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的文化，一個福斯的文化，已經出現了。它包括“那些科學家和經驗世界的思想家，他們通過自己的工作和通俗的作品，生動表現了我們生活的更深層的意義，重新界定我們是誰、是什麼。他們正在取代傳統知識分子的地位”。

我們孤獨嗎我們在哪兒

古斯（Alan Guth）和斯莫林則根據不同的觀點，提出新的宇宙可以從黑洞內部產生，擴張成一個新的我們無法接近的空間和時間的區域。蘭多（Lisa Randall）和桑德魯（Roman Sundrum）猜想，其他的宇宙可以存在於跟我們分離的多餘的空間維度裡；那些互不相交的宇宙可能通過引力發生作用，否則它們之間就不會有任何相互的影響。用那個老式的類比說，如果氣球的表面代表一個嵌在我們三維空間裡的二維宇宙，那麼其他的宇宙可以拿其他的氣球表面來代表。在這樣的一個表面上爬行的小蟲，如果沒有第三維的概念，不可能知道還有跟它一樣的夥伴在別的氣球表面爬行。其他的宇宙是跟我們分離的時間和空間的區域

統一理論的挑戰在21世紀很可能比它們在20世紀更加現實，現在似乎是向它們真正發起進攻的好時候了。但只是結合還不夠，還必須有一個基礎，好令人相信統一理論並不只是一個數學結構，而且還能用於我們身外的實在。假如我們所看到的事物——如核力、電力和引力間的聯絡，如為什麼僅有三種中微子——都能用這個理論來解釋，而且沒有別的解釋，那麼我們對理論的信心也就樹立起來了。

任何形式的生命的先決條件，如穩定長壽的恆星、能結合成複雜分子的原子（例如碳、氧、矽）等，都強烈地依賴於物理學定律，依賴於宇宙的大小、組成和膨脹速率。假如大爆炸時留下的“配方”稍有不同，就不會生出今天的我們。

我們宇宙的某些特徵也可能是大爆炸以後不同冷卻方式的偶然結果，而不是整個多重宇宙留下的什麼更深層、更基本的印跡。它像一塊熾熱的鐵在冷卻中磁化，而磁化的排列方式卻依賴於一些隨機因子。如果物理學家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基本理論，它應該告訴我們自然的哪些方面是那個基本理論的直接結果（正如雪花的對稱花樣是水分子基本結構的結果），哪些是偶然事件的產物（如每朵雪花的不同花樣）。

我們傳統意義的宇宙也許是許多大爆炸之一的產物，正如我們的太陽系不過是銀河系裡眾多行星系統裡的一個。池塘裡冰晶的模式是偶然事件形成的，不是水的基本性質的結果；同樣，某些看似不變的自然常數也可能是任意的，而不是基本定律唯一確定的。所以，為我們所謂的自然常數追尋精確的公式，可能終歸是徒勞的，就像開普勒當年為行星軌道尋求什麼精確的數字關聯。注1別的宇宙也許成為科學程序的一部分，正如“別的世界”已經存在好多世紀了。不管怎麼說（在這裡，科學家應該高興地把領地讓給哲學家），關於為什麼事物存在——為什麼有宇宙而不是沒有——的認識，還在形而上學的領地裡，而且一定會永遠駐足在那裡。

2050年的數學

在所有的科學中，數學大概具有最悠遠而連綿的歷史——只有天文學能跟它比。兩種學科至少都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時代，那時的發現在今天依然是重要的。天文學建立在過去的發現上，數學也一樣。天文學的基礎是對現實世界的觀測，而數學則是共有的思想的社會結構；但思想是天文學的驅動力，而數學卻在對真實世界的模擬中成長起來——它記數過去的日子，測量田地的大小，計算給國王的貢品

數學的力量來自兩個不同源泉的匯流。一個是“真實的世界”。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告訴我們，外在世界的諸多方面可以通過簡單而微妙的數學法則（“自然定律”）來認識。

數學的第二個力量源泉是人類的想象力——為了數學而追求數學。

人們曾經相信人類基因組有10萬個基因，結果錯了，只有34000個。從基因走向蛋白質，那路線圖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得多；實際上，也許根本沒有那樣的地圖。基因是一個動態控制過程的一部分，那個過程不僅製造蛋白質，還不斷修正它們，使它們在演化的生命裡，在生命歷程的恰當時刻，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認識這個過程所需要的遠不僅是一列DNA密碼，而我們缺少的多數東西都是數學的。

在文化的陰影裡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科學、技術和商務的強大結盟，它開創了一個以預測、控制、創新、管理和擴張為首要原則基礎的全球性的文化。這些原則的背後是理性和權力，培根曾倡導從這條道路去認識自然，用那些知識去砸碎人類的枷鎖。這是一條康莊大道。通過科學知識的應用所創造的財富和工具，通過驅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擴張機器，我們的確能夠把人類從飢餓和貧窮中解放出來。

