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到100並不比0到1更容易，有時甚至可能更難，就像萊特兄弟造的飛機，遠比現在超音速戰鬥機、商業大飛機要簡單得多，但是為什麼被人們記住的是第一次飛行時間還不到1分鐘的萊特兄弟，而不是現在各種高效能的飛機的設計和製造者呢？

諾貝爾科學獎同樣也更為重視0到1的發現，比如最近兩次“號稱”華裔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遺憾，都是因為諾貝爾獎更為重視0到1，而不是1到100。

2014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了美國科學家埃裡克·貝齊格、威廉·莫納和德國科學家斯特凡·黑爾，因對發展超解析度熒光顯微成像技術作出重要貢獻而共享此大獎。華裔科學獎莊小威在超分辨熒光顯微成像上的工作並不比前面獲獎的幾位差，並且對這項技術的推廣貢獻更大，但是為什麼沒有獲得201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呢？如果拋開各種政治和小道訊息，背後根本的原因是獲獎的幾位科學家是從0到1的發現，而莊小威的工作是從1到100的推廣。

類似的事件在2020年又重複了一次，並且這一次比2014年那次傳達的資訊更為明顯。眾所周知，諾貝爾化學獎一年最多可以給三位科學家，2014年諾貝爾化學獎已經有了三位科學家獲獎，可以說如果莊小威也獲獎就超過了三位這樣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不給莊小威頒獎；而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只頒發給了兩位科學家，即便加上一位科學家，也沒有超過三位，但是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就只頒發給了兩位科學家。

202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法國女科學家埃瑪紐埃勒·沙爾龐捷和美國女科學家珍妮弗·道德納，以表彰她們在基因組編輯方法研究領域作出的貢獻。在基因編輯方面，MIT的華裔教授張鋒無疑貢獻突出，他的基因編輯工作比前面兩位更難、更進一步，證明了基因編輯技術可以應用到老鼠和人類細胞上，並且商業化也更為成功，但是依然沒有與前面兩位科學家分享202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其背後的原因同樣也是獲獎的兩位科學家的完成的是0到1的發現，而張鋒的工作是1到100的推廣，儘管張鋒教授的工作比前兩位更難更漂亮。

從0到1的發現是科學上最重要的，也是每位科學家夢寐以求的工作，但這樣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擁有了這樣的0到1的發現，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不會與其他任何人分享。

胡克只是在給牛頓的私信中建議能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加到牛頓發現“萬有引力”文章的致謝中，注意，只是致謝而不是作者名單，就被牛頓逮著一頓錘，到胡克去世之後牛頓還不洩憤，直接利用自己皇家科學協會會長的權力，把胡克所有的畫像全部燒掉，並且還說出了那句看似謙虛實則惡毒無比的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 ,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牛頓為了和萊布尼茨爭誰先發明瞭微積分，匿名在報紙上發文章罵萊布尼茨，直接把萊布尼茨罵到自閉。所以牛頓不僅在科學上戰鬥力爆棚，在與人鬥爭的時候也是戰鬥力爆棚。

兩位著名的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政寧和李政道為了爭論誰在0到1的過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以至於老死都不往來；一位著名的科學家為了保證自己的0到1的工作不會被審稿人剽竊，故意在投稿的時候將其中的一個元素寫錯在科學界也是流傳已久。

歐洲最早還出現了為了宣告自己首先做出了某個成果，將自己的工作鎖到一個公共的保密櫃裡面，等到別人說完成了某個工作，自己開啟這個保密櫃，取出其中的記錄，說自己早在多少年前就完成了這個工作。結果有些鑽空子的人，把一個他沒有做的實驗或者結論的正面和負面的結果都同時鎖進保密櫃的，等到有人完成了這個實驗，他就把正面的結果拿出來；如果有人證明了實驗不可信，他就把他負面的結果拿出來，以此證明他是這個實驗或者結論的發現者，也正是這個漏洞，促成了人們以在學術期刊上公開發表時間來確定成果的歸屬權的慣例，也就是學術界常說的“發表為王”。

為什麼學術界更為重視0到1，而不是1到100？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就像在一望無際的大海里面撈沉船，0到1就是某個人透過某種方法，無論是靈光一閃，還是大量的資料分析，說在某個地方附近有一艘裝滿了黃金的沉船，並且還在這個地方附近找到了一塊黃金。

其他人看到這個人找到了黃金，就一擁而上，用上了各種高科技的手段，找到了沉船，挖到了更多的黃金，這就是1到100的工作，如果沒有最初的0到1的發現，後面就不會有1到100的推廣，並且0到1比1到100難多了。

0到1相當於證明了這個地方有黃金，1到100就相當於你只要努力去挖，總會挖到黃金，所以0到1投入與回報相比風險太高；因為一個人終其一生，很有可能找不到一個可能有黃金的沉船，而1到100投入和回報相比風險就沒有那麼高，只要自己的工具先進、人員充足，在被人指出了哪裡有黃金之後，努力去挖總會有豐厚的回報，這其實也是中國科研界目前的現狀，大家都在努力挖黃金，而不是去尋找哪裡會有黃金的沉船。

怎樣才能做出0到1的發現？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樣才能做出0到1的發現，如果我知道，我就自己去做了，我在這裡就舉兩個例子來介紹別人是怎麼做出0到1的發現吧。

第一個例子：物理學歷史上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兩朵烏雲”的故事。

1900年，牛頓經典力學和麥克斯韋的電磁場理論已經成熟，著名的開爾文勳爵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物理世界的大廈已經建立，後人的工作只可能在這個大廈的基礎上修修補補，不可能再有什麼大的突破了，除了黑體輻射問題和以太理論。

結果是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出現徹底重建了物理世界的大廈，尤其是量子力學的發展過程中，普朗克、狄拉克、薛定諤、波恩、德布羅意、波爾、海森堡、泡利等等一長串在現代物理學歷史上如雷貫耳的名字在很短一段時間內出現。

這一段時間是物理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如果能夠有幸處在當時的學術前沿中心，那麼做出0到1發現的可能性會比其他時代大得多，這當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像開爾文勳爵剛說完物理世界已經不會有啥大的發現了，結果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就來了。

第二個例子：好奇心

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吉野彰在獲獎之後接受採訪曾經說過“好奇心是推動我前行的主要動力”，很多科學家研究某個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很有趣，而不是因為研究這個問題可以獲得名利。

就像居里夫人說的一樣：

我一直沉醉於世界的優美之中，我所熱愛的科學，也不斷增加它嶄新的遠景。我認定，科學本身就具有一種偉大的美。一位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不僅是一個技術人員，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於神話故事一般。這種魅力，就是使我終身能夠在實驗室裡埋頭工作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