窮無盡的虛空裡和生氣勃勃的詩行間隨意遊走。盧克萊修不僅解釋了原子論的基本假說，在他靈動的詩中也著重描繪了早期的科學觀點，影響力如此之大以至於世世代代流傳於人類的集體記憶和想象中。直至兩千年後才有資料證實這些假說的正確性，但是在此期間，這種理論卻是由詩歌保留並提出的。無獨有偶，古印度學者把當時的科學觀點都小心措辭寫成了詩文，比如《化學》、《物理》、《生物》，分別對應記載了關於化學、物理和生物的原理（《化學》描寫了不同形態的水銀和很多其他藥劑的多種用途）。同樣的，伊拉斯莫斯·達爾文的詩《對植物的愛》，用足足兩千行的詩文作載體來講述當時的科學理念。寫下這首詩，老達爾文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把林奈的革命性理念透過鮮明的影象和英雄雙行體的形式解釋給公眾。
我們應該注意一點，那就是詩歌不只是簡單地來描述科學理論，它也可能是豐富的資料來源。在某些情況下，詩歌供給科學家們更廣泛的空間，就像長在真菌裡面的海藻一樣，幫助收集科學本身很難觸及的資訊。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詩歌也許提供案例研究的蛛絲馬跡，科學家隨後便會進行實驗探索。比如，野外生物學家蓋裡·納班說由奧哈姆部落巫醫所寫的著名的頌詩記載了曼陀羅屬植物含有某些化學成分具有使人產生幻覺的特性，這是有關藥物對人類和其他物種產生影響的首次記載。在這些詩歌公佈八十年後，神經生物學家現在才開始系統分析寫索諾蘭沙漠的詩中闡述的神經機制。
科學和詩歌相互影響的更現代的例子就是神經美學新領域的出現。在這一領域，先驅科學家們如拉瑪錢德朗探索人類大腦的未知領域，所用的監測大腦皮層功能邊界的工具不再是手術刀和電極，而是比喻和意象。拉瑪錢德朗指出，在檢查日常英語中常用的互動感應隱喻手法時，特別是詩歌方面，並不是所有感官都一樣的。有些感官組合在詩中是有意義的，有些則不然。因此，觸覺形容詞常常用來描述味覺感受，但是聽覺形容詞卻極少拿來表達口味如何。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別人說乳酪是“酸的”，但是絕對不會說乳酪是“大聲的”。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一件襯衫的樣式很“花哨”。拉瑪錢德朗說這樣的語言模式也許反映出一個事實，那就是觸覺和味覺功能區之間，聽覺和視覺功能區之間的大腦皮層區或許有更多的神經中樞連線，而味覺和聽覺功能區之間的神經中樞則相對較少。比如，已經有研究發現島葉皮層（負責接收味覺訊號）相對來說距離那些處理觸覺資訊的皮質區更近。拉瑪錢德朗還暗示說，之所以有些人文采斐然，嫻於辭令，善於把不相關的物件和想法聯絡在一起，是因為他們的大腦皮層區密集的“超級連結”，毫無疑問這個假設對詩人們而言意義重大。
關於隱喻的研究毋庸置疑正成為認知科學的重要部分，也是詩歌與科學未來和諧靠攏的一條重要途徑。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宣稱，掌握了隱喻是“一種有天賦的象徵，因為一個好的比喻展示的是從不同事物中發掘相似性的直覺能力”。當然，當代認知科學家像萊考夫和約翰遜認為，我們使用隱喻性語言根源就在於人類的抽象思維。他們指出我們能掌握諸如時間、道德和理性等抽象概念，是因為我們把這些概念投射到了空間關係的框架裡面；我們利用比喻手法，透過對物理世界的認知來探索其他領域。例如，萊考夫和約翰遜指出當我們談到道德，我們用到的措辭（比如“他很高尚”，“她是個正直的人”，“他墜人墮落的深淵”）對應到空間詞彙上都會用更高的來形容美德，用更低的來形容悖德之舉，即便我們這麼說並沒有什麼內在或合理的理由。
為判斷隱喻在組織我們思考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知科學家實施了另一項被稱為“啟動”效應的研究。實驗者如耶魯大學的約翰·巴赫稱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在特定條件下，人們很難分辨出字面義和比喻義的區別。巴赫和他的同事向我們展示瞭如果把人置於不相干的勝利感覺下，並且這種感覺又有一定隱喻的意義，這時要求他們就某事物作出評判的話，他們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會受到這種感覺的影響，或者說是被啟發。因此，如果參與者在前去測試的路上有一會兒握了一杯暖茶的話，那麼他接下來對陌生人品格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會是“熱情的”。同樣的，手拿厚厚資料夾的應聘者更容易顯得莊重，有見地（要注意資料夾的厚度並不影響對參與者的其他性格的評價，只會影響參與者身體給人感覺的隱喻表徵）。正如這些實驗展示的那樣，人類大腦似乎很容易混淆比喻義和字面意義。這些發現正好附和了其他研究者的結論，感官上的厭惡(比如聞到腐爛食物的反應）和精神上的厭惡都是由大腦的同一個區域即前腦島負責的。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表達道德譴責意義的意象和比喻會經常被搬來表達更直接的感官反應。
最後，或許科學與詩歌只有在二者都在解決共同問題的情況下才會產生最深厚的共生利益。最佳的例證或許就是米洛斯拉夫·赫魯伯的詩《血友病/洛杉磯》了。詩中作者把病的生理結構影射為城市的高速公路網。然而，它不是簡單地把一種系統比喻成另一種系統。反而，它開創性地借用城市自毀式的內部元素意象和汙染的迴圈來重新評判疾病模型，主張生物細胞死亡和病毒基因密碼重組對多細胞物種整體健康狀況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既是獲獎詩人又是傑出流行病學家的赫魯伯有他自己的優勢，但是我們仍希望未來科學和詩歌兩大學科能夠重歸於好，這樣才會有更多類似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