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應崇福（1918—2011），生於浙江寧波。超聲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0年畢業於 ( 大理 ) 華中大學。1943年獲西南聯大清華研究院碩士學位。1952年獲美國布朗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該所副所長，中國聲學學會理事長。主要從事超聲學研究，在超聲在固體中的散射、超聲壓電器換能器的行為，以及壓電晶體中、地層中和人體軟組織中的超聲傳播、功率超聲、鐳射超聲、聲空化等方面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中國也要進步”

老子言道：“大音希聲。”這本是玄遠高妙的哲理，卻不料後世出了一群科學家，居然果真在人類聽覺極限之外發現了頻率更高的聲音，形而上的大道一變而為形而下的物理，減了三分縹緲，卻從此變得有血有肉，百十年來衍化出形形色色的應用。在這一群人中，就有我國超聲事業的奠基人和普及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應崇福先生。

應崇福1918年6月15日生於浙江寧波， 家境小康，幼年隨家輾轉，最終定居湖北武漢。早年讀過私塾，也曾遊學上海，最終在武昌文華中學完成啟蒙教育，於1936年升入華中大學，選讀物理學專業。1年後，抗日戰爭爆發，應崇福隨校遷往雲南大理。國難當頭，投筆從戎固然可嘉，著眼建設、堅持學業也需要同樣的毅力與堅忍，蒼山洱海的風花雪月又怎能消磨得了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全民族掙扎求存的苦難、大後方抗戰自強的氛圍造就了應崇福，激勵他一心向學。華中大學畢業留校後，他又考取了西南聯大清華研究院，苦讀三載，於1945年獲物理學碩士學位。抗戰勝利之後，正常的國際聯絡逐漸恢復，在卞彭教授幫助下，應崇福於1948年赴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習電子學。

1948年，應崇福初到布朗大學。

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應崇福謝絕導師的挽留，著手準備回國，但事情卻不像他想的那麼簡單。

一開始是湊不夠回國的旅費。留學期間，應崇福一直是靠布朗大學提供的獎學金維持學業與生計，畢業了他才發現微薄的積蓄根本不足以支付昂貴的船票。無奈之下，他只好跟家裡聯絡，看家裡能不能在國內申請購買旅費外匯。這時新中國已經成立將近兩年了，他的愛人張愛貞因為原來執教的學校不再開設英文課而失業在家，雖然上下打點，多方籌措，卻還是湊不出足夠的人民幣來換取外匯。

絕境中卻突然發生了轉折，應崇福竟意外申請到了美國國務院的旅費津貼，用這筆錢買了船票， 隨即開始準備離境。然而現實就是這樣殘酷，隨著志願軍入朝作戰，本就惡劣的中美關係雪上加霜， 美國的一些人盯上了在美的大批中國留學生。1951年10月，不早不晚，就在應崇福買好船票、要離開布朗大學的前4天，美國移民局給他發來了禁止出境的通知，告訴他不能離開美國，直到該禁令解除為止。

應崇福在布朗大學工作期間，忙裡得閒泛舟出遊。

歷盡周折，眼看苦盡甜來卻又急轉直下，多日的美好憧憬一朝破碎，應崇福無法遏制自己的憤怒與失望，於是前去找當地移民局的官員理論。面對他的質問，移民官只能說：“在美國不是很好嗎？”應崇福憤怒地迴應說自己有家庭、有愛人，自己必須回去。在一旁的美國職員有些看不過，就說：“他媽的，人家有家想回去，幹嗎不讓他回去！”這句話使應崇福平靜下來，不得不面對現實，看到在當前局勢下回國已經不可能。畢竟，在國家的利益、政治的對抗面前，個人的感受、小家庭的幸福算什麼呢，這就是生活在政治變革“大時代”中的人們的不幸！

