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被抗衰老業界視作“福音書”的神作——Nature抗衰物質盤點綜述？

還是傾力打造的新一代“抗衰神藥”潛力新星——AKG（α-酮戊二酸）？

相較他那位炙手可熱的同門師弟David Sinclair（大衛·辛克萊），Kennedy教授算得上不露鋒芒，甚至連一個完整的維基百科頁面都沒有（搜尋引擎經常把他和一位同名的北愛爾蘭流行歌手搞混）。

北愛爾蘭流行歌手Brian Kennedy｜還挺帥！

“悄悄搞研究，然後驚豔所有人”可能是他的座右銘。但從他的學識作為和從業履歷來看，他並不遜色於任何一位同道；現年54歲的他，算得上當之無愧的衰老科學泰斗。

在肯尼迪的人生故事序章，“修身”的“修”，不是“修行（cultivate）”的“修”，而是“修復（recover）”的“修”。

不那麼準確地說，他“死”過兩次：

第一次是出生時，他一出生就帶有嚴重的先天缺陷，如果不是反覆多次的外科手術，他可能活不過週歲。

第二次是22歲時，遭遇的嚴重車禍，多處骨折、氣胸、內臟損傷、大失血、休克、昏迷……

第一次“完全修復”前後花了7年時間，而第二次“完全修復”，得益於當時美國最尖端醫療技術，僅用了6個月。

兩次“死而復生”經歷，讓他震驚於年輕人體強大的修復能力和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當他升學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生物系學習之後，他在思考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時，思緒又回到了年少時光：

年輕的自己能從那麼嚴重的損傷中全身而退。可如果變得再老一點的話，身體修復能力大幅減弱，縱使有更先進的醫療保駕護航，別說車禍了，一場小感冒都可能要掉自己的命。

為什麼人會變老？為什麼變老後身體修復能力明顯下降？可不可以不變老？

這些問題困擾著他，促使他選擇了當時“四顧盡荒野”的邊緣學科——衰老生物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順理成章地加入了Leonard Guarente（倫納德·瓜倫特）的實驗室。

在網上能找到的肯尼迪教授為數不多的老照片

瓜倫特告訴他：“你有一年的時間跟著我去開創一些嶄新的東西。”於是乎，肯尼迪和同窗宵衣旰食，盯著酵母細胞24小時連軸轉，發現了一些比同類壽命長出50%的酵母細胞。

再然後，在這些神奇的酵母細胞上找到了當代抗衰老醫學研究的基石之一——長壽蛋白Sirtuins。

世界上第一篇把Sirtuins和生物衰老聯絡起來的論文出自肯尼迪之手

從瓜倫特實驗室博士畢業後的肯尼迪，帶著“將衰老研究從簡單生物轉化到哺乳動物以改善人類健康”的心願，不僅盯著培養皿裡那些簡單的酵母細胞了。

他和同門師弟Shin-ichiro Imai（今井真一郎）同年入職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擔任生物化學系助理教授，幾年後升任副教授。

在此期間，他的研究興趣轉向了另一條與衰老密切相關的途徑——mTOR，他開始研究雷帕黴素在小鼠身上逆轉衰老的作用，從酵母細胞走到了哺乳動物。

由於他在衰老研究領域的眾多開創性成就，2010年，他被世界上第一家專業研究衰老的研究所——巴克衰老研究所（Bu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聘任為執行長（CEO）。

成為巴克“家主”，準備大幹一番事業的肯尼迪，並未意識到危機正在襲來：

肯尼迪教授於巴克衰老研究所

即使肯尼迪上任後將十分之一的園區用於出租。收到的租金、加上聯邦撥款、再加上企業捐贈，還是無法覆蓋設施維護、人力資源和研究經費所消耗的成本。

連續赤字5年之後，虛弱不堪的巴克被格拉德斯通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盯上，格拉德斯通意欲將其兼併。

擁有350多名研究員的格拉德斯通，和裁員後僅剩21名研究員的巴克，完全不在一個可比較的平臺上，但作為巴克CEO的肯尼迪仍堅決反對此合併案。

格拉德斯通研究所依託加州大學，主要進行心血管疾病、阿爾茨海默症和艾滋病的研究；諾獎得主山中伸彌曾在此進行過博士後研究，現被聘為高階研究員

不久之後，肯尼迪便“辭職”了，支援合併案的巴克董事會成員Edward Lanphier接任CEO職務；

短短20天之後，職權又平穩過渡到格拉德斯通病毒學研究所前副主任Eric Verdin手中。

所以，外界紛紛猜測：肯尼迪“不是辭職，而是被踢出”，而Eric Verdin正是“格拉德斯通送到巴克的‘特洛伊木馬’”。

就肯尼迪而言，卸任巴克CEO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在日後的訪談中他也毫不避諱地承認，在巴克主政的那段時間裡，他每天都承受著壓力，壓得他喘不過氣。

