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程序中,瘧疾、天花、黃熱病、鼠疫等各類傳染病不但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更給世界帶來深重災難。

撼人的歐洲黑死病就曾讓歐洲人口減少一半；剛過去20世紀,天花瘟疫整整就奪走3億人的生命。

更別說艾滋病、埃博拉病毒，以及當下正肆掠的新冠肺炎病毒等流行病，更是讓人類遭受重創，並依然無解。

由此，為戰勝病毒，戰勝巨大的災難與疼痛，人類科學家一直以來都堅持不懈地奔赴在探尋並征服瘟疫等病毒的道路上。

從未放棄，也從未忘記，也一直激勵。

如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就是這樣的銘記與激勵。

該獎自1901年設定以來，截至2020年已頒發了111次，全球有222位成就卓著的醫學科學家獲得該獎。

其中，於2015年，我藥學家屠呦呦就榮膺該獎。其發明的“創制新型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堪稱“拯救2億人的發明”。為人類戰爭瘧疾瘟疫作出了巨大貢獻。

於此，從屠呦呦獲諾獎，人類戰勝瘟疫病之路，又究竟是怎樣的一條道路？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中國、美國和日本的三位科學家，分別是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美國科學家WilliamC.Campbell和日本科學家大村智。

美國科學家WilliamC.Campbell和日本科學家大村智因為發現伊維菌素和阿維菌素而獲得此獎。

而屠呦呦則因青蒿素獲得該獎。

青蒿素主攻瘧疾。

而瘧疾是世界性瘟疫，或者說是傳染病。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據記載，在上世紀６０年代，瘧疾瘧原蟲就對常用的奎寧類抗瘧藥產生了耐藥性，影響嚴重。

導致大量身患瘧疾的病人得不到根治而深受病痛折磨，甚至死亡。

而屠呦呦的這項發現，則“徹底把世界上一年幾億人發病卻無藥可治的疾病問題解決了。”

她的科研成就被譽為是“拯救2億人口”的發明。

可見其對人類健康和戰勝瘧疾瘟疫的價值和意義。

而為了攻克這一難題，事實上早在1967年5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都親自指示：“一定要攻克瘧疾這個傳染病。”

由此，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就啟動了“523專案”——旨在找到具有新結構、克服抗藥性的新型抗瘧藥物。

在這一專案中，我國共有７個省市、６０多家科研機構、超過500名科研人員全力以赴的投入到戰勝這一瘟疫的征途上。

而屠呦呦所在的科研組，於1969年加入了“523專案”。

1971年，屠呦呦提出用乙醚低溫提取青蒿的有效成分，並且報告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瘧效果。次年，“523專案”研究人員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瘧成份青蒿素。

屠呦呦在獲獎後，她自己對她的發明進行了客觀而謙虛的解說：“榮譽也不是我個人的，還有我的團隊，還有全國的同志們，這是屬於中醫藥集體發掘的一個成功範例，是中國科學事業、中醫中藥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

大面積種植的青蒿

這是對中國人在戰勝瘟疫病毒上不斷跋涉的真實寫照。

當時，我國科研裝置落後，為攻克抗瘧疾難題，當時的科技強國美國同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科研力量，即便美國對此研出了20多萬種藥物配方，但最終都敗在了頑固的瘧原蟲的抗藥性下。

中國科學家則憑藉不屈意志，以及百則不饒的科研精神，硬生生在簡陋的實驗室內將這一世界級難題徹底解決。

而這樣的努力，早在公元前2世紀時代，我國著名的醫學家扁鵲，就已開始奔赴在探索治療病毒等疾病的道路上。

此後的外科之祖華佗，醫聖張仲景，預防醫學鼻主葛洪，藥王孫思邈，藥聖李時珍等著名醫學家，都無不前赴後繼，以自己的畢生精力去征服病毒和瘟疫。

他們的努力，不但拯救了我們無數先祖的生命，更給世界留下了戰勝瘟疫的寶貴遺產。

我國廣泛存在的青蒿

包括承受戰爭、人禍，以及來自自然的災害。

疾病就是其中的一種。

在人類進步道路上，在20世紀以前的漫漫長河中，人類遭遇的嚴重瘟疫當數鼠疫、霍亂、天花、黃熱病和流感等傳染性疾病。

據統計，在19世紀中葉,美國出生的全部兒童中只有半數能活到5歲。當時，導致嬰幼兒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天花、猩紅熱、傷寒、痢疾等傳染病。

在征服人類疫病的道路上，法國化學家巴斯德可謂功不可沒。

牛痘的發現

那是19世紀60年代，同時也是微生物學家的巴斯德，透過不懈努力實驗和觀察證明了：細菌等微生物是引發傳染病的罪魁禍首。

巴斯德肯定地揪出這一元兇後，此後的科學家們在這條道路上陸續發現了導致多種傳染病的細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