雖然不甘心，生活還要繼續。布朗大學辦公室的人幫助應崇福在丘爾教授的實驗室聯絡了一份臨時工作。這個實驗室的工作主要圍繞超聲展開，應崇福由此與超聲結緣。雖然之前對超聲知之甚少，但他知道如果不努力去突破自己，就只能一直給別人打雜，因此必須放手一搏。直到晚年，他還為自己當年的闖勁而感到自豪：“就是我敢碰從來沒碰過的東西，我大概有這個天分，這個我講了。我說喜歡蓋房子，我不希望裝修。”

1955 年，應崇福（右）在回國途中順道去芝加哥探訪當年華中大學的教師。

1955年11月底， 應崇福終於踏上回國的旅途。船經馬尼拉時，他給丘爾寫了一封信，在表達了對丘爾的感謝與對實驗室的留戀之後，他寫道：“美國進步了，中國也要進步，人類總是要向高處發展。所以，我能夠在美國服務就如同在中國服務一樣。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我能更有效地為更多的中國人服務。中國專家很少，致力於培養專家的財富也很少，更不容易吸引專家，而且有許多問題難以克服。如果有許多像我們這樣的人不回去，不去面對許多困難，那麼還有什麼人能夠回到那個‘上帝都禁止’的國家呢！”

帶著遊子還鄉的喜悅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1955年12月16日，應崇福終於走下輪船，走進一個截然不同的新時代。

小學科做出大文章

回國不久，應崇福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晶體組工作。但是根本沒有實驗室，連基本的實驗裝置也找不齊，他對國家的需要及今後支援的發展方向等也都不瞭解，一時間他還真不知道今後的研究究竟要如何開展。

透過觀察思考以及和同事們的交流，應崇福發現國內對超聲還知之甚少，沒什麼像樣的應用，正是自己的用武之地。此時國家正在制訂《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應崇福應馬大猷的邀請參與了聲學部分規劃的討論， 在多種場合下表達自己的意見，為超聲學在規劃中爭取到了應有的位置。

為落實規劃，國家決定為重點發展的新學科組建一批研究機構。應崇福於1956年9月被調入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籌委會，負責超聲學科的工作，雖然手下力量薄弱點，但不管怎麼說有了自己的班底，又有國家支援發展的政策，他接下來就準備大展拳腳、乾點名堂出來。

正當春風得意之時，整風運動開始，應崇福剛從海外歸來，很多觀念跟不上國內的形勢，在各種場合很是發表了一些不合時宜的“過火”言論。隨著“反右”展開，轟轟烈烈的運動讓他很是提心吊膽了一段時間。不過國家很快出臺了針對新近歸國留學生的優待政策，使他免去了“右派”之苦。籌委會主任顧德歡對他也很照顧，特地給他個機會，在單位大會上做了個簡短的檢討。然後顧主任接著他的話說：“大家看看，應崇福同志現在已知道認識自己的錯誤了，這就是好同志。”於是，這一頁就算翻過去了。

風波平息後，應崇福意識到，空言無益，還是埋頭科研，做自己拿手的事吧。由於國內的超聲事業剛剛起步，就像畫家面對一張白紙，儘可放手作為，但從何著手、如何佈局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應崇福意識到中國的超聲學研究積累太少，像美國那樣做純基礎性的研究必須耐得住寂寞，可能要等到很多年後才能有成果，而且與國家需要的現實脫節，很難得到長期的支援，必須從推廣應用入手，為國家建設服務，才有出路。

應崇福首先想到的是要擴大影響，讓更多的人瞭解超聲，為超聲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基礎。還在制訂遠景規劃時，他就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超聲—聽不見的聲音》的文章，對超聲的特點及其應用做了概括性的描述，產生了一些社會影響。此後，他一直保持著給報紙雜誌撰寫科普文章的習慣。除發表文章外，應崇福還積極參加北京市科協組織的活動，幾乎每週都去，有時1周去兩三次。在這些活動中，他向參與者大力宣傳超聲的各種應用技術。漸漸地，應崇福在科協的活動裡湊起了10多個人，大家一起商討怎麼開展工作、怎麼擴大影響。這引起了市科協注意，他們安排應崇福做了幾次報告，有時參加人數超過千人。應崇福滿懷興奮地給大家講解超聲的可用性，並邀請大家參與：“我一個人在實驗室裡沒法把所有的應用搞出來，真誠地希望大家都來參與。”