在“管家”這件事情上週旋足以讓肯尼迪精疲力竭，在巴克的幾年裡，他的學術生涯有些原地踏步，並未取得更多突破。

隨後巴克發出的關於辭職風波的官方新聞通稿中也提到：“肯尼迪教授辭職是希望將全部時間都花在巴克的先鋒科學研究之上。”

從巴克行政崗位上離職但保留了研究職務的肯尼迪，終於能騰出手，去推動他的心願再進一步——從哺乳動物到人類。

恰好，一個更好的機會找到了他。

當然，遠不止於此。

2017年的新加坡，65歲以上人口在全國人口占比達到了13.7%，是1980年的近3倍，並且預計將在2030年達到23%。

老齡化危機加速襲來，新加坡政府迫切需要解決這個棘手的難題——如何為越來越多的老齡人口養老，變“老齡”為“樂齡”？

新加坡“樂齡”養老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教會老年人使用電子裝置，融入現代社會

全球應對老齡化最成功的國家當屬日本，但“日本模式”擅長的是最佳化養老環節，在主動干預衰老、延緩和逆轉衰老上的舉措幾乎為零。

新加坡的野心不是照抄日本，而是要大邁一步，對衰老主動出擊：

一方面減少老年衰弱，明顯提升老年人口生活質量，也讓老年人“退而不休”，緩解國家勞動力匱乏的危機；

另一方面終結老年相關疾病，減少醫療經費開支，利國利民。

國立大學系統健康長壽研究中心（Centre for Healthy Longevity of NUHS）應運而生，該中心旨在透過領先的衰老生物學研究，開發和實施最新的衰老幹預措施，以延長新加坡人的健康壽命。

為這個新成立的國策機構挑選一位合適的掌門人並不容易，肯尼迪的到來完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有夢想、有經驗、也有能力。

肯尼迪同樣明確地意識到，新加坡和美國相比，更可能實現他的心願：

一是，與美國兩黨徘徊，一黨上臺立刻推翻另一黨既有政策的局勢不同，新加坡執政黨穩定，有利於一項政策的長期實施；

二是，與美國混亂貧瘠的健保體系相比，新加坡有城市國家先天優勢，也有大量醫療經費投入，先進醫療能照顧到每一位老年國民；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有領導全球抗衰老革命的強烈意願。

雙方一拍即合，“你剛好需要，而我剛好專業，一切就是那麼自然。”

肯尼迪教授在NUS的實驗室成員

成為中心主任的肯尼迪，是當之無愧的新加坡國“抗衰老國師”。第一次真正有機會推動實驗室裡的抗衰老研究，落地轉化為促進人類健康衰老的干預措施。

現階段，肯尼迪教授和新加坡的目標是：把老年疾病（包括衰弱）的發病時間壓縮得儘可能短，爭取讓國民保持更長久的健康壽命。

為此，他主要做著兩件事情：

一件事是，開發衰老標誌物：包括甲基化時鐘、炎症標誌物、生理指標，甚至是面部識別，儘快識別出那些加速衰老、亟需干預的老年人。

另一件事，在人類身上測試對動物模型有效的延壽干預措施，先是運動干預和比較安全的天然產物，如AKG、NAD+前體；之後再嘗試激進一些，挑戰抗衰老的“金標準”——雷帕黴素類似物。

科學的進步並不僅僅造福少數人，尤其是抗衰老科學，出現就是為了惠澤眾生的。肯尼迪教授始終沒有忘記這一點，他希望自己找出的干預措施是經濟便捷的，能夠真正做到普適。

肯尼迪教授十分關心中國的抗衰老事業，早在2009年，他便受邀擔任廣東醫學院（現稱廣東醫科大學）衰老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新加坡現在的人均壽命已達83歲

說過“我們並不打算只讓億萬富翁延長壽命，而是要讓所有人壽命更長”的肯尼迪，還能為全人類抗衰老事業帶來多少驚喜？

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