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成為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很難很難，即使如屠呦呦獲得了諾貝爾獎，看到這則新聞，那也只能呵呵一聲，笑而不語。

第二天就打臉了，打得很徹底，牛年開市茅臺下跌5%，股價從2600的高點跌至2471。

看來，這壓根就不是利好茅臺。網友們對茅臺總廠王莉成為兩院院士候選人的爭議還是有點影響的。為什麼？

茅臺現如今正在風口浪尖，全球最高市值的酒類企業，過去的一年茅臺的股價突破一千大關，最高直接到了2600高點。

而此時茅臺總工被推出來去競爭兩院院士，在最火的時候把事兒都辦了，往往會事半功倍。

但是，“科技興國”才是最希望看見的，而不是一個酒類總工程師佔據了份額。所以在兩個不同維度的衝擊之下，這個話題就被熱議了。

該不該當選，那自然有一套評判標準，平民百姓們管不著，但是吐槽一番還是OK的。

大家有時候往往看見的科技，是飛天下海，是半導體晶片，但是在大家看不見的，只能藉助顯微鏡看到的，是微生物，是生物工程。而茅臺的科研人員，專研的就是生物領域的微生物研究。

因為酒跟醋的生產是透過糧食發酵而成，在發酵的過程中有微生物的參與。

茅臺酒的釀造過程，就是一千多種微生物的“大聚會”，它們共同參與發酵。

可是，如果只是研究生物工程，那就單獨研究微生物就行了，為什麼非得扯上“茅臺”這支大旗？

茅臺在歷史上的發展中，曾經有過很嚴重的虧損，長達十七年。酒是透過糧食釀造而成，一旦虧損就意味著對糧食的浪費。

在1959年到1961年，茅臺酒糧酒生產是按照5:1的比例計算的，就是說，生產一斤酒，就要耗費5斤糧食。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過去的“三茅”合成如今的茅臺集團時，茅臺酒的質量出現了滑坡。連周總理都要求茅臺人用傳統工藝來生產茅臺。

所以，季克良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了茅臺廠，他的任務之一就是找出茅臺的公式。

換句話說，季克良可能是研究茅臺酒背後參與發酵的微生物的第一批人員，目標是使茅臺扭虧為盈，儲存茅臺的傳統工藝。

當季克良去了茅臺酒廠，看到生產茅臺的釀酒工藝：七次取酒、八次發酵、九次蒸煮。這一套下來，季克良被這傳統工藝整得眼花繚亂。

還有，茅臺酒是固態發酵和自然發酵的，固態發酵指的是在沒有水的環境下發酵，這樣一來溫度、天氣等不可控的因素都會影響到茅臺酒的質量。

對此，季克良意識到，沒有在茅臺廠呆滿十年，他永遠沒有發言權。

就此，茅臺廠開始對茅臺酒的研究，也是從這開始，科研人員開始入駐茅臺廠。

科學人員經過幾十年對參與茅臺發酵的微生物的研究，到2013年發現在釀造過程中至少存在800種細菌物種，此外至少還有200種未知細菌。

其中，三株芽孢桿菌為產醬香細菌。

微生物有害有利，有些微生物會影響到茅臺酒的質量與口感，而有些微生物帶著“醬香型”特性，會發酵出醬香型白酒。

透過對微生物的研究，慢慢地揭開了茅臺酒背後的神秘面紗，用科學解釋傳統釀酒的合理性，用技術和科學證明對傳統工藝的繼承。

同時，隨著科技的不斷髮展，茅臺也對工藝進行了改進，茅臺的產量上來了，鉅虧的局面得到止損。

即使改進了工藝，但還是運用到了化學與生物的原理。

比如說，那時候的車間主任的梁宗保，創新了“間歇式上堆法”解決了酸高的問題。

酸高這個問題是在上甑時，氧氣不足，導致了產酸機率增加。上甑前必須要堆窖，按照傳統堆窖工藝，五天要堆兩個窖，那兩三天就要堆一個，今天堆完明天就上甑，連續上甑就會壓低第一批糧食所需的氧氣。

間歇式上堆法是第一日起一個堆，第二日再起另一個堆，而第三日只需對第一日的堆上甑，第二日的堆就得到緩衝。

氧氣、酸，這跟化學有關了。所以，釀酒工藝的背後是一系列的化學反應和微生物反應。

對微生物的研究有時候會有劃時代的發現。就像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從青黴菌抑制其它細菌的生長中發現了青黴素，在此之前的那些奇難雜症就再也不是問題。

那麼，研究白酒有沒有資格成為兩院院士的候選人？

如果撥開“茅臺”這層迷霧，本質上是對微生物的研究。

2017年，發酵與輕工生物技術專家陳堅當選兩院院士。

他在生物領域做出的貢獻有：改進發酵微生物技術；支撐酶技術改造傳統業，實現節能減排；最大的是創新酮酸和檸檬酸發酵模式，保障重要有機酸發酵技術的國際領先地位。

如今對微生物的研究，會發現微生物對改善環境，治理汙水會有幫助。

如果回到白酒的本身，發現了化學元素週期表的門捷列夫，對伏特加進行科學研究，認為伏特加的最佳口感的酒精度是40度，也就是說酒精和水的比例是4:6。

門捷列夫的研究改良了伏特加的口感，如今伏特加的出口和在國際市場的佔有率遠遠多於茅臺。

但是，老乾媽已經是中外聞名了，要是老乾媽去研究辣醬，能不能也成為兩院院士的候選人？

如果，真要評選，季克良才是最有資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