20世紀60年代，科學家和發明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正在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做著有關地外生命的事情。他發現，地球大氣的組成使它在某種意義上不同於其他行星，這樣，它可能向我們揭示出生命與非生命環境之間的某些深刻聯絡。他在科學雜誌《自然》上撰文指出，生命並不是簡單地適應它生根的行星所給定的環境，它還改變那些環境，讓它們穩定下來從而使自己長期生存下去。

根據蓋亞假說，生命並不簡單服從地球給定的條件，而會改變那些條件來適應它們的生活。例如，微生物能改變大氣組成（CO2, CH4, NH3, O2），這樣溫度就保持在生命能延續的一定範圍內。於是，整個地球可以看作一個生命系統，它也像生命那樣調整自己的活力。

第二，他們在假說裡用了“蓋亞”這個詞，似乎說地球本身也是某種生命，而不是科學所認為的實現行星運動的盲目的機械過程的集合。大地女神的形象對積極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來說是特別高大有力的，他們一直在抗議對地球自然資源的掠奪，抗議對土地、海洋和空氣的汙染——如過度燃燒礦物燃料產生的汙染。

萬物有靈論認為任何存在的東西從某種意義說都是有生命的，這不僅是科學驅逐的東西，也是我們文化的一般信仰體系之外的東西。

我們的科學堅信，作為宇宙基元的能量（或物質）是死的，沒有任何感覺能力。伽利略從古希臘原子論者那裡懂得了這樣一個概念：除了原子和虛空，別無他物。以這樣的眼光來認識事物，我們探索了世界的許多方面，對眾多自然現象（不論死的還是活的）背後的各種過程的本質，樹立了非凡的認識。這樣的觀念還為我們帶來了數不清的令人難忘的技術。這條認識路線是成功的，也是可靠的。根本的一點在於，大自然裡能夠量化、測量並完美地組織進描寫各種行為法則的數學關係的那些東西，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世界的唯一確定和客觀的知識。

在“意識從哪裡來”的問題中，還有著另一個問題：感覺從哪裡來？在科學中，我們的答案只能說，意識來自無意識物質在特殊的複雜和有序水平上的特殊的動力學組織，例如神經系統。我們的感覺是一種突現的性質，在產生它的事物中找不出一點兒可以稱作感覺或者感覺能力的東西。我們面臨的問題也在這裡。

意外的有序總出現在以這種方式動態形成的系統中。科學就建立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共識引出一個結論：我們看到的並不單是主觀的，也是一種客觀和真實的狀態。

替換大腦

Philosophical Review LXXXIII, October 1974, 435—450）的著名文章里正式提出來的，主要說的是動物的“精神生活”，特別是關於它們的主觀經歷和感覺。在某些人看來，簡直不可能還原那樣的經歷，至少憑我們今天的科學工具還做不到；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儘管是一個難題，卻在科學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如果有例項，這些問題說起來會更容易，下面我就舉一個例子。

20世紀60年代中葉，有兩個小組開始做恆河猴的實驗，目的是想知道它們在看到別的猴子受到電擊時會有什麼反應。大約也在那時候，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正開始考察人的行為，看他們對權威的反應——特別是，當某個權威人物讓他們去電擊另一個人的時候，他們是否服從他。在其中的一個猴子實驗裡，一隻猴子被訓練去拉操作杆，然後才得到一天的食物。等它學會以後，把另一隻猴子關進隔壁的籠子裡。這時候，第一隻猴子拉動操作杆，就會對新來的猴子產生很強的電擊。

1983年的《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書裡，米爾格拉姆生動描述了他的人類實驗。當一個權威人物（如一個穿著白大褂的實驗家）命令實驗者拉動操作杆電擊別人的時候，實驗者會不停地那麼做，而不管那人對“電擊”產生多麼強烈的反應——當然，那是一個演員，並沒有真的危險。假如哪個火星人降臨地球，看到這樣的兩個實驗，他只能得出結論說，恆河猴有同情心，而人類沒有。恆河猴似乎懂得處在別人痛苦的境地會是什麼樣子，而人類要麼是不懂，要麼是漠不關心。當然，我們知道人是能夠關心同情別人的，也能設身處地想著那些經歷情感波瀾的人。

兒童會告訴科學傢什麼

嬰幼兒知道的和學習的都超出了我們從前的想象。到了三四歲的時候，他們已經大概知道了世界是怎麼回事。一個小孩子，不會讀，也不會寫，連話都說不清楚，怎麼能那麼快地學會那麼多的東西呢？這是學習的理論需要解釋的問題。我們的學習能力不能僅僅歸功於教育、訓練或者什麼專門的社會機構，它似乎還是我們人類本性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因果知識也代表了我們的經歷與我們的學問之間的一道深廣的鴻溝。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最早闡發了這個問題。我們所看到的不過是事件之間的可能事件。一類事件可能總是伴隨著另一類事件發生，但我們怎麼知道一個引發另一個呢？在現實生活中，因果關係很少只涉及兩個事件的，可能有幾十個事件以複雜的方式因果地聯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