這些發現，雖不能直接使病人痊癒，卻使人類認識和征服傳染病提供了確切目標和征服的物件。

隨後，科學家們透過大量實踐和觀察，發現疫情之中一些人居然能安然無恙，且染病之後的人，也居然終生都不會再同義詞染病。

終於，科學家們逐漸發現——這就叫免疫力。

這是為什麼？

能否利用這一現象找到預防傳染病的辦法？

於是，尋找人類能獲得免疫力的東西——疫苗，就逐漸呈現在科學家們的跋涉道路上。

科學家們一次次證實，人類要戰勝瘟疫等疾病，唯有研發並接種人工疫苗，才能有效抵抗瘟疫等疾病地攻擊。

天花病毒患者

但直到225年前，人類才發明了第一種安全、有效、便於大規模推廣的免疫接種術——牛痘。

在20世紀，抗病原微生物藥物的研製有了巨大的突破。

606、磺胺、青黴素、鍵黴素等藥物的相繼誕生。

使傳染病有了剋星。

傳染病人的病死率大幅度降低。

20世紀同傳染病的鬥爭是醫學中成效最為顯若的領域。各種病原微生物的發現，各種疫苗和藥物的研製成功，以及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的改善等等，使得傳染病囂張的氣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扼制。

據估計，僅在20世紀上半葉，被醫療防疫措施挽救生命的人數就比人類有史以來所挽救的人數總和還要多。

人類死亡原因中，傳染病所佔比率顯著下。

1980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全球已消滅了天花！”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醫學所取得的最輝煌的成就。

但是，傳染病從來沒有停止過與人類的鬥爭。

據統計，從20世紀70年代起，一些新的病原體不斷產生，相繼岀現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也即即愛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病毒、漢坦病毒、瘋牛病……SARS病毒等等。

這些病毒，都無不時刻威脅著人類生命安全。

不僅如此，一些舊的傳染病如肺結核，登革熱、炭疽、禽流感也在一些地區死灰復燃，捲土重來，虎視眈眈地注視著人類。

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遠未結束。

也從未放棄。

這門科學，不但涉及生命、遺傳、衰老、感染人類生命系統，更涉及自然科學的系統化互動。

所以，人類在這條道路上早已跋涉了數百年。

其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6世紀。但真正成為豐碑式的成就，當數18世紀末的歐洲牛痘的發明。

諾貝爾獎

那時，英國醫生琴納獲悉牛患的一種輕度病，只要感染人，人就再也不會得天花病。

結果不斷探索，1796年5月，琴納成功地將牛痘疫苗接種到一個八歲男孩的身上。

而在1881年，法國科學家巴斯德首先採用病原菌毒素的接種方法防治某些疾病(如狂犬病的防治等),從而開創醫學上的免疫學。

進入20世紀以後,特別是60年代以後,免疫學衝出了抗感染的狹小範圍,進入到人類識別“自我”與“非我”的新時代。

由此，這不但是人類戰勝自然和認識自然的能力再現，更是人類戰勝瘟疫的最有效路徑。

於是，諾貝爾醫學獎自從設定以來，其金質獎章就頒發給這一領域的醫學家多達26次以上。

如疫苗、菌苗類就頒發了7次:1901年頒發給了白喉抗毒素和破傷風抗毒素的發現；1905年頒給了結核菌素的發現及預防；1951年頒發給了黃熱病疫苗的研製；1954年頒發給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製,1902年頒發給了瘧疾瘟疫中的瘧原蟲的發現；1928年頒發給了斑疹傷寒病原體為立克次體的發現,1976年頒發給了乙型肝炎病毒及庫魯病朊病毒的發現;

頒給免疫機理與免疫反應類就有兩尺，分別是1908體液免疫與細胞免疫；1913年的過敏反應機理的發現;

抗體科學方面共頒發了4次，分別是1960年的疫耐受性的發現,1984年的天然選擇學說和免疫系統的網路學說,1987年的產生抗體多樣性的機制,以及1996年的細胞免疫機理的探明。

應對與治療方法共頒發了11次，分別是1903年的面板病的光療發現,1919年的補體的發現,1927年的治療麻痺的發熱療法,1930年的對紅細胞血型即ABO血型的發現,1939年的百浪多息的抗菌效應的發現,1945年的青黴素及其對各種傳染病的治療作用的發現,1952年的鏈黴素的發現，1972年的抗體化學結構的研究,1977年的放射免疫測定法的發明,1980年的白細胞血型即人體組織相容性抗原(HLA系統)的發現,1990年以及免疫抑制劑的發明。

這些豐碑式的科研成果，都為人類健康立下了汗馬功勞。

而在剛過去的2020年，該獎的金質獎章頒發給了發現丙型肝炎病毒的醫學家哈維·阿爾特和邁克爾·霍頓以及查爾斯·賴斯三人。

該獎再次頒向毒類科研成果，無不說明人類戰勝病毒之路的間隙、重要與漫漫長途。

歷史上，人類面對瘟疫曾經是那樣軟弱無力，而今天，科學使人變得空前強大。

與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己經掌握了先進科學技術手段，並尋找到了對抗傳染病的強大武器。

不可否認，任何一種傳染病都將被人類征服。

但與自然和諧相處，同樣是人類必須做到的首要任務。

因為，唯有和諧，才能彼此互存。

也因為，唯有相依，才能共榮共生。

參考文獻：

《科學技術發現發明縱覽》《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生命科學史》《諾貝爾醫學獎獲獎啟示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百年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