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陷入了存在主義危機，他在日記中寫道，“地球上的生命無可給予”，在此之前的幾個月裡，他一直在讀物理學。在更多地瞭解自然的冷酷法則後，他失去了對超驗論的信心。他說，他在所有的科學領域都進行了探索，但遠遠沒有找到他想要的東西，而是開始相信，所有像我一樣尋求生命意義的人都一無所獲。

以上是弗蘭克·馬特拉發表在《今日哲學》上的一篇有趣的短文，題為《列夫·托爾斯泰與沉默的宇宙》。這段文字是一個經典的例子，我稱之為存在主義錯誤，即在整個宇宙中尋找意義（但在科學中，這是我們理解宇宙的最好方式）。這是哲學家所說的分類錯誤的一個例子：就像問三角形的顏色是什麼一樣。三角形由許多屬性定義，比如它們的內角和，但顏色不是這些屬性之一，所以這個問題毫無意義。

同樣，意義也不是宇宙的屬性，因為宇宙是一組遵循一定因果規律的動態過程，我們稱之為“自然法則”。這就意味著，當涉及到意義的問題時，科學沒有太多可說的。

後一點是20世紀最重要但卻未得到充分賞識的哲學家之一威爾弗裡德·塞拉斯提出的。塞拉斯認為，哲學的一個關鍵作用是在他所謂的科學和世界的顯性“形象”之間進行調解。科學形象是我們從科學中得到的。比如，我的膝上型電腦所在的桌子並不是“真正的”固體，而是由一組動態的、不斷移動的相互作用的粒子組成的。或者我們不是上帝的傑作，而是數十億年進化的結果，是偶然和自然選擇結合的結果。

我的桌子很結實，我可以在上面放一臺膝上型電腦。更重要的是，人類需要一些概念，比如價值觀、意義、理想、倫理“應該”等等，這些概念在科學語言中是找不到對等的。

如果這幅哲學圖景是正確的，那麼當托爾斯泰轉向科學去尋找生命的意義時，他只是在錯誤的地方尋找。正如馬丁特拉所寫，“我為什麼要活下去？從我那幻影般的、可摧毀的生命中，會產生什麼真正不可摧毀的本質？”這也是托爾斯泰問自己的問題。在他的自傳《我的自白》中，他寫道，只要他不能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最好的辦法就是上吊。’”

幸運的是，托爾斯泰沒有上吊自殺。相反，他皈依了基督教，成為一名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這對他來說是好事，但一個人不需要為了避免存在性誘導自殺而求助於宗教。沒有“真正的不可摧毀的本質”能在我們“幻影般的、可摧毀的生命”中存活下來。然而，這一點都不成問題，這正是生命有意義的原因！正如許多哲學傳統所教導的那樣，正是生命是有限的這一事實使我們活得緊迫。事實上，我們知道我們所愛的人終有一天會離我們而去，這讓我們注意到他們此時此地。正如斯多葛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所說：

你必須提醒自己，你所愛的只是一個凡人，你所愛的沒有任何東西是屬於你自己的，它是暫時賜給你的，不是永遠賜給你的，也不是分開賜給你的，乃是像無花果，或一串葡萄，按一年的時間賜給你的。你若在冬天盼望，就是愚昧人。所以你們若想念兒子，或是朋友，既沒有人給你們，你們就當知道是想念冬天的無花果。

有些人覺得這段話很刺耳，但我覺得它很美，這是古代哲學家寫過的最有詩意的東西之一。如果你想在冬天吃無花果，你就是傻瓜。

對托爾斯泰來說，存在主義危機的標誌是不斷問“為什麼”。但他為什麼要在意呢？無論他做了什麼，無論他完成了什麼，遲早都會被遺忘的。遲早，他和他所愛的人都會死去，而正如他所寫的那樣，只會留下臭氣和蟲子。既然一切都消失了，最後被徹底遺忘了，掙扎還有什麼意義呢？

當我讀到這篇文章時，我很想擺脫托爾斯泰幼稚的“為什麼？”一系列的問題。當然，我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對付他：為什麼永遠被記住對你來說如此重要？為什麼你認為永生會賦予你存在的意義？你說的“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意思？

馬特拉說，這個奇怪的短語在英語中第一次被記錄下來是在托馬斯·卡萊爾1834年的小說《薩特·雷薩圖斯》中，”我們的生活被必需品包圍著。然而，生命本身的意義正是自由，正是自由的力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以及許多其他古代哲學家都會被這個問題所困擾，“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也來源於我們追求生活專案的能力。我從寫作中獲得意義，從與讀者的互動中獲得意義。相比之下，我並沒有從我收藏的希臘-羅馬錢幣和手工藝品中獲得太多的意義（但只有樂趣）。為什麼？因為後者沒有關係。同樣地，我從一頓獨自享用的美餐中獲得快樂，但卻沒有意義，比如出差時。但與我的妻子、女兒和朋友們共進晚餐，讓我感到既快樂又有意義。

這一切終有一天會結束，我的名字將不會被任何活著的人記住，但這一點也不會困擾我。為什麼？就像塞內加說的：

死亡並沒有什麼壞處，因為一定存在著它所傷害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