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公平，是人類社會誕生伊始，就不斷追求的目標，雖然它從未真正實現過。
在社會上生存，我們會發現，人和人之間最主要的差別之一，在於擁有財富的多寡。而這是個相對概念，從而可以簡單把人區分為兩類，也就是：少數的富人，以及多數的窮人。
富人與窮人的生活，當然千差萬別，這常常給人以社會不公的感覺，但是至少到21世紀初期，人人平等仍然是主流的認知，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人”而言，財富的多寡似乎僅僅表現為“身外之物”，每個人都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生老病死，概莫能免，高低美醜，也不能選，造物主至少在生物層面，給予大家平等的待遇。所以，貧寒的家庭，卻可能生出美麗聰慧的女孩，或是健壯果敢的男孩，改變命運也就不似空中樓閣了。
但其實，這種“平等的幻覺”或許也要到頭了……
沒錯，我想說的，應該就是你所想的——基因編輯。
目前基因編輯相關的技術正在飛速發展，從資料可見一斑：在上世紀80年代，編輯單個基因的成功率能達到1%，就已經很了不起；到21世紀初，編輯單個基因的成功率提升到接近10%；而2012年劃時代的CRISPR技術的誕生和完善，直接讓基因編輯的成功率提升到接近100%，而且，不再侷限於對單個基因的編輯，複雜的多基因同步編輯也成為現實。
僅僅短短的2、30年，技術就取得了如此突飛猛進的發展，讓我們不得不開始認真面對一個問題：基因編輯技術，將如何改變我們這個社會？
基因編輯，已經廣泛應用於動植物領域其實，對基因進行編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很常見了。
這些年，轉基因作物的話題一直有很高的社會關注度，人們製造轉基因作物的初衷是好的，比如抗擊病蟲害，提高農作物產量，更好地滿足人類的農產品需求。事實也確實如此，比如，科學家們陸續製造出了免疫白粉病的小麥、反式脂肪酸含量更低的大豆，還有能抵抗棉鈴蟲的棉花，等等。這些轉基因作物效能優異，一經推出就很快佔領了市場。截至2015年，美國92%的玉米和94%的大豆，都是轉基因作物。
不過，雖然優勢明顯，每年都有數以億計的人吃下轉基因作物，而且沒出現過什麼問題，但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仍然飽受質疑，比如有調查顯示，60%的美國人認為轉基因作物不安全。
而且，相比於轉基因植物，公眾對轉基因動物的接受程度更低。比如，在美國獲准上市的第一種轉基因動物，是一種轉基因三文魚，這種三文魚在被基因編輯之後，分泌的生長激素更多，生長週期只有原來的一半，而且營養成分也完全相同，但即便如此，轉基因三文魚還是受到嚴厲抵制，有人把它稱為“怪獸魚”。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有75%的受訪人員表示拒絕食用這種轉基因魚。雖然現在科學家們已經制造出了瘦肉含量更高的轉基因豬，羊毛長度更長的轉基因山羊，但可以想象，這些轉基因動物的社會接受度都不會很高。
但是實際上，幾乎我們吃的每種食物，它們的基因型都被人為改造過，比如，選育種子和配種時用的隨機誘變技術和雜交技術，本質上都是在按照人類需求改變動植物的基因型。從這個意義上說，轉基因技術和以往的傳統育種手段，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
但仍有非常多的人很難接受轉基因，似乎大自然給予的就是最好的，任何的改變都是錯誤的，那麼，真相果然如此嗎？
基因改變，也是生物體內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其實，即使是我們人體自身，基因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發生著“自然的改變”。
我們每個人在生命之初，都會攜帶從父母生殖細胞中繼承的50-100個基因突變，而且在人體內，平均每秒鐘都會出現上百萬個突變，所以人體基因的改變是一種非常常見的自然現象。
而最為常見的就是各種惡性腫瘤。活的人體細胞無時無刻不再進行分裂活動，就像超大型工廠裡的流水線一樣，不可避免地會產出一些殘次品，這些殘次品會被我們身體的其它衛士細胞（免疫系統）發現並消滅掉，但有一些有可能會成為漏網之魚，從而發展壯大成為惡性腫瘤。
當然，更多的突變是無害的，而且也是完全無感的。這些基因改變也許是原生的，也許是周邊環境影響的，目前我們無從所知，但是，它們都不是人為指定的。
而基因編輯讓這種改變有了方向性。
而且這種人為的，有方向性的基因編輯，其價值幾乎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能夠改變基因，人類將掌握“上帝的手術刀”轉基因植物可以給人類提供更優質的食物，而轉基因的動物則不僅能給人類提供肉類和皮毛，甚至還有希望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比如在美國，現在有大約12.4萬人在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只有2.8萬人能獲得移植器官，大量病人在等待器官的過程中死去，缺乏器官供體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科學家們設想，透過基因編輯技術，人類或許可以改造豬的基因，讓豬生長出可以供人類使用的器官。而且，這項技術目前已經有了初步成果，科學家們把經過基因改造的豬作為移植器官的供體，一顆移植腎臟在狒狒體內維持了6個月，一顆移植心臟在另一隻狒狒體內維持了2年半。目前，這個領域已經吸引了大量投資。所以，如果基因編輯技術真的能拯救人類的生命，提供寶貴的移植器官，那我們真的很難拒絕它。
