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都隱隱約約有種感覺，那就是“如果有個觀點，所有人都一邊倒地支援，那麼極有可能，這種觀點是種謬誤。”而且反過來，“如果有個觀點，有著巨大的爭議，反倒可能蘊含著某種正確的東西。”

比較典型的例子都與科學的發展有關，比如中世紀的歐洲，絕大多數人肯定都認為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球啥的都是圍著我們轉，至於地球是圓的，而且繞著太陽轉圈圈，這不是異端邪說還能是什麼？結果自大的人類被啪啪打臉，地球不僅不是宇宙的中心，其實啥也不是，宇宙中一粒灰可能還比較貼切。其他諸如什麼人其實是從猴子進化來的，手上有好多看不見的細菌微生物，如果醫生不洗手就給產婦接生很容易造成感染等等。所有這些現今的常識在當時幾乎都是不可思議的言語，說出來肯定要被人群起而攻之的。

科學革命以來，人們的認知在屢屢被顛覆的情況下，對於變革早就有了心理準備，對於絕對權威也早就失去了興趣，取而代之的，是懷疑主義。而正是在懷疑主義的推動下，科學持續取得突破，人類不再盲目自大，而是以謙卑之心看待這個世界，力求認識更多。

然而在非自然科學領域，這樣的變化卻總是姍姍來遲。

歷史，也就是我們對人類社會已有經歷的認知，就是如此。與自然科學有太多未知領域亟待探索不同的是，歷史是人類所創造和經歷的，本不存在認知的盲區，一件歷史事實，比起原子核裡面各種粒子的運動軌跡，要簡單易斷的多，發生還是沒發生、當事人做了什麼、對社會的影響……凡此種種，回頭去看應該都是一目瞭然。

但是事實卻偏偏不是如此，原子核裡面的各種運動，就算昨天我們還不清楚，但是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假以時日，我們終究可以搞得清楚，這期間可以走彎路，但遲早會拐回來，逐漸透過各種實驗的驗證，得到相對準確的答案。可是歷史呢，所有的事情一旦發生就不復存在了，只有其中極小的一部分會被當事人記載或傳述（記錄），而後人呢，則只能依靠這些記錄去試圖還原當時的真相。在這樣的傳遞鏈條當中，夾雜著各種人的解讀，不可避免會帶有主觀偏差，逐步積累下來，可能完全偏離了事實真相。

當我們瞭解了這個資訊傳遞的事實之後，再來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時，就會謹慎很多：人其實都有兩面性，事情也不例外，那些被一邊倒好評或差評的大英雄和大壞蛋，一定是被有意無意的誇大了，以至於掩蓋了他的另一面。而那些存在爭議的人物，反而兩面性得以保全，從而可以更加準確的形成認知，即使是那些鐵板釘釘的大英雄和大壞蛋，隨著更多歷史資料的解密，他的另一面也會被逐步展示出來，從而演變成爭議人物，其實也離真相不遠了。

由此就能看到一個文化現象，那就是所謂對歷史人物的“翻案”，當思想逐漸開放，我們得以從更多角度看待久遠的歷史人物，這些翻案作品中不乏高質量的著作，每每都會給人極大的啟發。

比如北宋著名的皇帝宋徽宗，往往會被認為是一個有名的昏君，在《宋史》中被寫成一個無可救藥的皇帝：什麼事都做得好，就是不會做皇帝！然而，更多史料考證下來，會給人不一樣的認識——比如宋徽宗上任伊始，面臨是新黨舊黨相爭的局面，兩黨之間冤冤相報，政令也就朝令夕改，百姓無所適從，社會苦不堪言。面對這樣的格局，宋徽宗只能選擇搞平衡，結果舊黨卻不停添亂，只好重用新黨，終於換來20多年的穩定，財政收入上漲，百姓福利也有所增加，但是因為得罪了儒家和理學，宋徽宗出力不討好，同時因為對金國軍事和情況瞭解不足（其實也是儒家治國思想所致），盲目樂觀，被金國所虜，最終還是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宋徽宗在位期間，大力推動藝術發展，放眼全球，堪比義大利美第奇家族之於文藝復興，然而這些行為，卻被視節儉為美德的儒家所不齒，認為他不可理喻，這也就有《宋史》中的那段評價。

“翻案”的結果往往不是從黑變白，而是從黑、白變為“灰”，也就是重新賦予歷史人物以“爭議”，然後，歷史人物才能變得鮮活真實，我們也才能夠對他形成認識。

從歷史轉到當下，這一準則也是適用的，你不妨看看周圍，那些你覺得非黑即白的人，比如企業家、科學家，其實離你很遠，反而你的認識會很絕對化，比如喬布斯就是很牛、馬雲就是很能忽悠、特朗普就是不靠譜……而一旦把距離拉近，比如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往往就難以用一個詞來形容了，他/她一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多元的特點形成立體的人格，但是雖然很難對TA形成非黑即白的認知，卻無法迴避一個重要的事實：TA顯然是你更瞭解的人。

換個角度去看任何人或事吧，如果你發現自己的觀點很想當然也很單一，就要小心了掉入了誤區，謹記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