的確，一個人沒法做，必須加快培養人才。好在有政府的重視，在畢業生分配、人員調配上都會適當傾斜。超聲部分的工作人員很快就到位了，但這些新同事短期內很難真正上手，應崇福只能讓大家邊學邊幹，在實踐當中鍛鍊。他親自動手翻譯資料，給大家開課。有一次上課，“正值嚴冬，在剛建成的大教室上課，由於暖氣裝置尚未裝好，室內如冰窖，不但手難寫字，腳也不由得亂動。應先生不顧自己寒冷，堅持授課，還特別體貼大家，他每講20分鐘， 就讓我們集體跺腳取暖一次。在這種環境下，我們雖手腳冰冷，但心中卻是溫暖的”，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

在科學院裡，超聲學只能算是個小學科，一直不太被人們重視，但是顧德歡主任不這麼看，他講過：“超聲學在科學領域裡是‘零金碎玉’，不能小視。”有領導的支援，應崇福的工作就順多了。超聲工作在當時的根本就是做推廣，隊伍建立起來後，應崇福做了兩項工作。一是派出多個小分隊到全國各地區調研超聲工作開展及需求情況，二是自己在1958年赴蘇聯參加會議的兩個月期間，蒐集了一批超聲應用的資料。當時中蘇關係尚處於“蜜月”期， 兩國的科學合作也一片火熱，蘇聯科學家對中方學者的要求都儘可能地滿足，因此應崇福此行收穫頗豐。在後來接受訪談時， 應崇福對此曾不無得意地說：“我去蘇聯，他們把我當貴賓看待，我經常坐在辦公室門口，我說你有一個東西我想要。”

1958年訪蘇期間，應崇福（前排右一）在列寧格勒與蘇聯友人在一起。

資料蒐集彙總之後，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時期， 社會上正風行“ 獻禮”，為了能趕上國慶節的大獻禮，應崇福把自己在蘇聯參觀見到的以及書上看來的超聲波的種種應用做了一個盤點，擬定了幾十個專案，就帶著手下的人加班加點地做起來。很快趕製出一臺超聲加工機， 當時的參與人員回憶說：“它的過程和所得的結果，與傳統的機械加工方式相比，又是那樣的徹底改觀和新穎奇特，這對當時看到這一成果的人們來說，確實是既驚異又有大開眼界之感。”就這樣，新成果不斷被創造出來，人們工作熱情都很高，經常吃在實驗室、睡在實驗室，不分晝夜地拼命趕工。那段時間裡， 應崇福與大家同甘共苦，每天早出晚歸，泡在實驗室裡，有時候還煮點粥拿到實驗室給大家加餐。如此拼命，終於在大獻禮中讓應崇福帶領的超聲室出了一把風頭，獻禮30餘項，是當時電子所獻禮最多的研究室。

在國慶獻禮大獲成功之後，應崇福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向國內大力推廣、宣傳超聲應用了。同時，也需要某種手段將全國分散的超聲研究力量凝聚起來、促進超聲學界共同進步。為達成這兩個目標，應崇福參與組織了兩次全國性的超聲學術會議，一次是1959年7月在武昌召開的超聲學學術會議，另一次是1960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超聲學學術會議。上海會議規模比較大，涉及範圍廣，充分體現了超聲應用廣泛的特點。周永昌教授說：“這次會議對全國超聲的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對全國超聲醫學的發展的確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使超聲診斷一下子在全國許多地方迅速開展起來。”

主編：張藜

出處：《跨越時代的百位中國科學家》

授權方：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