基因編輯應用於人體，最直接的方式是治病。舉例來說，專家正在透過基因編輯療法根治一種遺傳病，乙型地中海貧血症，這種疾病雖然能透過骨髓移植根治，但患者一般很難找到配型吻合而且願意捐獻骨髓的供體，而基因編輯就能解決這個問題。醫生只要從患者體內分離出幹細胞，利用基因編輯技術修復幹細胞中的乙型球蛋白基因，然後把編輯過基因的細胞輸回患者體內，患者就能分化出正常的血紅細胞，而且，因為供體和受體都是自己，患者在整個過程都不會出現免疫排斥問題，這就為很多人帶來了生命的希望。
除了遺傳病，基因編輯技術還可能幫助我們攻克癌症。一個思路是，為了消滅體內的癌細胞，我們可以透過基因編輯，製造出一種特殊的T細胞，這種新型T細胞裡引入了一種新的基因，它可以幫助T細胞識別、靶向鎖定最終消滅癌細胞，從而治療人的癌症。這項技術目前還在探索之中，不過，2015年就有科研機構在一名女嬰身上使用過這項技術，透過向女嬰體內輸入經過基因編輯的T細胞，成功讓女嬰的白血病得到好轉。
可見，有了可靠的基因編輯技術，人類就擁有了“上帝的手術刀”，去提升全人類的健康福祉。可是，這種看似強大的武器，在實踐中卻有著巨大的障礙。
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障礙基因編輯技術在醫學領域有著巨大的使用潛力，但是，我們還是要清醒地認識到，這項技術距離成熟應用還有很長的距離，這其中的關鍵之一，就是基因編輯的“脫靶問題”。
基因編輯的基礎就是要對特定的DNA片段進行識別，這個識別不是100%準確的，所以就會產生錯誤的切割，一般來說，脫靶效應是一個很普遍的醫學現象，比如看看各種藥品的說明書，基本上都會標註副作用。但基因編輯的脫靶效應格外危險，畢竟普通藥物的副作用在停藥後就會結束，但基因編輯一旦脫靶，對基因造成的改變就永遠無法挽回了。
除了脫靶效應，人類對各個基因的作用和影響，瞭解得也很有限。很多疾病的成因非常複雜，可能是遺傳變異和環境因素的綜合產物，單純編輯基因不一定有效果。更何況基因編輯還存在次級效應，可能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複雜後果。比如，修改人體的CCR5基因，理論上會增強人對艾滋病的抵抗力，但同時也會增加人患上西尼羅河病的風險；雖然有的基因會增加人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但研究顯示，這些基因也會提高人在年輕時的認知能力。面對基因編輯的複雜後果，該如何進行取捨？如何判斷風險？仍然需要社會各界進行深入思考。
讓我們再進一步。如果說基因編輯應用在醫療方面，還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話，那麼，將它應用在人類胚胎上，試圖去修改人類後代的基因型，則還處在倫理的禁區。
實際上，科學家們已經編輯了大量其他生物的胚胎基因，所以基因編輯人體胚胎，在技術上其實已經不存在問題了。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南方科技大學原副教授賀建奎，就是因為違規對人體胚胎進行了基因編輯，誕下了兩名女嬰，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嚴厲批評和反對，他本人也因此獲刑入獄。
目前，社會各界都一致同意禁止基因編輯人類胚胎細胞，主要是因為還有大量倫理問題沒有被解決。首先，如果我們真的對人類胚胎細胞進行基因編輯，那麼，人們肯定就不滿足於僅僅把有害的基因改變成正常基因，而會進一步想把它變成更優秀的基因。所以，不管一開始人與人之間的基因差距有多小，能負擔得起基因改造的富裕階層，肯定會讓自己的後代擁有更優秀的基因，這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階層固化和基因固化，未來的有錢人會活得更長，體能更好，大腦更聰明。
如果這種改變持續的時間足夠長，那富人和窮人還是同一種生物嗎？
人為的、針對人體的基因編輯勢不可擋答案估計會令人不快，因為事實上，基因編輯人類胚胎細胞是肯定會發生的，問題只在於何時發生，還有如何發生？
可惜的是，這僅僅是個假象。
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判斷出，當下如果對人類胚胎細胞的基因編輯尚未展開，只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就是已經進行了，但被嚴格保密而已；其二就是，可靠性還不高，富人並不願意當下去承擔這個風險。而事實上，可能兩者同時在發生。
也就是說，阻擋富人去編輯基因的原因，並非是社會倫理問題，而是技術可靠性問題。一旦技術取得突破，準確性達到100%，那麼倫理問題一定是會靠邊站的。
然而技術突破，根本就不是難事，當下的基因編輯技術，已經成為工程學問題，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步，絕對沒問題肯定是個理想狀態，但是達到可以應用的程度，是顯而易見能很快做到的。
不出意料的話，基因改造將會向如下方向發展：
活得更久更聰明的大腦身材與外貌更美更強的耐力值和體力……如果這些改變真的出現，人和人之間是否還有公平可言？體育競技是否還能開展？不進行基因改造的人，還有沒有社會競爭力？少數基因群體會不會受到歧視？人類生理和文化的多元化，又是否會受到挑戰呢？
或許這些問題的答案早已不再重要，因為整個社會的話語權、整個世界的統治權，早已經落入富人的具有高貴基因的後代手中了。
尾聲想用一句話，結束今天的話題——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哪有想清楚了之後，才往前發展的呢？