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尋找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從公務員到演員，從企業主到銀行家。終於發現，科學家是價效比最高的工作。它可能不那麼有錢，但社會地位高，單是教授這個頭銜，就讓好些人肅然起敬。 科學家也不必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不必，不是指完全不必，至少比活在世上的大部分人少得多。畢竟好一些科學家八卦也足以成書。

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科學家高壽者居多。 如果要尋求一份解釋，大概是科學家們終其一生都在工作。比如，2020年2月28日，英國旅美物理學家、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不幸去世，享年96歲。戴森的好朋友之一，物理學家楊振寧，仍然健康地活在世上，今年99歲。

弗里曼.戴森

戴森不僅是卓越的物理學家，也是文筆生動的作家。他的寫作經常用到一種技巧，那就是似乎是出於本能，又是多年學術訓練的結果——類比：找出不相干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絡。

這一點我在美國作家E.B懷特文章裡見識過。

在《人各有異》這本散文集裡，懷特這樣寫《第二次世界大戰》開頭：“早上開車送小兒子去學校，見一隻貓在田野裡捕食，不禁想到人之子要經過怎樣曲折和漫長的旅程，才能走出家門，自已餵飽自己。”一般人寫到這可能就打住了，可是懷特還有後續：“即使學子已經能脫口背出乘法表，距離捕到第一隻田鼠還有很長一段路呢。”背出乘法表當然距離自立很遠，讀者讀此能不莞爾一笑？

魯迅也是“類比”高手。《燈下漫筆》中由“一包現銀塞在懷裡，沉甸甸地覺得安心”想到“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費裡曼.戴森也有這般本事。在《我的偶像崇拜》中，他將自己與費曼的關係，跟瓊生與莎士比亞的關係進行了類比；在《宇宙波瀾》中，奧本海默的故事與艾略特的戲劇《大教堂謀殺案》進行類比。這樣的例子，在《反叛的科學家》中比比皆是。

類比滲透於所有的學科、思想、講話、藝術……。諸如數學中的舉一反三，文學裡的賦、比、興，還有著名的費曼學習法，也是類比。費曼學習法要求把一樣東西用淺顯的方法解釋出來，其標準是讓四五歲的孩子聽得懂。

《反叛的科學家》出現了奧本海默、費曼、維納等科學家的身影，而對於中國大眾來說，楊振寧先生才是最反叛的那個。作者戴森與楊振寧關係甚好。而事實上，戴森與楊振寧也頗有類似。

他們都在青年之際離開故土，成為美國公民。他們都在宣誓效忠美國的公民儀式上，受盡羞辱。他們都對美國懷有矛盾的感情——一方面美國如此優待他們，一方面美國對他們各自祖國的古老文明知之甚少。也許正是懷著這樣矛盾的感情，2015年4月1日，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

楊振寧先生的反叛，不僅僅出現在科學家應有的“反叛”，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於牛頓的力學。

2004年，楊振寧先生82歲高齡迎娶28歲的翁帆。文學史上，同樣引人矚目的是74歲的大文豪歌德愛上19歲少女烏爾莉克。

或許人們還能理解大詩人無法安放的愛情，但對於身為理性思維的代表，科學家的楊振寧，卻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了。這遠超乎世俗的想象。

如今十七年過去，人們再次把目光朝向這對老童玉女，不能不說增添了無限敬意。時間再次證明，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十七年，他們沒有傳出任何不合，出現在公眾場合都是伉儷情深。十七年，楊振寧先生依然精神奕奕，翁帆愈發清麗端莊。

費裡曼.戴森在楊振寧先生光榮退休之際發表這樣一篇演講。

戴森說： 在科學中，也像在城市重建和國際政治一樣，拆除老建築比建立經久耐用的新建築容易。革命領袖分兩類，一類是羅伯斯庇爾和列寧那種，破壞比建立多；另一類是富蘭克林和華盛頓那種，建立比破壞多。毫無疑問，楊教授屬於後一類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跟富蘭克林和華盛頓一樣，他珍惜過去，儘可能少去破壞它。對西方科學的偉大學術傳統和中國祖先的偉大文化傳統，他懷著同樣崇敬的心情予以珍惜。

楊振寧先生為中國做的事情可能比十億中國人加起來做得還多。他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國人，第一個訪華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中國學者，他功成名就之後不忘提攜後進，設立各類獎學金，甚至在九十歲高齡仍然給本科生上課。

有時候，歷史這個巨輪後面不是勞苦大眾，是一群如楊振寧先生般反叛的科學家。他們堅持自我，無視權威，尊重大眾。他們活得“自我”而“真實”。

大人常常喜歡問孩子一個問題：長大後想幹什麼？千萬不要嘲笑那些想成為科學家的孩子，說不定，他就是一個那個反叛的科學家，他從事的是世界上價效比最高的工作：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