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2月10日，瑞典化學家諾貝爾與世長逝，他的一生不僅在科研上孜孜不倦，專利發明達到355項，還建立起了橫跨五大洲20個國家的商業帝國，開設公司高達一百家，這也為他帶來了無數的財富。

在他逝世前一年，諾貝爾立下遺囑，決定將自己的大部分遺產（920萬美元）作為基礎資金，設立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或醫學獎、和平獎等五個獎項，每年獲得的利息分為5份，分別頒發給該領域做出巨大貢獻的科研人員。

1900年6月，根據遺囑諾貝爾獎正式設立，並在次年12月10日首次頒發，此後每年頒發，延續至今。而在1969年，瑞典銀行增設經濟學獎，值得注意的是，該獎項並不在諾貝爾生前立下的遺囑中，而是由瑞典中央銀行捐贈款項而設立的。

儘管經濟學將屬於增設專案，但依舊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與其他獎項規則相同，因此被習慣性稱之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儘管諾貝爾經濟學獎目前為止只頒發了五十次，但與其他諾貝爾獎項不同，自首次頒發以來，經濟學獎未曾停發過。增設經濟學獎的原因很簡單， 世界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了經濟學的作用，加之世界經濟的研究也越來越頻繁，所以有必要設立該獎項。

截止至2019年，諾貝爾獎共授予了919位個人和24個團體，美國有327人斬獲諾獎，位列榜首，日本也有榜上有名有27人獲獎，華裔獲獎者有5人，而中國籍諾獎得主是醫學獎屠呦呦，與文學獎莫言。

但令人疑惑的是，經濟發展不比日本緩慢，創造出“江漢奇蹟”的韓國，為何卻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呢？

難道是韓國人不醉心於諾獎歸屬，風輕雲淡?這顯然也是不可能的。那又是什麼原因，導致狂熱追捧“諾獎”的韓國屢次折戟，至今無一人獲獎呢?

首先，說韓國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而金大中上臺後，迅速解決了經濟危機，帶領韓國走出了金融風暴的陰霾，並且積極推行“陽光政策”，什麼是陽光計劃呢？實際上就是朝鮮半島的三大原則：和平共處、避免挑釁、不許有吞併的意圖。

但想象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長期缺乏信任基礎導致朝鮮與韓國並不信任，雙方依舊摩擦不斷，而不論局勢如何，金大中始終沒有放棄和平的理念，而這也是經濟早已超越北方朝鮮的韓國，所能釋放的最大誠意。

皇天不負有心人，金大中長期堅持的和平理念，終於在千禧年促成了朝鮮與韓國的“世紀會談”，這次會談極大程度緩解了半島的緊張局勢，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金大中也在這一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金大中獲獎是確切緩解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可謂是實至名歸；但在諾貝爾和平獎路越走越窄的今天，這個獎項就逐漸變了味道，甚至在網路上出現了這麼一句諷刺諾貝爾和平獎的話:“你們隨便頒，發對了算我輸”。

例如2009年奧巴馬獲獎，就引發了很大不滿，很多人嘲笑諾獎委員會把和平獎授予給了一個“尚未做什麼，沒有任何成就，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是口頭承諾”的總統，而之後的奧巴馬真的推動和平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加之近年來的種種神奇提名，這都令諾貝爾和平獎蒙塵，甚至與最初設立的初衷背道而馳。

而這也讓很多人對這個獎項的認同度迅速下降，加之與科研方面無關，因此和平獎相比其他幾個獎項含金量本就不高。

自從1998年開始，韓國確立“文化立國”戰略。不僅鼓勵文化創作，還設立眾多文學獎項，但直到如今卻從未有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同時期，僅比韓國早兩年確立“文化立國”的日本，如今已有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兩位名家戰火諾獎，而經濟發展遠不如韓日的中國，莫言憑藉著《紅高粱》也填補了空白，同樣處於漢字儒家文化圈，為何中日韓三國同文不同命呢？

首先，諾獎的頒發往往具有“滯後性”，因為科學需要用時間來檢驗它的正確與有效，而1980年的韓國，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1/4，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日本經濟發展最輝煌的時候，總量達到了美國的70%，超過英法之和，兩者所投入的科研經費也是大不相同的。

而諾獎三四十年的滯後性，對應的正是如今日本諾獎獲得者的井噴，而隨著中韓基礎科學的不斷投入，按照30年左右的獲獎週期，再來檢驗如今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國在1894年超越英國，但13年才拿到第一個諾貝爾獎，二戰後德國一敗塗地，但美國人拿到的諾貝爾獎數量還不到德國人的一半。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之後，美國才徹底發揮出強大的實力，得獎的數量超過其他國家的總和，並持續至今。

韓國能不能拿到諾貝爾獎，這很難說；但種花家目前的投入與發展速度，20至30年後大機率也會出現諾獎得主井噴。

這就不得不提韓國自“漢江奇蹟”以來的浮躁風氣了，2004年10月，韓聯社和韓國科學文化財團進行了這樣一項問卷調查，以“挑戰諾獎的韓國科學家”為主題，調查結果顯示韓國科學家黃禹錫極大可能會獲得諾獎，而黃禹錫也非常開心興奮，認為自己的成果得到了認可，並確信在十年內出現科研領域的韓國諾獎得主。

但不就之後，2005年的那個秋，是黃禹錫生命中註定難逃一劫的歲月，這位國民級別的大科學家，被認定為學術造假，不僅論文被撤銷，獎項被收回，還被認定為構成欺詐犯罪。

正如江曉原所點評的那樣，黃禹錫失去很多。當取消造假指控後，當年他快得到的科學成果，已經落入別人囊中。這就像是在競選中常見的“故事”：在競選的關鍵時刻，有人指控競選者有“性醜聞”，等競選結束後，調查也結束了，儘管結論是誣告，而捲入醜聞的競選者已經失去了當選的機會。

而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看似與日本相像，但實際是完全不同的，韓國經濟依靠產業轉移起家，熱衷於研究創新轉移至本國的產業，而這也能促進經濟效益，但本質上還是原有科學基礎的衍生，加之韓國從事基礎研究的歷史較短，且科學技術的投資政策過於注重研究成果，偏離了學術本質。而諾貝爾獎對領域內的改進往往並不熱衷，儘管韓國也有很多優秀的發明，但缺乏原創的共性，導致諾獎評選對其並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