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正苗紅”的創業者

說起潘雨堃與基因治療的邂逅，還需追溯到2005年——彼時，正在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念大二的潘雨堃，進入了中國基因治療領域開拓者薛京倫教授的實驗室。後者自1987年起，在國家“863”計劃資助下，一直致力於基因治療研究，主導了國際上首個血友病B基因治療臨床試驗。

“老先生現在80多歲了，但他依然會非常活躍地去支援年輕人做一些事情。”薛京倫教授是中國基因治療領域的開拓者，潘雨堃從他身上看到一種對基因治療事業負責的使命感。

在博士階段，潘雨堃去了耶魯大學，遇到學業生涯中的另一位重要導師——前美國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研究員、遺傳學家許田。

許田教授是生長調控領域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實驗室首先發現了該領域的多個重要調控基因和訊號轉導通路，其發明的哺乳動物轉座子和鑲嵌遺傳分析等多項工具也被全世界廣泛應用。此外，許田教授還以顧問或創始人等形式，參與了多家知名生物技術公司的成功創立。兩年前，許田教授放棄美國耶魯大學終身教職，全職加入中國西湖大學，成為西湖大學講席教授、副校長。

“許教授對我比較嚴格，他經常說，要成為一流的科學家，需要做的是將新技術帶入新領域，然後徹底地突破它。”潘雨堃在許田教授的實驗室裡待了近7年。“許教授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我非常感激他當時對我的訓練。”

採訪過程中，他還回憶了許教授在自制力、堅持，以及放棄短期利益而追求長遠夢想方面對其的教誨。在潘雨堃看來，“堅持”與“對未來趨勢的判斷”結合在一起，是創業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

先講創業動機。對我來說，做什麼決定與兩件事有關：個人經歷、教育經歷，這兩方面都非常重要。就像肖雲說的，目睹過身邊人和某種疾病的艱難對抗，最後下決心要為攻克這種疾病而不懈努力，這確實是一種重要的驅動力。

我是2004-2008年在復旦唸的本科，研究方向就是基因治療，後來去了耶魯念博士。有兩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是我在耶魯的博導許田，他現在是西湖大學的副校長，另一個就是我師叔——Jonathan Rothberg。Jonathan是生物界的風雲人物，曾經先後創立過多家健康和生物科學公司，三臺二代測序儀裡有兩臺是他造的，兩臺後來都被他賣給了thermo，也就是之前的羅氏診斷（Roche Diagnostics）和Life Technology。這對我的觸動挺大的，逐漸就萌生了創業的想法。

過去15年，我見證了基因治療的起起伏伏，也見證了許多泡沫，比如1990年代末期剛興起時，有500來個臨床試驗同時進行，後來行業也逐漸迴歸理性。再到2015年，基因治療的熱度又開始回升，一直到現在。

回國後，我有過兩次創業。這兩次創業在組建團隊和定方向上就還蠻不同的。第一次創業屬於從海外引進專案，和專案的核心人員合作。我們做的是AAV基因治療，我們當時是第一批從海外院校拿到AAV載體技術，那是2018年中左右，中美關係還比較緩和。我們把它引進中國，透過跨境投資和分授權的途徑去做。這個過程，我們和美國大學的教授以及律師談判過，對美國法律和中國外貿、發改委政策做過詳盡研究，也瞭解了怎麼做ODI，等等。這套流程其實不難學，只要你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無論是從美國還是其他國家來引進，將來這條路還是能走通。

第二次創業，是因為我看到了領域內的一個瓶頸，具體來說，我們看到了病毒載體基因治療領域中載體容量的限制和不可重複注射這兩大痛點。這種模式下，要突破這個瓶頸，作為CEO，就需要一些模組化的東西來幫助你，找到這些模組然後拼湊在一起，組建你的團隊，一起努力去突破，達成目標。當然在技術方面我們更多選擇在國外有相關技術背景的團隊人員，然後結合國內接地氣的管理和運營。

所以在我看來，這兩次創業的兩種模式正好對應了王蕾剛剛提及的第三和第二種模式，在中國市場都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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